“西方”无疑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与“东亚”、“中东”、“第三世界”等词语并列，成为观察、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的重要概念。当代意义上的“西方”通常指由西欧人建立的一组国家，包括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组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发达的经济，信奉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同时，这组国家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相互协商、共同行动，并结成了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同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通常采取与北约协调一致的安全政策，并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概言之，当代语境下的“西方”指的是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

这一共同体并非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冷战初期形成的。作为反映欧洲人世界观的重要概念，“西方”的含义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代，“西方”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罗马帝国的西部。基督教大分裂之后，“西方”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含义，指“拉丁罗马教会”，与“东方正教会”相对。殖民主义兴起后，与欧洲征服对象——“东方”相对的并不是“西方”，而是“欧洲”，白种人居住的欧洲被认为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优越于“野蛮”和“落后”的“东方”，因此有权对“东方”进行“教化”和殖民。19世纪中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用“西方”指称经历了启蒙与革命、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欧，“西方”开始被赋予文化与政治意涵。随着欧洲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俄罗斯人发明的“西方”这一概念在19世纪晚期逐渐取代“欧洲”，被西欧人所接受，成为界定和描述西欧诸国文化与政治身份的核心术语。直到一战前，“西方”仅是指西欧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甚至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数美国人仍然把美国与欧洲对立，坚信“美国例外”，主张孤立主义。德国更是英法的宿敌，并相信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直到二战后，美国和德国才最终加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其标志是以北约为支柱的大西洋同盟的形成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在“西方”含义演变和当代意义上的“西方”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加入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传统的研究主要从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理解美国加入“西方”、构建大西洋同盟的过程，把美国放弃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加入欧洲力量结构和组建北约视为对苏联威胁的反应和冷战背景下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充分。因为按照地缘政治逻辑，苏联毕竟与美国相距遥远，对欧洲的威胁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也曾出现希特勒威胁整个西欧的局面，当时美国却拒绝干预欧洲的局势。二战后的苏联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但美国可以采取在国内清剿共产党同情者、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把共产主义挡在国门之外的政策，或采取“离岸平衡”的战略，而不必通过与欧洲结盟、在欧洲驻扎常备军的方式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在一战后正是这样做的。按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释，随着苏联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威胁和意识形态对手的消失，大西洋同盟应该解体，一些学者在冷战终结时也是这样预测的。但北约不仅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至今也没有解散的迹象。这表明单纯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来理解大西洋同盟的形成是不够的。实际上，纯粹的地缘政治算计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无法在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年间说服天然具有孤立主义倾向、长期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美国民众支持美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西欧诸国的重任，毕竟共产主义已经存在多年，苏联的威胁也并非迫在眉睫。

因此，还需要从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加入“西方”的问题。实际上，北约成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认识到美国与西欧各国是具有共同文明传统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而这种认知是自一战以来美国精英重塑美国的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结果。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能够突破民众孤立主义思想的束缚、同西欧结成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正是这种重塑逐渐改变了美国人对美欧之间文化与利益关系的理解，并为冷战初期美国构建大西洋同盟打造了情感和心理基础。

“西方文明”的发明与美国文化身份的重塑

从美国卷入一战开始，美国建国初期发展起来的例外论和大陆主义逐渐遭遇到挑战。以边疆理论为代表的美国例外论否定美欧之间的制度与文化联系，把美利坚文明视为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但是，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存在一个由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西方文明”、美国和西欧同属于“西方文明”的观念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证自明的常识，美国的文化身份被彻底重塑。

“西方文明”这一概念是由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在19世纪中期关于俄罗斯国家特性和身份的争论中，一派主张俄罗斯应该向英法等西欧国家学习，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实现俄罗斯的富强，这些人被称为“西化派”；另一派反对俄罗斯向“西方”学习，强调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西方”，即日耳曼-拉丁文明的对立面，这一派被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远离欧洲，保持斯拉夫文明的本质；西化派认为俄罗斯应该加入欧洲，即“西方”。受这场争论的影响，关于“西方”的观念被逐渐建构出来。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区分越来越流行，以白种人和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概念逐渐被“西方文明”概念所取代，“欧洲”逐渐成为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

当“西方文明”的概念于19世纪中晚期在欧洲流行的时候，美国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建国以来，美国在制度和文化上长期把欧洲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强调美利坚文明的本土性、独特性和优越性。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事态使美国人逐渐意识到美欧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同源性和相似性，开始把美利坚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美欧对立的思维方式逐渐瓦解。这些事态包括：大西洋两岸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英法两国的民主化导致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制度逐渐趋同，一战、大萧条和二战展示了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相互依赖和安全利益的一致，美国与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接触（包括非欧裔移民进入美国）凸显了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共同性。特别是一战成为美国重塑其文化身份的起点。

一战期间美、英、法三国协同作战的经历不仅使美国人意识到三国利益和制度的一致性，而且战时美国政府也有意强调三国共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传统，以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以及巩固战时团结。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把与德国的战争描绘成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都宣称美国和协约国是在为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而战。英法也把这场战争描绘成民主、自由和进步的西方与军国主义、独裁、反动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这成为美国和协约国解释一战起源和协约国战争目标的标准图式。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主、进步和资本主义被“发明”为英、法、美的共同传统，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被重新阐释，美利坚文明不再是对欧洲历史和传统的背离，而是发源于西欧的“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和最新阶段。英美主导的盟国在解释二战起源和性质时大体也使用这一话语。因此有学者把这种解释称为“协约（盟）国历史解释图式”。

集中体现这一历史解释的是战时和战后在美国精英大学广泛开设的讲授西方文明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回忆说，20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关于西方文明史的课程充斥在美国大学课堂，其根本思想是“无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摸索前行，不断趋近真理与自由，它们体现在现代科学和美国风格的民主之中。……有意义的历史……是理性和自由进步的记录，而其发生地先是希腊、罗马、西欧，然后是美国”。在麦克尼尔看来，“西方文明”课程“奠定了美国两代大学生和统治精英的思想基础”，“美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是这些学生在西方文明课程的教室里所听到的、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在课程作业和考试中用他们自己语言所表达的西方”。

“西方文明”概念和关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叙事无疑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视野，告诉美国人从哪里来，他们是谁，要到哪里去，塑造了美国精英的身份意识和世界观：美国和欧洲同属于西方文明，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和最新代表。用亨利·卢斯的话说，美国是“西方文明所有伟大原则的继承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义、对真理的热爱和博爱的理想”。不仅如此，根据这一叙事，美国还是西方文明的领导者，如李普曼所言，“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力量已经跨过了大西洋，曾经作为欧洲边疆殖民地的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在下一代就更加确定无疑地成为西方的地理、经济和政治中心”。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西方文明”概念的绝大部分要素都被构建出来并被广泛接受。“西方文明”被追溯到古希腊，经历了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抵御集权主义的进攻，并在美国发展到顶峰；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美国成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最新代表；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基督教和启蒙思想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来源；西方文明的历史是自由不断扩展、民主逐渐成长和科技持续进步的历史，其核心价值包括理性、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宗教宽容。

毫无疑问，这一关于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忽视或有意漏掉了欧美历史上与自由和民主成长不一致、甚至相对立的史实和观念（包括阶级压迫、殖民掠夺、宗教迫害和种族清洗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或者把这些史实和观念视为对西方正常历史轨道的偏离。

概言之，“西方文明”成为二战后美国思考自身历史地位和国家特性的基本概念以及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的主要透镜。在19世纪，欧洲是移民逃离和美国极力躲避的地方，美国是“新迦南”。在一战时期，欧洲是美国拯救的对象，美国是“新耶路撒冷”。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欧洲变成了“新希腊”，美国成了“新罗马”，是欧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最新发展，欧洲与美国不再对立，而成为西方文明谱系的不同阶段。欧洲被认为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具有极大的意义，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与美国地缘政治身份的转变

一战不仅导致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观念变化的起点。战争凸显了北大西洋地区对美国安全与利益的重要性，美国一些战略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西欧的关系以及大西洋对美国的意义，提出与大陆主义截然不同的关于美国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色的新叙事——大西洋主义，其核心是对“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

“大西洋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1917年2月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提出“在大西洋两岸已经形成把西方世界联结在一起的深度利益之网，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整个美洲就其最深刻的需要和最深远的目标而言，大体上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即“大西洋共同体”，而美国是这一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已经威胁了这一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海上通道，美国不能继续“袖手旁观”，而应该为这一共同体的安全而战。李普曼还把保卫大西洋共同体与保卫西方文明联系起来，称德国“针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是对一个文明的战争，而我们是这一文明的一部分”。

李普曼提出的大西洋主义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涵，“大西洋共同体”成为新发明的重要地缘政治概念。这一概念融合了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要素，把美欧之间文化相似性与利益的一致性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概念，美国的安全开始与欧洲的均势挂钩，而这种挂钩恰恰是美国自建国后一直极力避免的。

不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不热衷明显带有传统欧洲地缘政治色彩的大西洋主义，威尔逊信奉的是自由国际主义或普世主义。但是，随着欧洲战争阴云的加深，一些美国人又回到1917年，认识到美国与西欧联合的必要性。《纽约时报》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于1939年出版《现在就联合》一书，建议大西洋沿岸的15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根据美国的联邦制原则，建立一个大西洋联邦，以阻止希特勒的扩张。

二战爆发后，法国的投降和德国对英国的进攻进一步复活了“大西洋共同体”的理念。1941年4月，李普曼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大西洋和美国》一文，重新强调大西洋对美国的意义。李普曼提出，“在自由政府的海权保护下，大西洋两岸和水域一直是人类自由的地理中心”，能否控制大西洋“对美国和整个西半球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防止具有扩张和征服野心的强国控制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大陆从而威胁大西洋的安全“一直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未来扮演古典时代的罗马和现代的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即“通过赋予未来世界以法律之下的秩序来为我们自己赢得伟大的和平”。

反映美国东北部外交精英思想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持类似的立场。该会主席弗朗西斯·米勒在1941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撰文，号召美国放弃过时的“半球主义”，重视大西洋，以大西洋而不是以北美大陆为中心来思考美国的战略地位。

英美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后，《外交》季刊发表评论称宪章的内容不过是对国际关系中民主信念的重申，并不新鲜，“其真正意义在于签署者的身份和签署的地点”，“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戏剧性地证明了在两个国家公众的思想中大西洋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西洋不再是障碍、护城河、鸿沟，它是高速通道，是交汇之地，是共同的通衢大道”。

美国卷入二战后，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二战前美国使用的是墨卡托坐标地图，美国被置于中间，两边是大洋，这种地图夸大了大洋的宽度，强化了美国地理孤立的想象。美国参战后，墨卡托坐标地图被放弃，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从新角度重新绘制地图，新地图将大西洋置于中间，从直观的形象看，大西洋从美国的“护城河”变成了欧美之间的“内海”。美国政府在战时大量分发新地图，新地图出现在《时代》《生活》《财富》《外交》《新共和》《国家地理协会杂志》等当时的主要杂志上。罗斯福在1942年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号召美国人重新看地图，称大西洋两岸是一个整体。上千万美国民众聆听了罗斯福的谈话，开始使用国家地理协会的新地图。新地图重塑了大西洋与美国的地理关系，导致大西洋共同体作为一个真实的地理实体在美国人脑海中开始浮现。

李普曼等大西洋主义者在战后发展了大西洋共同体的观念，把“大西洋共同体”这一地缘政治想象建立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西方文明”概念之上，大西洋共同体成员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且被认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制度和命运。李普曼这样说道：“美国的天然盟友是大西洋共同体国家，也就是西欧和美洲各国。大西洋和作为大西洋臂膀的地中海把它们联结在一个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在大西洋共同体毫无争议的成员国家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的基础是这些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位置、共同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制度，这些制度在各国之间会有变化和差异，但却有共同的起源并被大体相同的历史经历所塑造。”

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卡尔顿·海斯也呼应李普曼的思想，称美国是“大西洋共同体和作为这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欧洲文明的共同后代和培育者，未来很可能是领导者”。

大体说来，美国参与一战和二战推动了国内精英重新规划美国的地理空间，重新界定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发明新的地缘政治叙事，并因此激发了对美利坚共同体的新想象。地理和空间叙事同历史和时间叙事一样，都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其作用在于识别疆界、塑造公众的世界观、培育共同体的身份。如果说“西方文明”概念的发明把美国视为自由演进的终点和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从而在时间坐标中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话，“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则把美国界定为跨大西洋空间的重要成员，通过拓展美国的地理空间重塑了美国的地缘政治身份。于是，大西洋两岸异质、多样、历史上曾彼此猜忌和仇恨的国家，被想象成具有亲密关系和兄弟情义的伙伴，欧洲列强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和西半球的威胁，相反，成为美国的安全盟友，美国的安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西半球，而是整个大西洋世界，和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边界高度重合。美国政治领导人开始频繁使用“大西洋共同体”概念来描述美欧关系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结论

“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发明和传播重塑了美国人对自身历史地位、文化特性和地缘政治身份的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美欧关系的看法，标志着新旧大陆对立观念的终结。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巨大转变，包括提供援助促进欧洲的复兴以及承担保卫欧洲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对美欧关系的认知发生转变的基础上的。战后美欧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遏制战略的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北约的建立——都被描绘成是挽救和保卫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努力，苏联的威胁不仅是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威胁，更是对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威胁，“西方文明”叙事和“大西洋共同体”想象成为大西洋同盟得以建立的重要话语资源。

由此，著名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评论说，西方文明叙事讲述的是“自由世界的前史”。这一“前史”是北约得以诞生的条件。没有20世纪初期以来，特别是一战后美国精英对美国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新阐释，没有关于“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北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总之，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发端于19世纪中期，而意识形态和安全意义上的“西方”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最终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发挥了枢纽和关键的作用。通过发明和传播“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话语，原本相互隔离和对立的北美与西欧被置于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拥有共同的利益、文化遗产和价值观，新的美欧关系和对欧政策被合法化，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安全共同体的大西洋联盟得以建立，一个新“西方”被构建出来。没有美国文化身份和地缘政治身份的转换和重塑，美国民众不可能全力支持美国加入“西方”，与欧洲结成长期的军事与政治同盟。此后，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成为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直至今天。

这一过程反映出美国思考和处理对外关系的独特方式：通过阐述美国的国家特性、文化传统和国际地位来表达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以及推销外交政策，即通过身份构建提出国家战略。由于美国社会的高度多元化和外交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在不存在直接而重大国家安全威胁情况下，仅仅诉诸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话语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国会和总统之间就对外战略达成一致，而国会和民众的支持是任何对外政策和战略得到持续贯彻的前提。因此，美国领导人常常通过大谈美国的国家特性、价值观和理想，即通过阐释和塑造美国的国家身份来推销外交政策主张，将政策和战略包裹在理想主义辞令和对美国传统的阐释中以凝聚共识和赢得支持。本文所讨论的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折，特别是对欧政策的转折就是典型。通过重塑美国的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美国实现了自我认知和国际观念的转变，成功地加入欧洲的力量结构中去，与欧洲结成安全共同体，最终导致当代意义上的“西方”的形成。美国重塑自己文化和地缘政治身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理解美欧关系和提出新的对欧战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和“西方”的形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产物，更是话语建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