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未君

关于张寿臣去世的具体年份，目前并无明确说法。《铜匣古韵》（周继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中，有《刻铜亚圣张寿臣》一节，给出了大约的年份：

张寿臣（亦作丞），生于1895年前后，卒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享年40余岁。

张寿臣系同古堂主张樾丞之堂弟，大部分时间跟随张樾丞先生在同古堂刻铜。……约20世纪30年代末期（最早在1935年后，因为《北平旅行指南》1935年出版时尚称寿臣为“平市刻铜专家”），寿臣赴南京以图发展，但未几即殁于南京……

2017年泰和嘉成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古籍善本·金石碑版”专场上，有纸本经折装《瘦梅契简》一册（LOT2573，尺寸30×20.5厘米，起拍价25万元，成交价为35.65万元），是张志鱼所存自刻扇骨拓片和花笺设计稿等物的帖裱本，其中有扇骨墨拓160余对、花笺纸设计稿16种，卷前并有张志渔题跋一页及朱友麐致张志鱼书信一页。

《瘦梅契简》（图1）中的“瘦梅”，指张志鱼。张志鱼（1893—1961），又作志渔、志愚，字瘦梅，号通玄，别署寄斯盦，宛平（今北京市）人。善书画、治印，精于竹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志鱼在北方艺坛已有较大影响。时人将张寿丞刻铜、朱友麟刻瓷和张志鱼刻竹誉为“琉璃厂三绝”。1947年仲秋，张志鱼举家南迁，在上海度过了最后的艺术生涯，于1961年去世。

这件拍品颇能引起我们特别的兴趣，除了海量扇拓精美稀见，还因为其中有关于张寿臣卒年的重要信息，出自拍品卷前的张志渔题跋（图2）：

《右扇两柄见旧京文物略》

一九五九年冬，在四马路古籍书店见有此书，系一九三五年出版，故宫印刷所承印，铜版纸很好。因故宫引起我故乡之思，取出观之，内附此扇，真是意想不到之事。题为张志愚刻竹。定价十五元。无力购之。回寓搜寻，居然得到，喜极，暂附此，他日装裱。

又有朱友麟刻瓷两件。惜无张寿丞刻铜，所印几种铜器刻件俱列同古堂出品。回忆一九二一年北京琉璃厂有三绝之称。三绝者，友麟刻瓷、鱼刻竹、寿丞刻铜。寿丞一九三二年故于南京，今朱友麟已七十七岁，只剩三绝之二矣。

一九五九年冬十月十九日记于沪上  北京张志鱼

跋中“此书”指《旧都文物略》（1935年，汤用彬等编，故宫印刷所承印）（“旧都”跋题写作“旧京”）。“内附此扇”的此扇，即张志鱼所刻两组扇拓的图片。因为张志鱼题跋位置在这两组扇拓（原拓）的左侧，故有此说。

这则题跋行文质朴，感情真挚，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睹物思人、怀念故旧、感怀身世的复杂情感。作为纯文本欣赏，也可見当时艺人文采之一斑。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跋文所涉及的史实。要理解此跋的写作背景，当代学者有《寄斯盦主张志鱼》一文（作者张炜羽，载《海上印社》2017年10月第三期）值得参考：

建国后因传统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烟消云散，张志鱼与许多海上印人一样，经济拮据，生活每况愈下。至1953年6月，为了落实中央“敬老崇文”的精神，解决本地年迈且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生活问题，上海成立了文史研究馆。鉴于张志鱼在竹刻与篆刻领域的成就，7月聘其为文史馆馆员，入馆编号51，是最早受聘的馆员之一。然而在当时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张志鱼因有北洋军阀时期从政的历史问题，入馆一年后即被囚拘，以致妻女离散，三年后出狱，虽恢复馆员待遇，但身心受到摧残，郁悒苦闷，1961年11月于上海悄然离世。

这段跋文写于1959年10月9日，当时张志鱼出狱后不久，精神苦闷，晚景凄凉。故见有刊有自己作品的旧书《旧都文物略》，不忍释手却“无力购之”。书定价15元，以1959年的收入水平应该不算低，约是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老人已无力购之。

“取出观之，内附此扇，真是意想不到之事。”这是否是说，《旧都文物略》刊登作品，作者本人并不知道？“惜无张寿丞刻铜，所印几种铜器刻件俱列同古堂出品。”《旧都文物略》书中第十一章《技艺略》中有《镌刻》一节，谈到刻竹时提及了张志鱼，并附有图片（图3），图片的标注文字为“张志愚阳文皮雕沙地扇骨”和“张志愚双刀深刻扇骨”，即是张题跋中所谓“题为张志愚刻竹”;在刻瓷中提到了朱友麟，并附有朱友麟瓷刻作品为插图，图片标注文字为“朱友麟刻磁之一、之二”;在刻铜中附有插图铜刻拓片三枚（图4、5、6，书画作者分别是姚华、陈师曾和徐燕孙），图片的标注文字为“同古堂刻铜之一、之二、之三”，即是张的题跋中所谓“惜无张寿丞刻铜。所印几种铜器刻件俱列同古堂出品。”

“寿丞一九三二年故于南京”。这是关于张寿丞卒年的重要的新资料，且出自张志鱼亲笔书跋，颇可重视。

《旧都文物略》出版于1935年。原书已不易得见，笔者手中的是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根据原书影印的版本。刻铜一节的文字为：

刻铜  同光间有陈寅生刻墨盒镇纸之属，使刀如笔，入铜极深，而底如仰瓦。陈擅书画，自写自刻，故精妙入神。近有张寿丞亦工刻铜，则专刻名人书画。其兄樾丞设肆琉璃厂曰同古堂，匠徒数人，刻手均善。

这里的行文提到张寿丞，也给人以张寿丞仍然在世的印象。《旧都文物略》的编者深知“导游之作不难于博采而难于征实”（汤用彬语），在该书后记中称对所编内容尽量加以考证，但难保百密不有一疏。从张志鱼题跋中所言“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可知当时编辑此书所用未必都是第一手材料。

卷前另有朱友麟（1883-1964）致张志渔书信一页（图7），毛笔书写于普通信纸，已残破并后期托裱。信中信息丰富，特别提到了“海王三绝没一角”，指的是张寿丞的英年早逝，但并未提及具体年份。该信内容前半部分为一首诗，后面内容也颇为可读，节略释文为：

多年故友老通玄，廿载别来转瞬间。近接君函如获宝，尚希音闻频往还。海王三绝没一角，只余你我衰残年。有机若能得相见，真似重结再世缘。

余今已七十有六，想君已年近古稀，我辈若大年龄，而能逢此盛世，实乃荣幸之至。……我现在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之一，每月薪金一百三十元，生活方面甚舒适，贱体亦粗康，请勿念。专此，祝你健康。此覆

志鱼老弟鉴

小兄朱友麟顿首

信上没有日期，应该是1959年冬朱友麟给张志鱼的回信。想是张志鱼见到《旧都文物略》后，思念老友，辗转找来地址给朱友麟写了信，朱友麟很快回了信，后来在粘裱成册时，将此信贴裱。

在近代刻铜史的考据中，我们使用材料的排序大致是实物、文献、访谈和推断。实物是第一位的。推论或猜测是最末位的。对于文献，还要区别对待。当事人的回忆和别人转述的当事人的回忆（访谈类）有很大的不同。这则张志鱼的亲笔题跋，是大开门的真品无疑。张志鱼根据实物回忆往事，写成文字，其可信度是相当高的。“惜无张寿丞刻铜，所印几种铜器刻件俱列同古堂出品。”张志鱼“取出观之”，读得很仔细，看出了自己的萐拓标注为“张志愚”，刻瓷图片标注为“朱友麟”，而刻铜拓片图标注并不是“张寿丞”，而是“同古堂出品”，均可说明他思维缜密、记忆清晰，“寿丞一九三二年故于南京”，显然是他记忆中深刻的事件，不致于误记。

张寿丞刻铜实物（含图片、拓片等）多有存世。笔者掌握资料有限，粗粗比对，有张寿丞刻款和明确纪年的，大约不早于1913年，不晚于1932年。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精品铜刻，同古堂风格的、张樾丞的刻款又多了起来。张寿丞专攻刻铜后，张樾丞多致力于篆刻（印章），但始终没有放弃刻铜，张寿丞死后，遇有重要的亲笔书画铜，还是要张樾丞亲自操刀的。

考证如同探案，靠证据说话，孤证不立。关于张寿丞的卒年，“寿丞一九三二年故于南京”的说法，很值得重视，但还需要补充证据。希望有更多的材料出现，包括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形以及生病和去世的具体日期和细节。让我们期待着张寿丞卒年之谜真正揭开的那一天。

（图片说明：图1、图2、图7为菊逸山房提供，在此鸣谢。其余均见《旧都文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