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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家庭中的二战遗物

2019-11-15 03:44:48 《海外文摘》 2019年11期

乌韦·布斯、约赫恩-马尔汀·古驰等

| 战时玩具 |

米夏尔·拉尔德施耐德,58岁,慕尼黑IT安全专家

孩提时的父亲用胶合板、废弃铁皮和布料鼓捣出了他在战争时代看到的东西:约30辆车,包括救护车和邮车、轨道上的货运火车,还有履带汽车和反坦克炮。如今父亲已过世,这些玩具躺在我家地下室。至今我仍对一个孩子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感到吃惊。

希特勒统治时期,我的爷爷在西门子建设部门做工程师。从图中的这个玩具,可以看出父亲在建造方面的天赋。战后他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工程师,在德国建造了很多桥梁和街道。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技术人员,喜爱轨道,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会记录下家里的每项收支,比如“1978年6月20日,购入一个灯泡,62芬尼”。他去世后,我找到了成堆的这类文件,全部手写。

孩提时的他肯定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在我成年很久后,他告诉我,我小时候很爱哭,有时他会因此把我甩到墙上。他常因小事发怒,我很怕他,在我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这种恐惧仍然如影随形,或者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他去世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不想变成他那樣。我毁掉了他留下的笔记,却不想丢掉这个玩具。但我也不想保留它,然而至今没人想收到一件这样的礼物。

| 应急储备 |

芭芭拉·施摩尔特兹克,90岁,现居伯布林根,心理学家

我的父亲是个收藏家,动手能力也超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顺利熬过战争时代。我还记得1945年冬天他如何将一整个小哨所变成了木柴。图中的这个弹药箱也是他设法弄到的,如今被我们用来装擦鞋工具,放在一个饼干罐旁边。饼干罐中装的是细绳。战时,还是孩子的我会解开——从不剪开——系在包裹上的细绳,也会将包装纸折叠起来收好。

战争始于我十岁生日的第二天。一次空袭中,我的卡尔·迈作品集被烧毁了。我还留着一本有我笔记的1945年日历,上面连续25天标有“空袭警报”字样。我记得我们从无安宁,不断去往地下室避难。

我们三姐妹现在都还活着,每人都从战时带了点怪癖到现在的生活中,比如我至今无法坐在电影院的中间位置。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受到了创伤,我更愿意称之为“经历”。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你需要作好应急准备。我们姐妹至今仍在地下室放置应急储备,因此被认为很奇怪,毕竟如今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时买到。更加奇怪的是,我的女儿们也是这样做的——准备至少够生活四周的储备,放在密封大口玻璃瓶里。

你还可以从衣柜中衣架的相同朝向来辨认出那些战时的孩子,因为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迅速拿出全部衣服。那时的我们总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放学路上想着房子是不是还在,由于有部分犹太血统而总担心被告发。我们几乎出于本能就知道不能和别人谈论所有事情,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太露锋芒。我想比起对炸弹的恐惧,这一点更加深入我的骨血。

| 裙褶中的刀 |

安德莉亚·迪科尔,59岁,巴特施瓦陶银行职员

2004年,我的母亲因帕金森去世后,我又在刀具抽屉里看到了这把刀。母亲告诉我,1945年春,在她16岁时,她的母亲将弟弟赫尔穆特和鲁迪交到她手里,此外还有家人的照片和这把刀。然后他们就被士兵分开了。

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步行到了格丁尼亚,然后乘上开往哥本哈根的“蒙特·罗萨”号医疗船。他们在一家丹麦难民营生活了四年。她一个年轻姑娘整天和一群士兵相处,我无法想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也从未告诉我。她只和我说,那把刀一直被她藏在裙褶中。

50年代初她搬到吕贝克,和我的父亲结了婚,他是一个装配工。我还记得那些晚上,我坐在客厅读书,母亲在厨房边洗碗边歌唱:“飞吧,金龟子!父亲上了战场,母亲在波莫瑞(编者注:曾属德国,现大部分位于波兰),波莫瑞被烧毁了。”

她常轻声唱这首歌。那时她已不再随身携带这把刀,而是将它放在抽屉中,也常用它切东西。

母亲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总将一个装有干净内衣和一件裙子的小箱子置于床下,以防突然需要去医院。她有偏头痛,总做噩梦,却不会因此去看医生。她常骂骂咧咧,从未拥我入怀,但也从没打过我。

她很少和我谈起战争。刚开始她说:“你还小。”后来又说:“无需经历这些,你就庆幸吧!”但她的谨小慎微也影响到了我。我很早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母亲的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比如“这件裙子太短了”或者“邻居到底怎么想的?”

这样说我很难过,但确实是直到她去世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我把这把刀保存了起来,现在它躺在我的刀具抽屉里。

| 莫谢克蛋糕 |

克里斯提安娜·亨瑟尔,54岁,比勒费尔德养老护理员

我的父亲是个壁炉工,一直希望有个女儿。我的母亲怀上我时,他说:“如果是个女孩,我就不会再打你了。”然而他还是继续打她。他自己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不知该如何做一名父亲。

1945年1月,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一起逃离西普鲁士。她们本想搭上一艘保护难民的纳粹船,但是由于当时的大雪,她们错过了登船时间。不久,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击沉了这艘船,造成9000多人死亡。母亲说,去往柏林的途中,一路都能看到被俄国人挂在树上的德国人尸体。她也看到了俄国人劫掠村子、抢走女孩的过程。后来,母亲逃往丹麦,进入难民营,后又到波鸿和家人会和,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母都嗜酒如命,战争毁掉了他们。我最初和祖母一起生活,17岁时搬了出去,18岁时我也成了母亲。

这个蛋糕模型是铁铸的,很重。它源自我的外婆,已有90年历史,母亲在逃亡中一直带着它。我们一家用它做大理石蛋糕,并称之为“莫谢克蛋糕”,莫谢克是母亲的昵称。

| 儿童节目时间 |

科琳娜·布施,50岁,巴黎作家

2006年,在去世的母亲留给我的棕色文件夹中,我看到了外公的这张工作证。从1938年到二战结束,外公都在维也纳为国家广播公司工作。在儿童节目时间,他还会用低沉的嗓音朗读童话。

我的母亲患有抑郁症,她认为是偏头痛引发的。她一直坚持为我洗头,从不让我自己洗,有次还把滚烫的水浇到了我的头上,之后说是出于疏忽。我的父亲是个酒鬼,18岁就成了孤儿,常常讲起他战时偷土豆填肚子的故事,然后总不忘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有多好。

十多年过去了,我才得出结论:和这样的父母一起生活,我就没法真正开心。去年底,我带着自己的猫和两个箱子搬到巴黎,也许明年我会去罗马?我总是清楚记得外公的这张工作证在哪儿,哪怕是在大搬家的混亂中。它总是提醒我自己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烙印 |

克尔杜拉·赫尔-伊本瑙,61岁,佩特尔斯哈根社工

我的祖父在监禁期间雕刻了一个木匣,刻下他所待过的监狱站点,五个地名,一共三年。如今这个木匣被我放在客厅里。

一战时,祖父在佛兰德参战,右手食指被击中,最后带着颈部弹片回了家。他通过手术取出了一个大弹片,其他小弹片则进入他的身体循环。有时他隔着皮肤摸到一个,就把它挖出来。所以可以说,战争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很严苛,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我。我现已成年的儿子九岁时,我们在波罗的海度假,骑自行车观光,儿子摔倒后撞伤双膝,大哭起来。我们离露营地还有五公里远,那时又没有手机。我没有安抚他,而是对他说,如果不继续往前骑,我就把他交给陌生人。虽然我只这样做了一次,后来却一再想起这件事。

有段时间,我在堵车时总会陷入恐慌。我并没有在逃亡,也没有人朝我射击,只是德国高速公路上一次普通的堵车,却让我的心跳快得可怕。

战争的回声就像这样响彻在几代人的心头。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