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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银翼杀手》中被商品化的女性身份

2019-11-15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电影文学 2019年8期
关键词:佐拉银翼瑞秋

王 玮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银翼杀手》作为一部经典科幻影片,在诸多方面都独树一帜。影片虽然以“侦探追凶”为整体的叙事引子,但影片叙事的聚焦点并不在这一充满戏剧张力的情节上;恰恰相反,影片尝试借助主角对复制人身份的发问与自身的审思、主角与复制人之间的数度交手,被视作工具的复制人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境遇与自身价值的思考,提出了相当宏大的哲学议题。

《银翼杀手》影片拍摄于1982年,作为一部赛博朋克作品,影片中布满了阴湿寒冷的氛围,不论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是在高楼大厦掩映下戴着草帽的平民,无一不充斥着荒谬感和虚无感,而这种“高科技,低生活”的直观描绘,也暗示了影片相对冷峻的剧情内容。男主角里克·德卡德是一名侦探,被指派调查一桩复制人杀人案,对德卡德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进行“退役”的工作了,在执行工作前,他被邀请参与泰瑞尔公司的图灵实验,以证明自己识别复制人的能力;而另一边,在城中肆意杀人的则是泰瑞尔公司研发的复制人,他们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从外太空的飞船叛逃至地球。

影片始终围绕德卡德追寻城内谋杀案和复制人行踪的线索进行,但并不局限于这种猫抓老鼠的传统叙事,而是尝试通过一系列的问答、象征与借喻表达一种基于传统朴素逻辑叙事之外的,更为形而上的内容,即人的定义、生命的定义[1]、神的定义。影片中出现的三个女性角色,在身份安排和演员选取上相当脸谱化,但这并不损毁影片中女性的复杂身份内涵;相反,影片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与人物关系,基本暗合了人类和复制人的关系,成了影片庞大的意象象征的一环,对影片的最终艺术效果形成了补足。因此,研究从《银翼杀手》中女性角色的身份意义出发,探究影片的深层内核和艺术。

一、女性角色的三重刻板印象——圣女、妖女和木偶

在对影片中出现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注意的是《银翼杀手》不是一部围绕女性叙事的影片,因此影片中的女性并不承担主要的叙事功能。《银翼杀手》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女性角色,分别是瑞秋、普瑞斯、佐拉。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复制人,但又由于她们的制造目的、人生际遇和叙事任务承担的内容不同,在角色命运表现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瑞秋是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女性复制人,她气质出众、才华横溢,并且对德卡德的“退役”工作表示相当怀疑。这种矜持、高傲、优雅的角色设定使得她一出场就充满着“神性”光辉。特别是在瑞秋询问德卡德有没有可能因为识别错误,“退役”人类时,德卡德的轻蔑一瞥与瑞秋认真追问的态度相映成趣。在瑞秋出现的前半段叙事铺垫中,观众很快就能从暗示中了解到,瑞秋不是真实的人类,而是复制人,但让瑞秋与人类如此类似、如此逼真的,则正是她对自己是复制人的身份一无所知的事实。这就形成了影片剧情层面的反讽,即仿真来自自以为真的信念,这一伏笔也埋到最后成为德卡德身份的暗示[2]。瑞秋这一角色在剧情推进上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但她作为德卡德内心世界转变的风向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论是质问德卡德是否错误地“退役”过人类,或是在德卡德家中钢琴前,对自己复制人身份的惊讶垂泪,她都展现了人类情感中高尚和真挚的一面。作为一个尼采口中的“永恒之女性”,她是德卡德行为蜕变的主要内在动力,因此可以总结说,瑞秋在《银翼杀手》中,承担的是“圣女”的形象与功能。

普瑞斯和瑞秋相比,差异巨大。瑞秋在道德问题上始终保持冷静自持的态度与普瑞斯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影片中普瑞斯的妆容阴翳凶狠,她既无所谓借助于人类的同情达到目的,又对自身的复制人身份有着高度接纳,获取泰瑞尔大楼进入权的过程中,她对杀人这一类行为有着高度冷静,甚至在罗伊明了续命无望后,冷静地说出了:“我们最终都会死的,不是吗?”这样的经典台词。对有利用价值的人类,则懂得稍加示好,以换取更高的回报。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片段化的展示,对人物性格特点的特写,一定程度上来说,普瑞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但那种艳异与诡异相结合的观感却将普瑞斯的性格特征尽数表达。在影片中普瑞斯和罗伊的设置应当是与正面角色瑞秋和德卡德相互映照的。普瑞斯与罗伊作为复制人的领导者,在对生命的态度上与德卡德和瑞秋的态度近乎相对,也正是这种充满着落差的身份设置,导致影片在后半段的道德叙事层面上布满冲突。

佐拉则是整部影片出场次数最少的女性角色,她作为复制人中的一员,被指派在歌舞厅表演蛇舞,探听人类追查叛逃复制人的情报。从影片不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佐拉的自我意识表现也非常低。从她对前来观看的人类男性的态度可知,她绝对不享受这一份依靠卖弄性感获得人类情报的工作,甚至在德卡德前来追查时,她立刻通过德卡德的态度获知他并不是一个例行询问的警察,而是专门追查复制人的侦探。面对德卡德的追捕,佐拉夺路而逃,最终被德卡德击毙在街角橱窗。对于佐拉死亡的一幕,影片的拍摄视角有着十分浓重的象征意味。作为复制人的佐拉被枪击后,倒在一个商店的橱窗里,周围同时伴随她倒下的还有一种服装模特假人,在宛如水晶和钻石的玻璃碎片中,佐拉在临死前流下了一滴泪。这种拍摄策略既提醒了观众复制人与假人之间的相似性(即身体来自人造),但佐拉的眼泪又揭示了拥有感情和自我意识的复制人与人类的相似性。

二、女性角色商品化身份的隐喻与叙事建构——赛博朋克对女性价值的展示与衡量

《银翼杀手》开启了赛博朋克的美学热潮。影片中表现出的人类在高科技社会下人性的压抑、自我选择的日益窄化,在今天依旧是许多科幻作品的母题。《银翼杀手》中对女性身份的设置与商品化的定位,一定程度上也是今日赛博朋克作品中的滥觞所在。

《银翼杀手》中的瑞秋、普瑞斯和佐拉,基本上涵盖了女性在世俗评价中的三种类型。人们歌颂如同瑞秋一样高雅、温柔、富有艺术感的“圣女”,对不循规蹈矩、剑走偏锋又颇有实力威胁的普瑞斯之流的“妖女”则抱有恶意与不解;而对诸如佐拉一样,缺少自我意识的功能性女性形象往往习惯性地也以功能态度面对她们[3]。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中,这三位女性都是以复制人的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出现并非来自和人类一样的“天生自然”,而是出自某种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尽管影片对女性角色着墨不多,但观众不难观察到她们都有着被人为设计、被人为选择、被动接受命运的特点。在瑞秋参与德卡德的图灵实验之前,她甚至连自己的身份是复制人也不曾知道,而普瑞斯和佐拉作为功能性的复制人,在被制造出实体之前,就已经被设定了参与外星殖民和提供人类消遣的命运。换言之,《银翼杀手》中的女性,实际上是被制造、被选择的结果,她们很大程度上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导权,这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影片借助复制人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潜在地暗示着弱势与强势的关系,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三、从性别隐喻到“人类”的定义——女性角色的身份处境与复制人命运的耦合

在《银翼杀手》中身份和角色的阶级有着很明确的划分,这一点从影片开始侦探德卡德在警长办公室承接复制人杀人案时,从警长的态度便略知一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森严,阶层与阶层之间不可以被冒渎。影片对这种森严的秩序,有着非常强烈的渲染和暗示。影片背景已经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了,然而在泰瑞尔公司如同金字塔一样的高楼大厦下,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贫民只吃得起路边摊。泰瑞尔公司的技术员“老周”和总裁泰瑞尔相比,两人身份处境都有天壤之别。影片毫不遮掩地在人类与复制人的关系上,附加了强势力与弱势力的隐形无声的对抗,而影片对女性的刻画与女性的态度,则从侧面暗示着复制人与人类、弱势力与强势力的关系。

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看到,瑞秋、普瑞斯和佐拉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的无力,特别是和罗伊等探索性、开发性复制人相比,女性复制人在人类社会被安置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功能,是陪伴、安抚、娱乐的功能。她们是主角性格刻画的附属品,命运也被其他人决定着。而复制人相对人类也是如此,影片中复制人被设定为出厂时毫无感情,但会随着与人类的互动频率的增长,逐渐产生情感意识,为此,他们被设定为只有几年寿命,用以避免复制人污染人类社会。复制人与人类对抗时,与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命运一致,是被单方面决定的结果。复制人在强调自己的权利时,先后被人类警探、德卡德和泰瑞尔嘲笑,仿佛他们已经被人类认定只是低劣的模仿者,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角料。

在身份问题上,无论是罗伊一类的激烈反抗者,还是德卡德一类的顺应社会的趋避者,直至影片结束,他们的复制人身份完全没有撼动人类体系的可能。这一点也与女性角色在影片中的遭遇一致,尽管她们可能作为影片的精神航标,引导主角发生心灵和精神上的升华变革,但她们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没有自主的可能性。换言之,女性角色成为复制人与人类关系的隐喻注脚,暗示着复制人和人类之间无法改变的隔膜。早在影片趋近尾声以前,佐拉和普瑞斯就已经在德卡德的追查中丧命,她们的荒凉解决暗示了德卡德与罗伊、罗伊与泰瑞尔、复制人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无解。

影片后半段,罗伊找到了复制人的制造者泰瑞尔,并且要挟泰瑞尔为其延长生命,泰瑞尔早知罗伊将会前来,但态度依旧十分轻蔑,并且坦承自己不会也无法帮助复制人延长生命,最终导致罗伊气愤之下,怒下杀手。在罗伊与泰瑞尔的对抗中,事实上暗示的是人类与造物主(神)的对抗,泰瑞尔是复制人的创造者,对罗伊等复制人来说,泰瑞尔就是神。然而神不尊重自己的造物、不愿意施以援手,对于人来说,神就已经失去其意义本身了。在整部影片的强弱对抗上,弱者从没有战胜强者,强弱对抗的解决始终分明。联系到影片拍摄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美国经济萧条,社会上女性意识抬头,女性的人身权利逐渐战胜宗教约束和男性规范,据此就不难看出影片自身的政治底色。影片中始终埋藏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的科幻小说原本之下的社会意识,伴随着影片中主角命运的变化,逐渐被诉说和阐释。影片中女性的命运,实则也是复制人的命运,而面对强大如泰瑞尔公司的强者来说,复制人的命运也等同于底层人类的命运。

从性别隐喻拓展到全体人类,女性角色的身份处境与复制人命运的耦合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微观化的展示,才从侧面刻画了更庞大的群体,更精妙地展现了在“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时代中,不同利益群体间剑拔弩张的身份关系与利益认知。《银翼杀手》结尾处,目睹了罗伊死亡的德卡德决定带着复制人女友瑞秋一起出逃,在离家时,他发现原先一直监督他的警探留下的一只折纸独角兽,德卡德醒悟,原来自己也是复制人中的一员,结尾处的翻转极其微妙地揭示了德卡德在追查复制人杀人案中身份位置微妙的变化,也向银幕之外的观众传递出了关于自身与时代关系的疑问——可以定义人类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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