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

中国新诗的产生已经有超过一百年历史， 新诗的传播也就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而新诗的选本及其“选学”， 也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之下， 也许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传播， 然而， 在现代技术条件与人文环境之下， 文学传播却成为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在超过一百年的新诗传播过程中， “新诗选本” 到底有哪些， 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 产生了什么意义? 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就是依托丰富多样的个人诗集和各式各样的诗歌选本， 其动力在于科举考试必然的诗赋内容与传统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 在中国形成了相当长远而深厚博大的诗教传统。 一般而言， 在近代以前， 中国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期刊， 当然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纸媒， 那么， 也就没有所谓文学作品的正式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 诗人们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作品， 只有依靠民间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递， 也许附着于某些书法作品， 也许就是个人诗集的他人刊行， 如苏轼诗集在生前就由朋友出资印行， 这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乌台诗案”。 然而，中国古代诗歌的传播， 最为重要的、 产生重大影响的， 还是选集或全书的编辑， 如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文选》 《全唐诗》 等大规模选本， 以及后来的《千家诗》 和《唐诗三百首》 之类的选本。在中国古代， 这样的著作多半是类书或全书， “四书五经” “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 之类的名著， 就是这样产生并形成起来的。 然而， 就诗人个人的力量与技术条件而言， 这样庞大的文学与学术工程， 在短时间内是难于完成的。 如果没有政府的提倡和众多人员的积极参与， 简直就只能是望洋兴叹， 而难于有所作为。

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 作为一种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新文体， 新诗为了流行与发展起来， 在1920 年前后， 就有了三个重要的选本： 《新诗集(第一集) 》 《分类白话诗选》 和《新诗年选》。 自此开始， 在每一个历史时段， 几乎都有新诗的选本问世， 有的还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 根据新诗产生一百年的历史事实， 不难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 新诗选本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不是太丰富了， 而是太单调了。 因此， 今天我们提出新诗的选本、 新诗的传播与接受， 及其与此相关的“选学” 问题， 并不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四个问题：一、 现有的新诗选本存在什么问题? 二、 未来的新诗选本当如何进行? 三、 什么样的新诗选本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四、 新诗的编选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吗? 以下试作展开分析与深入讨论。

1. 现有的新诗选本存在什么问题?

在一百年以来的中国诗坛上， 虽然已经有了许多新诗选本，却并没有完全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我们现有的新诗选本，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种类型： 第一， 年度选本。 如最早的《新诗年选》， 自1980 年代开始，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所出的一年一度选本中的新诗选本。 这种所谓的“年选”， 是包括了文学创作的所有重要文体， 如小说、 戏剧、散文、 翻译、 文论等， 只是其中包括了一本新诗。 笔者没有编过“新诗年选”， 但编选过三年的《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虽然先驱者们很早就开创了“新诗年选” 的传统， 然而在1920 年代、 1930 年代直到1950 年代， 由于中国处于战乱年代， 这样的“年选” 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到了1980 年代特别是1990 年代， 由于人们阅读兴趣的需要和商业利益的驱使， 才重新恢复了这样的传统。 最近二十年来， 具有相当影响的新诗年选， 一般认为有这样三套： 一是原《人民文学》 主编韩作荣主编、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年度文学作品选的“诗选”，一是《作品》 原主编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 一是由中国作家协会霍俊明主编的中国年度文学作品中的“诗选”。 这三种“年度诗选”， 几乎都坚持了十年以上， 有的达到了二十年时间，为中国新诗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分可喜的是， 《中国诗歌》 编辑部自2018 年开始， 每一年编选六本年选， 分别涉及了“新发现” “年度诗歌精选” “年度诗歌理论选” “年度实力诗人诗选” “年度女性诗人诗选” 等， 实际上是对中国“五四” 早期所开启的“年度诗选” 的扩大， 也是对“年度选本” 传统的一种坚持和延续。 第二， 供教学用的史料性选本。 在1970 年代与1980 年代之交，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上海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一套《新诗选》， 似乎有四册之多， 主要是为高等学校的文学教学需要而编选的， 是一种史料性的选本， 不供一般读者的阅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 三册， 同时也有配套的文学作品选， 只是没有专门的“新诗选本”。 这样的选本笔者也曾经参与过， 武汉出版社曾经出过一套《新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2002 年)， 其中的第四卷《当代诗歌、 散文、 戏剧卷》 中的《当代诗歌》 部分， 就是由笔者编选完成的。这一类选本应当还有许多， 我们一时也难于统计， 因为在整个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 基本上不存在统编的教育部教材， 各地各高校许多所用的教材都自编自用， 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也是相当鼓励的。 中国地域过于广大， 高校也有很多， 现在无法全部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有多少种， 其中的诗歌卷有多少种。 自1980 年代以来， 比较权威的高校文学教材： 一个是北大钱理群等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个是复旦陈思和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一个是华中师大王庆生等所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在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 都有诗歌这一部分， 基本上都是新诗。 不过，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这类供教学用的诗选或文学作品选， 除了在高校供大学生阅读之外， 受到社会大众喜爱的， 几乎是不存在的。 第三， 供社会大众读者阅读的选本。 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曾经主编过一本《中国新诗选》，如果按发行量来说，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就是“一本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从上个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 每年要出版一本名为《诗选》 的作品集， 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诗歌系列， 也产生过比较大的反响。 那是一个缺少文学读本的时代， 只要有可以阅读的东西， 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去购买。 本人与已故陆耀东先生， 也曾经编过一本《世界百首经典诗歌》，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这一类供大众读者阅读的全本诗选， 总体上来说还是太少太少， 编得好的、 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更是不多。 第四， 专题类新诗选本。 如《中国现代爱情诗选》 《中国十四行诗选》 《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中国校园诗选》 等。 有的以题材而分， 有的以主题而分， 有的以文体而分， 有的以历史发展阶段而分， 有着与其他选本不一样的追求。 相对而言，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 这样的选本还是比较丰富的， 也是受到读者欢迎的， 只是门类不齐， 题材偏于一端，也有一些重复的现象。 第五， “大系” 之类的新诗选本。 如《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诗集、 《中国新文艺大系》 之诗集、 《中国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大系》 之诗集、 《中国延安文艺作品大系》 之诗集等。 这样的所谓的“大系”， 往往是政府部门每到一个重大的历史“纪念日” 为了某种政治的目的所搞的工程， 虽然并不是为了收集新诗作品本身， 而是为了收集所有的文学作品， 但新诗作品作为文学作品的一大类， 其结果在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比较全的“新诗选本”。 与此相关的， 还有一种十年诗选系列， 如某一个省或市的十年诗选、 三十年诗选、 四十年诗选、 五十年诗选、 六十年诗选、 七十年诗选， 或者全国的十年诗选、 二十年诗选、 三十年诗选、 四十年诗选、 五十年诗选、 六十年诗选、 七十年诗选， 或者湖北省、 四川省、 河南省“百年新诗选” 之类的。这样的新诗选本也特别多， 一时无法进行全部统计。 这种选本，就是为了保存某一个地区在某一个时段的诗歌作品， 以全面性、史料性为主， 为了纪念某一种盛大的节日， 基本上不是为了诗歌艺术本身， 当然， 在编者来说也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也许这就是一种“中国特色”， 体现了政府部门的历史意志与文学情怀， 成为了中国作协以及各省、 市作协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六， 中国新诗史上的作品重选， 并且往往由一个名家来主持， 如周良沛主持的《中国新诗库》 一共十卷， 每一卷十本， 一共100 本。还有香港傅天虹所主持的“中国新诗金库”， 是一套规模巨大的个人选本集合， 将当代许多中国诗人的作品， 都纳入其中。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据说有数百本之多。 然而， 这样的诗选系列，并不适合于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 主要还是个人诗集和诗选， 一本一本地集合起来， 并且还在继续往下编。 第七， 主要是供大众读者阅读的选本， 如《新诗三百首》 《妈妈教我读新诗》 《中国现代新诗五百首》 《中国新诗一千家》 《中国青年诗人三百家》之类的选本。 在此方面， 蓝棣之、 张永健、 赵国泰、 黄邦君等是重要的选家， 他们编选过一些有影响的选本。 然而， 从总体上来说， 从中国广大读者的要求来说， 这样的选本还是不够多， 同时， 许多选本也选得不精， 有的选本读者也不是太多， 完全不能与中国历史上《唐诗三百首》 这样的经典选本相提并论。 文学最重要的本质是审美， 文学也产生于审美的需要， 供大众阅读是第一功能， 供文学批评是第二功能， 供学术研究是第三功能， 供历史积累是第四功能， 因此， 编好供大众阅读的新诗选本， 是时代的需要， 是历史的责任， 而我们的前人和同时代人， 没有很好地完成这样的任务。

从总体上说， 这样一些新诗选本， 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段， 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远远不能满足新诗读者的需要， 也不适应新诗传播的历史要求。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新诗的选本还是太少。 从总体上来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 写诗的人很多， 读诗的人也很多。 就文学的各种文体而言， 读诗的人要远远大于读小说、 看戏剧的人， 当然阅读诗歌的人， 也多于阅读散文和读论文的人。 自1990 年代以来，有一种“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都要多” 的说法，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他们没有任何统计和研究， 就在那里乱讲一气， 讽刺写新诗的诗人。 在中国， 传统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所在， 相比于其他文体而言的确是如此， 所以这种说法几乎就是一种定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所有的文体形式中， 没有哪一种文体可以像诗词作品一样， 与中国古人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情操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道教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而中国古代诗词和道教之间， 也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历代以来， 中国文人从小不读诗的情况，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写诗也会吟”， 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新诗兴起之后， 读新诗的人虽然不如读古诗的多， 然而从总体而言， 读诗的人仍然是很多很多， 说明中国自古代开始所形成的读诗传统， 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此，相对于诗词的读者而言， 古典诗词选本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 关于新诗的选本却一直不多， 甚至可以说， 百年以来我们并没有编出过发生重大影响的“新诗选本”。 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二是现有的“新诗选本” 过于单一。 现有的“新诗选本”， 主要是从历史资料着眼而编的， 而少有从一般读者的需要出发而编的， 特别缺少面对社会大众读者的选本， 而专门针对大学生和中、 小学生的“新诗选本”， 更又是少之又少。 在我国，正式出版的诗刊诗报， 虽然只有十来本， 然而民间自己所编发的诗刊和诗报却是数不胜数。 根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 几乎是在每一个省、 县、 市、 区， 人们都办有自己的诗刊或诗报。 既然民间力量办有这么多的诗刊诗报， 而其他地方的读者又少有机会读到， 就需要有更多的、 各式各样的、 丰富多彩的“新诗选本”。《诗选刊》 是当前中国唯一的一家诗歌选刊， 虽然有的人对于它的编选存在很大的意见， 然而其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 说明社会大众是需要这样的新诗选刊的， 人们需要一些有鉴赏能力的批评家， 来为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作品里选出优秀的作品， 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直接进行审美阅读。 《中国新文学大系》 《中国新文艺大系》 这样的选本， 完全是为了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而保存一些作品， 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全相， 大众读者是没有办法阅读的。从根本上说， 这样的“全书式” 的“选本”， 编选者也不是为了大众的审美阅读。 就社会发展而言， 供广大读者阅读的选本是第一位的， 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然而与此相关的问题， 也值得花费力气去进行研究。 就目标读者而言， 各类读者都需要自己的选本， 供研究生、 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阅读的， 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本。 就诗体而言， 每一种诗体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本， 如散文诗、 抒情短诗、 小诗、 格律诗、 自由诗、 白话诗、 叙事诗、 长诗、 史诗、 民谣体等等， 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 如果细分的话，新诗的文体可以分出一百种以上， 然而， 一百年以来， 我们也只有几种文体的“诗选” 而已。 我们现有的“新诗选本” 过于单一， 从此可见一斑。 三是针对各民族读者的选本太少。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了汉民族之外， 还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许多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 因此， 以汉语为工具的新诗作品， 如果没有以翻译为前提的多种文字选本， 那其他民族的读者如何读呢? 认识汉字的读者可以欣赏， 而不认识汉字的少数民族读者如何欣赏呢? 反过来说， 少数民族也有不少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属于新诗作品， 从理论上来说， 也存在一个将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语出版的问题。 据我所知， 最近一百年以来， 汉语新诗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是相当少的， 成为新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缺失， 而许多诗界人士， 对此还是没有基本认识。 所以， 就中国国内而言， 各民族都应当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新诗选本。 当然， 有的民族汉化得很厉害， 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也还有不少， 如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蒙古族、 回族、 壮族、 朝鲜族和满族等， 可是我们有没有编选过这些民族文字的中国新诗选本呢? 四是新诗选本的艺术质量不高， 所以读者也不会很多。 像《千家诗》 和《唐诗三百首》 这样的选本， 在中国现代以来几乎是没有的。 诗刊社所编的《诗选》 和臧克家先生所编的《中国新诗选》 这样的选本， 主要是为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工作服务， 为了保存一些历史上的新诗作品， 其实不太适合于高校的教学之需要， 所以， 过了几年就少有人再用作教材。 后者虽然主要是为了普通的读者，然而其所选的新诗作品时代的、 政治的色彩过于浓厚， 其生命力大概也不到十年。 真正的新诗选本， 不论是供教学用的选本， 还是供大众阅读的选本， 都要以艺术审美为标准， 把艺术上有创造性的作品选进来， 而不能只是从政治出发， 也不能着眼于特定时代的要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诗歌， 然而诗歌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而是在于它的个体生命性和审美创造性， 这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才取得的一种学界共识。 因此， 只是从时代特色出发来选诗，或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来选诗， 是一种没有历史眼光的选择。 五是没有研究而乱选一通， 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流派而选， 其实只是几个人作品的集合而已。 如有一本《七剑诗选》， 选编了广东的七个诗人的作品， 一看便知是一种个体的随意集合， 取了一个名目而已， 并不具有一种实质意义。 前不久在一个微信群里所传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诗人诗选》， 在所谓的十大诗人中， 有的诗人与其他真正的大诗人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当然有几个还是可以算成十大诗人的， 然而， 有的诗人根本就不可成立， 因为他们的作品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十大诗人”，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十大诗人” 是由谁评选出来的呢? 是根据什么而评出来的呢? 从历史上来看， 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品， 还是艺术为上、 美学为上的， 在艺术形式、 艺术体式、 艺术语言等方面有着诸多高妙的东西， 才会为后来的读者所认可， 才可以进入正式的文学史。 就现有的选本而言， 也许只有洪子诚的选本、 谢冕的选本、 蓝棣之的选本等， 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最近读到一本由骆家、 金童主编的《新九叶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3 月版)， 选取了李笠、 金童、 高兴、 树才、 少况、 黄康益、 骆家、 姜山、 李金佳九位当代诗人的作品， 虽然是借用了现代的“九叶” 派之名， 但也有一些根据，并且有着新的思想和艺术追求。 然而， 从总体上来说， 在中国新诗史上， 真正有追求、 有水平的选本， 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真正的选家， 也是少之又少，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事实。 当然，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缺少供大众读者阅读的经典新诗选本。 其原因在于，首先， 一百年来中国战争年代比较长， 而真正的和平年代比较短； 其次， 中国新诗与中国古诗之间发生了断裂， 古诗的选学没有延续到新诗的选学， 新诗的编选没有理论上的支撑； 第三， 缺少真正杰出的选家， 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新诗的编选工作， 编选新诗在任何单位都是不算成果的， 当然就不会有多少人来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 第四， “商业化” 与“市场化” 因素在新诗的出版和新诗的编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是一种负面的作用。 新诗的读者面本来就不广， 在所有的文体里面， 也许只有文学理论在读者中的被重视程度， 要弱于新诗， 因此， 它的价值就不是可以由市场的大小来决定的。 然而， 由于我们的新时期以来， 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一切以资本为中心， 让整个社会趋于商品化和浮躁化， 能够欣赏诗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给新诗的传播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可是， 这个工作却十分重要， 因为它影响到新诗的传播， 同时也影响到新诗的阅读， 新诗的教育和新诗的社会地位。 没有优秀的选家就没有真正的选本， 而没有优秀的选本， 我们的广大读者读什么呢? 即使是古诗， 人们也多是读选本， 而不是读诗人的个人诗集。

2. 未来的新诗选本应当如何进行?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现有的新诗选本和新诗传播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 对于未来的新诗选本应当如何进行与需要哪些讲究，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首先， 对于诗歌选本对新诗传播与接受以及对于创作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 要有起码的认知。 在当代中国， 由于网络平台的建立， 涉及的面越来越广，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写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从总体上来说新诗作品也就写得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随机而问周边的人， 许多人都会说自己喜欢诗歌， 时时会写上那么几句表面上像诗的东西。 然而， 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往往一首重要的诗作在报刊一经发表， 就会出现万众争相传诵的盛景， 洛阳纸贵的情况也时有出现， 可是到了新世纪之后， 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景。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因为在文化消费的多样化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娱乐化倾向背景下， 诗歌特别是新诗， 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们而言， 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他们也不像从前那样来关注诗歌的创作与发表了。 同时， 这也与

新诗选家的严重缺失有关。 在每一周都发表数以千计诗歌作品的情况下， 读者如何来进行阅读选择?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选择。 而我们的选家， 如果没有用心尽力地做好新诗的编选工作， 那人们也就无从阅读到最新的诗歌精品， 只能是拾到篮里都是菜了。 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中国的学界、 批评界和读书界， 对此从来没有足够的重视， 似乎有的人认为诗歌的阅读特别是新诗的阅读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图书出了很多， 然而主要是为了评职称而出， 似乎从来都没有为广大的读者着想，许多书成了出版之后， 就没有人读的死书。 我们的诗刊也出版了不少， 然而， 现在的一本诗刊有多大的发行量呢? 据说也就是几千本， 发行量上万本的诗刊是很少的了。 为什么没有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本诗刊可以发行数十万本呢? 最近一些年来， 个人的诗集也出得不算少， 然而， 有多少人购买这些诗集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选本对于新诗的传播与接受， 就显得特别重要。甚至可以这样说， 没有优秀的新诗选本， 也就没有了新诗的传播， 也就没有了新诗的接受， 或者说新诗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也许有人会说， 现在网络如此发达， 每一个人都有手机， 而有了手机就可以看到网上所有的诗歌作品， 然而如果没有由专家所进行的选择工作， 那么多原创性的作品， 我们如何才可能阅读? 我们可以阅读哪些? 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 并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其次， 要有一大批真正有经验的诗歌选家的出现。 选本的后面是选家， 没有高水平的选家， 也就没有优秀的选本， 因为一般对于诗歌没有修养的人， 是鉴别不了什么是好诗而什么是坏诗的。 你首先要懂得诗， 要能够欣赏诗， 特别是新诗， 因为你要选的是新诗而不是旧诗。 能够欣赏旧诗的人， 不一定能够欣赏新诗， 因为新诗是另一种语言、 另一种节奏、 另一种形式和另一种结构。 据我的经验， 旧体诗人往往是不懂得新诗妙处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新诗。 自“五四” 以来， 有多少持旧有

观念的人， 漫骂自由体的新诗呢? 甚至有人在一开始就认为不能用白话来作诗， 认为诗体本身就不是自由的， 因此“散文诗”这种说法， 也是不能成立的。 只有了解新诗产生的历史必然的人， 只有了解新诗的艺术特点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新诗的知音，成为真正的新诗选家。 如果不懂诗而又要去选， 那就只有乱选一通， 把真正的好诗丢掉， 把不好的诗选了进来。 这样的选本， 还有可能流传吗? 还有人愿意接受与肯定吗? 所以对于新诗选本而言， 选家自身的素质与修养是特别重要的。 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的诗， 有什么样的选家， 就会有什么样的新诗选本。 无论是学者选诗， 还是诗人选诗， 首先是要懂得诗， 特别是新诗。 不是说学者就一定对于诗有所研究， 不是说诗人就一定会懂得诗的本身，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一个真正的选家， 除了修为和素质以外， 还要有独到的艺术眼光， 要体现出独立的审美观念。 再次， 任何时候都要从审美的角度进行选择。 我们有不少的选本， 没有过多久就已经过时了， 就没有再版的可能了， 原因就在于选者没有独立的审美眼光， 没有把那些在艺术上有特点和真正创造性的作品选出来， 而总是从政治出发、 从时代出发来考虑作品的价值， 什么样的主题， 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情感， 首先关注的是政治正确， 其次才是关注艺术上的创新， 甚至根本就不关注艺术上的创新。 这样的选家所选出来的选本， 很快就会时过境迁， 当然也会很快就失去读者。 文学是作家审美的产物， 诗歌是诗人审美的产物， 而它们之所以有传世价值， 首先就在于它们的审美个性和审美创造性， 这样的审美个性是其他作品所不可代替的。 真正优秀的新诗作品， 无论对于诗人个人而言还是对于整个诗坛而言，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果一个作品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一个作品时代色彩过于鲜明， 基本上是没有艺术生命力可言的。 近代以来的许多诗人及其创作， 在此方面留下了深刻教训。 在郭沫若的早期诗集中， 《女神》 虽然有深厚的时代精神，

也有一定的现代意识， 诗人的情感和思想主要还是通过独立的形象和独特的意象来表达， 所以其中不少的作品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也有一些不可读的作品， 如果我们现在来选其中的十首代表作， 也是不太容易； 《瓶》 之后的《前茅》 和《恢复》 等诗集，不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 大部分作品则是完全不具有可读性， 因为它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诗人的个性， 更没有了诗人气质。 这些作品离当时的政治太近了， 时代的痕迹过于明显， 许多作品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贺敬之的作品， 也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 比较好一点的是《桂林山水歌》， 及少年时代在延安创作的一些散章， 而后来的《放声歌唱》 《雷锋之歌》 《十月之歌》 《八一之歌》 等， 现在来读许多读者就会觉得相当困难。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审美个性不足， 艺术创造性不强， 没有体现出诗人独立的思想， 不存在诗人身上的高度个人化的东西。 相比之下， 郭小川的许多诗歌作品， 虽然也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然而由于在艺术上有比较个人化的东西，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来进行选择， 还是有一些可选的作品， 也许并不只是《团泊洼的秋天》 之类的作品。 文学首先是审美的发现与审美的创造，这是我们当代中国诗人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 对于诗歌的认识，就更是如此。 有的人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伦理的， 文学的首要功能是道德教诲， 既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也不符合现有的文学基本理论。 如果我们编新诗选本的人没有这样的认识， 则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选家， 那所谓什么优秀的新诗选本， 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四， 分类而选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在今天， 我们如果再选《二十世纪中国诗选》 《中国现代诗选》 《中国新诗选》 这样的选本， 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然而这样的笼而统之的选本， 已经不再适合于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 也不太适宜于中国新诗的大众传播之目标。 如果将之作为学生的教材阅读之读本， 当然也是可以存在的。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编选《新诗三百首》 《中国现代新

诗三百首》 《中国当代新诗五百首》 这样的选本， 是不是可行的呢? 我认为这样的选择也不是不可以， 然而不太容易操作。 中国新诗史上浩如烟海的新诗作品， 你如果没有读完全部， 你如何选其中的五百首或三百首? 如果编选了这样的选本， 别人就会问你的标准是什么? 估计许多人都无法回答， 也无从选择。 并且， 从历史上来看诗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各种不同形态的新诗作品中都有优秀的作品， 如果选题太大太宽， 则很难进行具体的选择， 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操作。 然而如果将所有的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细分， 则可能会更加精细， 也就容易选择得多。 如《中国散文诗三百首》 《中国当代爱情诗三百首》 《中国现代小诗五百首》《中国现代格律诗三百首》 《中国现代十行诗三百首》 《中国现代长诗一百首》 这样的选本， 不仅容易选择一些， 并且也让大家有再次选择的机会， 这样的选本也更容易在社会上流行。 再就是按诗歌流派选， 如从前已经出现过的《九叶派诗选》 《七月派诗选》 《湖畔派诗选》 《新月派诗选》 《象征派诗选》 《朦胧诗选》《先锋诗选》 《后朦胧诗选》 等。 当然， 这样的选本首先所具有的不是大众阅读的意义， 而是文学史的意义， 然而这样的选本似乎也可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因此， 我认为分流派选和分文体选， 都是具体的、 可行的、 有效的方法。 第五， 以一个地方命名的地方性选本， 是可以大量存在的， 而在从前这样的选本是少有出现的， 当然也就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同处于一个地方的诗人， 往往由于共同的地域、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而形成了自己的共性， 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相关性的新诗作品， 这就为一种诗选的编选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最近十年以来，《未名湖诗选》 《珞珈诗派》 《桂子山诗选》 和《山东大学诗选》《湖北大学诗选》 等的出版， 标志着一种新的地方性诗选的出现， 体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 成为世界范围内引人关注的重要现象， 在人类

历史上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每一个大学几乎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和诗社， 许多高校都开办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节， 并且一年一度地开展下去， 成为了一个高校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品牌， 这就为高校诗歌选本的编选， 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同时， 还有一些其他性质的地方性诗歌选本，如《成都新诗选》 《上海新诗选》 《湖北百年新诗选》 等， 也体现了一种地方性诗歌的兴起。 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诗歌选本， 每一座名楼也有自己的诗歌选本， 每一个地方文化景观也有自己的诗歌选本， 那就会形成中国新诗选本的全新面相， 让中国各个地方的诗歌艺术生命力发挥出来， 并且与这个特定的地方密切相关。 未来的新诗选本的方向， 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 根据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经验， 也根据当代读者对新诗阅读的需要， 笔者提出了以上初步的设想， 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最为主要的， 还是要符合大众阅读的需要， 就必须有所追求、 有所讲究， 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无序而乱， 要有一整套的计划和形式上的讲究。 随着中国国际化的加强和中国地位的提高， 同时也随着科学技术更加强大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艺术趣味与艺术取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那么， 未来的新诗选本的取向与结构就要随着发生变化。 任何人也不可能真实可靠地预测人类的未来，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是需要诗的， 特别是需要新诗的， 而只有不断地创作才可以提供更多的优秀新诗作品， 所以就新诗的选本而言， 其重要的基础还是源源不断的新作品的出现， 同时， 也需要新的诗歌理论的产生及其指导。 理论来自于作品， 有了新的作品就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 因此， 未来的新诗选本可能性是无限的， 新的创作、 新的理论和新的审美趣味的出现， 都会产生重要的推动和影响。

3. 什么样的选本可以在世界范围之内流传?

什么样的选本可以在世界范围之内流传? 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不同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语言， 有的国家还有多种各不相同的语言， 因此， 诗的传播首先要解决语言的问题。 诗人总是采用自己的母语写作， 虽然也有用外语写作的诗人， 但情况当属特殊。 英语是世界上最为通用的语言， 然而就中国而言， 用英语从事诗歌写作的人， 总还是在少数而又少数， 在英国用汉语写作的人， 也同样还是少数之少数， 这就足以证明诗人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母语从事诗歌写作的判断不虚。 从前曾经有一个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家， 然而后来证明他的文学作品是存在问题的， 那样的作品要进入世界的文学史，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诗歌文体具有高度的本真性， 从内到外都相当透明和纯粹， 这是一种最不可藏拙的文体， 也许只有用自己的母语，才能最大程度地表达诗人的世界观察和人生感悟， 才能形成自己的语感与美感， 如果用其他国家的语言写作， 反而让诗歌作品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东西； 如果用不是母语的语言从事诗歌写作，也许就不会具有内在的本质发现， 也没有真正的个性化的诗歌表达。 因此， 什么样的诗歌选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就与所用的语言发生了重要关联。 也就是说， 语言的选择是影响诗歌选本流传的重要因素。 要编选出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诗歌选本， 也许以下重要因素是需要我们郑重考虑的： 第一， 要将优秀的选本译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 并且要有优秀的诗歌译者。 首要的条件是要有优秀的选本， 而优秀的选本要由真正的选家， 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 自由地选择出具有一流水平的作品， 采取一定的顺序与适当的体例， 以体现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优秀的译者首先也是懂得诗的译者， 不然只能译其意而不可得其形， 形与神不统一的译诗， 自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不可能有更多的读者。 而什么样的译者才是优秀的译者? 我认为译者首先要是一位诗人， 也许只有自己也从事诗歌的写作， 才可能真正地懂得诗的好与坏。 就当代中国而言， 卞之琳、 查良铮、 王家新、 汪剑钊这样的译者及其作品， 显然是得到高度肯定的。 当然， 也有像杨德豫、 楚至大这样的译家， 并不以诗闻名， 但也有许多优秀的译作。 在当代中国， 译诗而兼写诗的诗人， 本来就是相当缺少的， 所以， 未来要有更多的这样的译者， 更多这样的诗人， 将诗人身份和译者身份统一起来。 基本原因在于诗的翻译和其他文体的翻译大不相同，从前有诗是不可译的说法， 或者所谓诗就是译者所丢失的东西的说法， 说明诗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既然如此， 那译诗也就是相当困难之事。 第二， 要尽量在所在目标国，去出版这样的新诗选本。 因为世界上懂得汉语的绝对人口虽然不少， 但相对作品却很少。 中国自己的人多， 世界上的华人也不少， 然而其他各国懂得汉语的人则相对较少， 那么， 根据他们的阅读习惯， 将好的选本译成目标国所采用的语言， 则是很有必要的。 如将中国新诗选本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 或者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 或者译成英语在英语国家出版， 或者译成德语在德语国家出版， 或者译成俄语在俄语国家出版， 这样也许会取得更加显著的传播效果。 当然也不一定， 主要看外国读者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情况， 同时也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实施近十年以来， 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并不显著， 主要原因在于其出版社的可信度和发行渠道的宽窄， 并且是不是真的在外国出版发行了， 而没有流于一种形式。 有的著作说是在外国出版了， 但在外国的书店是没有见到的， 在网上也是没有可购空间的。 诗集的翻译也同样是如此。 有的诗人说自己的诗集译成了几国文字， 但在那个国家是没有见到的， 在各大图书馆也是不见收藏的， 其影响力十分有限。 第三， 可以请新诗译作出版的目标国的译者进行翻译， 也许其传播效果就更加显著。 因为如果由我们自己的译者进行翻译的话， 可能会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实际需要和审美习惯， 而产生一些重要的失误； 如果请译作目标所在国的著名诗人或译家进行翻译， 也许就会产生最为直接的效果。 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与习俗， 人们有着什么样的爱好和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当然， 如果我们已经编好的选本， 也许他们也不太满意， 那就只有请他们自己来选择， 或者中外诗人和译者同时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但这样的工作不容易操作， 因为对于他国的译者我们一般不熟， 有的只是认识一些， 那么也只有拾到篮里都是菜了。 第四， 充分利用现在发达的网络， 将一本或多本优质的新诗选本， 在世界上进行充分的、 广泛的宣传， 以让更多的外国人士对中国新诗作品进行阅读与了解。 文学作品的力量往往是相当强大的， 体现在思想和艺术等多个方面， 诗歌作品就更是如此。 我们现在阅读和了解世界上各国的最新文学发展， 基本上也是通过网络， 特别是一些作家的专题网站和相关的数据库， 因此， 有计划地建立一些英语、 法语和德语、 日语等的新诗专题数据库， 对于诗歌的传播是特别重要的。 网络是连接整个世界的重要渠道， 特别是连接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 以我为主进行自主的世界性传播， 就正好可以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最优秀的诗歌作品。 从前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限制， 我们与外国的交流与对话是相当有限的， 最近一百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当飞机、高铁和高速公路发展起来之后。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网络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了网络， 我们就有了手机与手机之间的交流， 就有了微信与微信之间的交流， 一切的交流都是直接的了， 一切的信息都是同步的了。 那么， 新诗的国外传播就有了广阔的空间， 就有了无限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不了解和利用网络就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 诗人与译者也同样是如此。 正是网络让我们成为了新的人类成员， 成员与成员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结构， 成为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 而不再是从前的以从属性为主的权力关系，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传播与生产的问题。 第五， 我们在进行选诗工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人们喜欢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诗歌作品? 中国人喜欢的作品， 外国人就不一定喜欢； 中国人不喜欢的作品， 外国人未必就一定不喜欢。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西方人所译的中国诗歌之倾向， 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日本十分流行的寒山及其作品， 在中国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的诗人寒山， 在日本和美国却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响， 获得了在中国从未有过的高度评价， 这就是一种在传播中产生的重要现象， 成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主要内容。 在西方国家的诗歌艺术节上比较活跃的中国诗人， 在中国国内不一定就是一流诗人， 有人认为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实也未必都是如此。 因此， 在编选诗选的时候， 就要考虑人类共同的东西， 就是钱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 心理倏同” 的问题。 在思想上具有创造性， 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 在形式上具有独特美感， 也许是我们选诗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前我们的文学评论界总是强调要有意义， 而现在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要有意思， 只要有意思而没有意义， 也没有什么关系； 而如果只有意义而没有意思， 则可能就没有思想与艺术的感染力。 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艺术标准。 如果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思想正确， 那外国人不会管你这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 显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严重的错位。 因此， 什么样的诗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这不是一个伪命题， 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也是一个具有比较文学意义的命题。 世界如此之广大， 人类如此之多样， 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莎士比亚， 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林妹妹， 因此， 什么样的新诗选本可以让世界各国读者喜爱， 也是因人而异， 不可一刀而切。 从理论上来研究这个问题，从实践上来落实这个计划， 也许是未来中国学界与批评家不得不关注的。 从理论上来说， 一个作品的传播范围越广泛， 阅读的人越多， 那么它的价值量就越大， 相反它的价值量就越小。 因此，新诗作品的世界性传播， 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不过，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而从实践上来说是不易的。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都会与其他国家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 必须要有世界主义的思想， 才可以融入世界而取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新诗的发展也同样是如此， 没有更多的读者就不会有更大的影响， 有了更大的影响才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关注。 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 如果只是在中国一部分僧众里流传， 那其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 他的诗流传到了日本与美国， 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 才在中国重新被发现， 重新被重视， 重新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世界” 是我们思考中国新诗命运包括新诗选本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角度。

4. 诗歌选择与诗歌编选是一门重要的“选学”

说诗歌选择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也许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如果我们说《文选》 是一门重要学问， 《全唐诗》 是一门重要学问， 《四库全书》 是一门重要学问， “四书五经” 是一门重要学问， 也许不会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说新诗的选取与编选，也是一门重要学问就不行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明人们对于新诗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新诗是中国新文学中最重要的文体之一， 新诗代替旧诗已经是重要的历史趋势， 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任何人、 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逆转。 从理论上来说， 旧诗的学问有多大， 新诗的学问就有多大， 因为新诗和旧诗都一样是诗人的审美创造， 只是形式与体式上的不同而已。 从前传说孔子编定《诗经》， 为什么选三百零五篇， 并且将所有的民间诗歌分成十五部分， 其中就存在诸多的学问。 而为什么到了新诗这里， 其编选与传播就不是一门学问了呢? 有人认为研究新诗也不是学问， 甚至研究现当代文学也不是学问， 文学批评也不是学问， 这就把对于当代问题的研究， 排除在了真正的学问之外。这样的学术取向是存在明显的偏差的， 是一种不良学风的表现。苏轼当年反对太学体， 而倡导一种新的文风， 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太学体有学问， 还是新学体有学问? 历史已经证明苏轼、 欧阳修、 王安石、 曾巩的诗文， 是真正的大学问， 而太学体是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 因为它没有生气， 绝大部分作品失去了创造性的意义。 因此， 我认为新诗的编选也是一门学问， 并且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 选诗要有审美眼光， 而审美眼光的获得是要在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之后， 甚至在欣赏了许多艺术作品之后， 才有可能性。 如果选家没有基本的诗歌艺术鉴赏力， 也就没有了对于诗歌作品的发现力， 那他如何得知什么诗歌作品是优秀的， 而优秀在何处呢? 同时， 他也就不知道什么作品不好， 而不好在何处。 审美判断是一件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难的事情， 没有十年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 是不可能真正具备的。作为选家的批评家的审美， 与作为诗人的审美是一样的， 同样都是审美过程与审美方式， 为什么第二次的审美就不是学问了呢?第二， 选诗要有真正的历史眼光， 而历史眼光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没有长时期的阅读与研究， 没有对于古今中外的全面阅读与了解， 特别是对于新诗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从哪里来的什么历史眼光呢? 而如果一个选家没有历史眼光， 也就是没有基本的文学史视野， 就难于判断一个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 那要选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自然也是不容易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三， 选诗要有时代眼光， 而一个选家如果没有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特定时代的了解， 或者对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没有基本的了解， 那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时代眼光， 当我们面对郭沫若的早期诗作， 罗念生的早期诗作，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研究。 因此， 我们要从大量的作品中选出优秀作品， 也是不容易的， 其中就体现了关于时代构成与变迁的学问。 第四， 选家要有比较眼光， 而比较眼光的获得， 要有对中外古今的全面了解。 了解古代的文学作品，有利于理解今天的文学作品， 了解外国的文学作品， 有利于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 而古今的比较和中外的比较， 没有足够的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新诗的认识， 也同样是如此。 任何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 都需要很强的文学和学术功底， 这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如此看来， 新诗的编选当然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更为重要的是， 新诗是一种新的诗体， 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思想， 从文体的构成到节奏的产生， 从语言到词语， 从句式到标点， 都与古诗完全不同， 因此， 以古诗的学问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 新诗也不同于外国诗， 虽然新诗是从外国诗而来， 从胡适到郭沫若， 从刘半农到闻一多， 所有的事实都一再地表明新诗来自于外国诗歌， 而与中国古代诗歌几乎是完全断绝的， 然而中国新诗也不同于外国诗， 因为它是用汉语写作的， 并且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 所以用英语诗歌的理论， 也不能完全说明新诗。 批评新诗和研究新诗， 要有一整套新的理论和话语， 不然的话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因此， 选择新诗和研究新诗同样是一门全新的学问，这门学问， 我们可以用“新诗选学” 来概括。

“新诗选学” 是有关新诗的学问， 有其前期的基础， 也可以有理论上的说明。 中国最早的新诗选本， 也许是《分类白话诗选》， 后来又有《新诗年选》。 在1930 年代， 还有规模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选。 建国之后， 有了许多的诗选， 如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 诗刊社所编的《诗选》， 后来有邹荻帆先生所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 之诗选， 各种分类的、 分派的、分省的、 分时段的诗选， 也有许多， 三十年诗选、 四十年诗选、五十年诗选、 六十年诗选、 七十年诗选也都有， 近年又有多种多样的“百年诗选” 等。 然而， 这些名目繁多的诗选， 几乎都没有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 像《唐诗三百首》 《千家诗》 和《唐宋八大家文选》 这样的经典选本， 在我们的国度仍然没有出现。这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并且影响了中国新诗的传播， 在中国国内的传播， 也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传播， 但首先是在国内的传播， 其次才是在国外的传播。 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有一个内在的原因， 就是“选学” 的缺失。 首先， 我们没有优秀的选本； 其次， 我们缺少有眼光的选家； 再次， 我们没有新诗的传播学； 第四， 我们没有如何自由选诗的环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们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我们有了许多新的诗人， 我们有了经济上的基础， 我们也有了一些学术上的积累， 我们也有了更高的国际地位， 然而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选家与高质量的选本的出现。 我们本来可以在这个方面做许多的工作，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对于新诗文体的真正的重视。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选学”。 什么叫“选学”? 所谓中国新诗的“选学”， 就是关于新诗选择与新诗编选的学问， 就是如何编选各种不同的新诗选本， 如何编选符合不同群体阅读要求的新诗选本， 如何编选出适合于不同目标的新诗选本， 如何编选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新诗选本， 这就是新诗的选学， 是一门重要的关于新诗本身及其传播的学问。 从本质上来说， 它与新诗创作没有很大的关系， 它是在新诗作品完成之后， 对于现有文本的“二度创造”， 属于新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的范围。 然而， 首先， 它与新诗的历史、 新诗的特征、 新诗的形式、 新诗的语言、 新诗的标点、 新诗的结构、 新诗的意象等， 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其次， 它也与选家的素养、 心理、 思想、 境界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它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产生了直接的联系。 因此， 新诗的“选学” 与古诗的“选学” 虽具有同一性， 然而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选学” 的建立， 需要大量的诗歌选编实践， 也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 同时需要将其放在当代中国国民素质教育的大框架里来观察。 国民教育读本中的新诗， 也许是我们需要特别注重的问题。 国民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而在国民教育实践中， 诗歌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然而， 中国的诗教传统虽然深厚， 但由于中国古诗传统的断裂， 新诗的诗教没有受到重视， 真正有效的诗教也就处于有名无实的阶段。 因此， 中国新诗要得到发展， 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地位， 而要建立起自己的地位， 就要重视新诗的传播与接受实践， 同时也要重视相关的研究。 中国新诗是中国人民一百年的精神历史， 也是一百年的审美发现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反而瞧不起新诗， 包括新诗的所有方面， 这是中国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历史性缺失。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需要新诗“选学” 的建立与完善， 而目前才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做出很大的努力。 “选学”的不受重视， 与我们从前对传播不重视、 传播学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四十年来， 新闻学的发展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但传播学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然而， 在文学传播学中， 似乎没有人将新诗的传播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新诗代替了中国的旧体诗词， 成为了诗坛的主流， 历史的总体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因此， 重视对于新诗创作、 新诗批评和新诗传播的研究， 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如何选择为大众所喜爱的新诗并进行推荐?如何选取多种诗体的诗作单独成册出版? 如何编选供各种不同的学校学生所阅读的诗选? 如何才能让一本诗选成为畅销书与常销书? 在网络时代， 如何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地编选和向大众传播个体诗人的诗作、 流派的诗作? 如何编选出超越时代的经典选本，并且让它在世界上以多种文字出版发行? 这都是我们的“新诗选学” 需要思考与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