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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文学院

中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欧丽娟教授在红学领域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论红楼梦》、《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大观红楼》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并以网络公开课《红楼梦》受到大家欢迎。她在《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神话破译、意象解读及主题探究等方面均有不少独特新颖的见解。

一、欧丽娟的《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

欧丽娟摒除了“削足适履、对号入座”的人物分析方式，放弃传统小说评论“脸谱式”的简单二分法，采取“圆形人物”视角，加入“时间因素”考量，延展人物活动的“三维空间”。她主要通过论述人物性格的成因、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人格取向与价值观对小说情节发展的作用等角度来体现她对《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重新思考。她的上述思考，在她对小说中林黛玉、晴雯等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均有所体现：

欧丽娟的林黛玉形象研究非常精彩。她认为林黛玉的性格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性格以“真”与“率”为主要特点。大部分读者在“同情弱者”的心态下将林黛玉的“真率”视作对抗社会正统的人格价值，然而她却认为林黛玉的“真率”是一种任性恣情，是个体自主自为的一个要素。将黛玉的“真率”与薛蟠、史湘云、晴雯性格中的“真率”进行比较，阐释黛玉受早期人生经历影响所形成的通往极端化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真率”；黛玉的后期性格经历了一系列转变：由孤绝的个体到和睦的群体、由洁癖守净到容污从众、从尊傲自持到明白体下、从口角锋芒到自悔失言、从率性而为到虚礼周旋、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回归、从形上的童贞之爱到实质的婚姻之想、宝黛之间的价值裂变。这些转变主要是大观园生活经历以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导致。她强调黛玉的夭亡在美学原则上存在必要性：“乐园之创建”与“乐园之失落”是二元论述体式，而黛玉行为及性格的转变又恰恰与整个大观园步向“失乐园”的趋势一致。大观园最后的没落与黛玉生命的陨落相互映衬，二元一体的结构得到了体现。与此同时，黛玉的早逝也完成了贾宝玉所谓的“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即以女子是否婚嫁作为判断女子价值的标准)。黛玉的年少陨落，使得宝黛二人的爱情冻结在永恒不尽的完美境界里，也让黛玉永保其美丽无价的神界形象。晴雯这一人物与林黛玉存在不少共同点。欧丽娟采取回归传统文化脉络与知识资料库的方法(即结合作品时代的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以及人物形象发展塑造的社会整体活动构成的文化环境，文化制度所选定的特定的人类行为范畴)，聚焦于影响晴雯性格的后天条件，对其形象内涵进行重省。她将晴雯定义为“传统伦理体系中的非正统的宠姬身份”，归于与“褒姒”相似的君王宠幸的“红颜祸水”之类，对晴雯身上体现出的“自由精神”进行重新解释，认为这是一种任性的、专制的、形式上的以冲动为内容的假自由。她的“追求平等”、“高尚的反抗情操”，实质上是“宠姬”优越感的任性表现。晴雯的“率直刚烈”是人格特质而不是她的人格价值。此外，《薛宝钗论——对〈红楼梦〉人物论述中九个核心问题》、《〈红楼梦〉中的“狂欢诗学”——刘姥姥论》、《香菱新论：兼探〈红楼梦〉的另类爱情观》等论文，也都反映了欧丽娟独特的红学人物研究观。

二、欧丽娟的《红楼梦》神话破译

神话寓言在推动《红楼梦》情节发展、奠定故事结局、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欧丽娟认为“文化事实是纪念碑，神话便在碑里得到具体表现”。神话寓言是产生道德规律、社会组合、礼仪或风俗的原因，是人世的象征性描述，也是现实的诗化显影，是文学取材与表达的一大来源，并非读者惯常认识中的“神话是故事产生的结果”。她对《红楼梦》女性主义神话和蕴含“姻缘”意义的神话都有所探究。

“绛珠仙草”神话是《红楼梦》中重要的女性主义神话。欧丽娟认为这一神话赋予了林黛玉“婴儿女神”的本质，是一种“童贞论述”，意指一种脱离了“性”意识的“少女崇拜”；另一方面，“绛珠仙草”也触及了一种“始末论”，具有强烈的“命定观”，小说中则以黛玉最后的“泪尽而逝”来对应这个神话寓言中的命数。

黛玉身上还兼含“母体复归”的神话。一反读者将林黛玉入府解读为“寄人篱下”的惯常思维，欧丽娟将其视作“母爱的填补与母教的衔接”。黛玉在大观园中的成长经历及她接受的成年礼仪反映她跨出母性空间，恢复了母爱与母教的衔接。

“女娲补天”也是《红楼梦》中重要的女性主义神话。欧丽娟将其视为一种“母神建构”，以小说中拥有最高地位的女性角色贾母作为 “母神”的对应者。贾母在大观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利则呼应“母神”女娲补天不可替代的功劳。

《红楼梦》中还存在以“木石前缘”和“金玉良缘”两种结局殊途的寓言为主题的“姻缘神话”。欧丽娟指出，由于小说伊始就奏出“金玉良缘”的主旋律，读者在二元对立思考的架构下将其视为“木石情盟”的压迫者。但如果重新审视文本就能发现，“金玉良缘”是对小说结局的预言，不是叙事的现实，是源于命运的超现实神谕，并非来自世俗社会的人谋安排，宝黛之间的“木石情盟”才是情节主轴发展的动力。

《红楼梦》中的各种谶语也往往蕴含神话寓言内涵。欧丽娟从谶瑶、诗谶、戏谶、物谶四个角度，对个体和群体不同的命运探测做出解读：探春“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的灯谜是对自身远嫁命运的暗示；而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中所点的《双官诰》、《还魂》、《弹词》三出戏则是贾府由盛而衰的暗示。《红楼梦》的物谶较多用于两性婚姻关系的缔结上，可视为“姻缘神话”的另一维度。她认为，悲谶的设定一定程度上是其大结构框架的辅助，而这样的结构也反过来推动这场塔罗牌游戏的顺利进行。

三、欧丽娟的《红楼梦》意象解读

《红楼梦》可谓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欧丽娟对冷香丸、石榴花、红杏、红梅、顽石、灯、芙蓉等意象均有独特的解读。

冷香丸是小说中与薛宝钗关系密切的一个意象。欧丽娟通过分析薛宝钗的病因、病状及冷香丸的特性，解读出冷香丸其实是封建道德礼教的象征物，是外界如重重密网般无孔不入之礼教力量的形象化表现，是一种对个人天生自然之热情欲望横加压制的外来力量。“冷香”一如“群芳髓”、“千红一窟”，都是女性悲剧的同义互文，象征着所有女性终将葬身于礼教世界的共同命运。

石榴花是与元春相关的意象。欧丽娟通过情节的互证关涉，扩延出“石榴花——端午节——女儿节——嫁女思亲归宁——大观园——元春”的象征脉络。石榴花鲜明红艳的特点暗示元春入宫封妃、耀眼非凡的至尊地位，“开花不及春”的特点寓涵元春封妃不得其时而使贾府的经济窘况雪上加霜，造成加速败落的结果。

“红杏”、“红梅”是与李纨相关的两个意象。欧丽娟认为：“红杏”是李纨在表面上平静如槁灰的稻香村中不安的内在灵魂，“老梅”则是她安于槁木死灰的礼教枯井、侍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处处拘于礼法的人格本体。白梅与红杏(礼教与自然)的矛盾统一进一步为李纨的立体人格做出了幽默而细腻的展现。

除此之外，欧丽娟对于“顽石”、“灯”、“芙蓉”等其他意象的解读也颇具新意。例如她认为“灯”象征着心迹光明磊落的明证者，进一步证明了袭人并非“告密者”也非“间接的杀人凶手”。

四、欧丽娟的《红楼梦》主题探究

欧丽娟对《红楼梦》的人物、神话和意象研究都是从微观视角出发，深掘文本，向读者揭示曹雪芹构思的独具匠心。对于《红楼梦》的主题研究，她则从微观转向宏观。她扎根于小说本体与时代背景，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爱情”、“才子佳人”、“痴情痴理”、“度脱模式”等主题都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解读。

欧丽娟曾指出《红楼梦》读者阅读的四大难，即直觉反应的常识性意见、忽略细节、时代价值观、毫无褒贬。她认为曹雪芹绝非有意批判封建礼教，他是自我时代的拥护者。基于这样的阅读视角，欧丽娟重探《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互文关系，给佳人角色作了重新定义，抛弃林黛玉的佳人形象，转嫁于薛宝钗。她指出，《红楼梦》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书中第一回就有“佳人才子等书，千部共出于一套，且终不能不涉于淫滥”的句子，这便初显曹雪芹对这等小说结构缺陷和内容淫滥的清醒认识。她强调，《红楼梦》这部“贵族小说”中的“世家千金”还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基本界限，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必然成为悲剧，宝钗与宝玉必然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方面阐释了婚姻预言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借对曹雪芹有意识地推翻中国叙述文学对浪漫爱情观看法的证明，推翻《红楼梦》纯“才子佳人”的主题设定。

她认为，《红楼梦》是以贾宝玉为叙事中心人物所形成的“成长小说”，是对传统度脱模式的一种深化。她在考掘小说中所吸纳的传统文化艺术滋养的同时，探索构成《红楼梦》全书叙事架构的度脱要素；同时借助西方神话学，诠释了小说主人公的启悟进程，最终展现《红楼梦》对传统度脱模式的超越。即“被度者”通过“度人者”的帮助，经过度脱的过程和行径，领悟生命的真义，最后得到生命的超升——成仙成佛。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传统度脱表现还是西方启悟叙事，宝玉的“成长”仍是其人生历程的根本核心。性启蒙、情缘分定观启蒙、婚姻观启蒙等都促成了宝玉逐步与社会接轨的身心成熟。

最后，对于《红楼梦》的爱情主题，欧丽娟深入挖掘书中的隐含的爱情因子，运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演化成青梅竹马、日久生情的“知己关系”，深入理解爱是友谊的成熟，将“情”置于“礼”的约束中。情、礼兼备，以求两尽其道，即便爱的另一方缺失，也不越礼不减情，这便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独创的“痴情观”和“痴理观”。欧丽娟在这里将林黛玉和贾宝玉、藕官与菂官、贾母与国公爷作为“痴情痴理”的主人公，借“孤守一世”说明爱情的厚度和长度。《红楼梦》虽全书不离爱情，却绝“不只是”爱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