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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容主义

在为道德责任概念做辩护时，相容主义者认为惩罚、道德谴责实践的效用这个事实能为日常的道德实践提供充足基础。效用指的是通过惩罚或者谴责这样的行动约束行动者的行为，并且在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相容主义的这种论调是后果主义的，实际的效用就是日常道德实践的一个充足基础，并且这个事实并不表明决定论是假的。

相容主义者也承认自由，但是在相容主义者看来，自由只不过是行动者在没有强迫或者障碍的情况下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因此，对相容主义者来说在行动中他们会更加关注于行动是否受到外在于行动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受到其他人的胁迫打另一个人就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但是如果那人是由于自己想打人并且成功地打到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自由的行为，由于行动者有行动上面的自由，那么他就需要为他所做的行为负道德责任。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传统的相容主义对“自由”概念有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自由意志上面，而是在自由行动上面，更为强调在什么情况下，行动者享有行动上面的自由而不考虑行动者是否实际真实地拥有某种意志选择上面的自由，因此，他们将自由一词从意志的自由转变成为行动上面的自由。相容主义者所主张的行动上的自由并不与决定论相冲突，

二、不相容主义

不相容主义者认为决定论不相容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但是却分为强决定论和自由主义，但强决定论和自由主义都面临“决定论困境”。

强决定论相信决定论，但是采取了一个“强”（hard）的方式：强决定论是一种不相容主义，这就意味着它主张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不相容。不相容论的结论从下述一个基本推论得出：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那么他要么有做有别于他实际所做的事情的能力，他本可以有做其他的事情的选择，即未来向这个人敞开——供选择的可能性原则，要么他是自己所做行动的最终源头，即对一个行动进行原因上的追溯我们最终追溯到这个行动者身上而不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事物上——最终根源，而如果决定论是真的，只有一个未来，也即未来不向她敞开，她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而只能做他实际所做的事情，现实的世界是唯一的可能性世界；即使我们可以将行动的原因追溯到行动者身上，但是行动者并不是行动的最终根源，行动的最终根源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物理的一些初始条件。既然在强决定论者看来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没有一席之地，人不可能有自由意志，换言之，强决定论认为决定论会破坏或者有损于自由意志以及与自由意志相关的其他的道德实践。

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使得道德责任成为可能，需要决定论命题为假的自由意志，但是当我们转向非决定论时情况并没有好转起来，甚至变得更糟。因为一个不被决定的行为缺乏因果，那么它将会是任意的或者只是偶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不能控制一个决定/行为是否发生，因此在行为中没有道德责任所需的控制力。如果一个行为是偶然的、任意的或者是突然发生的，那么一个事件不是由一个人发起的，相反，事件是碰巧发生在那个人身上而已，我们无法将一个行为归属于任何一个行动者人身上，行动者在非决定论的世界中消失了。

三、反应态度理论

斯特劳森认为相容论者和不相容论者为我们的道德实践所提供的解释是不充足的，者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即在对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研究中，过于理智化。为了证成我们的道德实践，使得责任概念和自由意志概念有一席之地就需要转向日常生活。

斯特劳森认为道德责任概念由反应态度组成，反应态度就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的一种回应，主张一个人负道德责任就是让那人成为我们反应态度的恰当主体，即如果没有反应态度，那么道德责任概念就不能被理解，不存在一种独立的道德责任概念为道德实践提供根据至此他将对道德责任的研究转向对反应态度的研究。但为了回应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是否会放弃我们的反应态度这个问题，斯特劳森采取了 “理智策略”和“自然策略”。

“理智策略”是指决定论不包含着我们的行动是偶然的或者是无知的也不包含着我们是心理上不正常。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我们的反应态度和与道德责任相关联的道德实践不会受到决定论的影响。“自然策略”是指在心理上我们不可能中止反应态度，因为这些态度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客观态度，但是斯特劳森认为不能在任何时刻对任何人都采取这个态度，我们自然地倾向于这些态度。

结语

斯特劳森先将反应态度和道德责任关联起来，接着表明反应态度作为一种情感，是奠基在人性中，不能中止或者放弃，最后表明道德责任是被给予者，即使决定论是真的，它也决不有损于我们的道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