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星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周口

1.引言：

“语言翻译学”是俄罗斯著名翻译学家科米萨罗夫近年来提出并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翻译学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一个流派，该学科已经走过50余年的历史。杨仕章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我国优秀的翻译学研究者之一。杨仕章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和俄语翻译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语言翻译学》、《文化翻译论略》、《篇章翻译概要》等。

2.翻译的语言学角度研究

杨仕章教授编著的《语言翻译学》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以翻译学的理论和语言翻译学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对翻译与翻译学、翻译过程、翻译单位、翻译标准及翻译的技艺进行了归纳论述。(杨仕章：2006)他认为，“语言翻译学”是普通翻译理论意义上的，因而不包括口译理论、机译理论等专门翻译理论。接下来我们详细看这本书的内容并概括他的基本翻译理论思想。

在第一章作者列举了费奥多罗夫、什维策尔、科米萨罗夫等俄罗斯翻译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探究翻译的本质与分类，论证可译性原则，指明可译性程度，并剖析了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的对象与任务以及研究的方法。翻译实质上不是译者的言语行为，而是复杂的跨语言交际行为，它是两个不同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交际过程中的统一。在翻译的分类方面，学者们认为翻译可根据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来进行划分。根据前一个角度，翻译可分为信息翻译（涉及科学类、公文事务类、报刊政论类等文本）和文学翻译；根据后一个角度，翻译可分为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口译和笔译）。俄罗斯的翻译理论家都是持可译性观点的，但同时也指出，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暂时的文化不可译性）。翻译学是一门科学学科，其任务是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过程与翻译规律，兼有描写性和规定性，其中描写性为主，规定性为辅。作者认为，翻译学可以划分为文化认知方面、心理方面、语言学方面等，但翻译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语言，而且现代翻译学广泛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对比分析法（包括译作和原作的对比）。作者认为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符号本质以及语言符号与结构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运用情形的论述，为研究翻译的语言学机制与翻译的交际作用提供了概念基础，并且语言学的发展促进了翻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

语言翻译学研究涉及语言学的许多方面，如翻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翻译的语义问题、翻译的语用学研究、翻译修辞学研究、翻译的文本学研究、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

因为翻译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客体，所以杨仕章教授认为翻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语言学术语来界定翻译这种现象。在分析翻译的语义问题之前，需要明确“意义”和“意思”的基本概念，前者属语言范畴，后者属言语范畴，语言翻译学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便是研究翻译中等值的语言和言语单位之间的语义联系，即揭示“翻译等值”这个概念。语用问题是继词汇-语法问题和语义问题之后理论界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他认为，翻译语用学重点研究语用意义的传达、翻译行为本身的语用任务和语用适应的问题。翻译修辞学与文学分析的许多方面都直接相连，这是因为语言手段的修辞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在言语中的个人用法。作者认为翻译修辞学的内容不仅仅是翻译中的体裁适应问题，它还要研究如何在译作中挑选功能对等的语言手段，以对应原作中非标准的语言形式，其中心任务是从翻译活动的角度研究文本的修辞分类。而翻译的文本问题是翻译中一个比较宏观的课题，需要借助篇章语言学理论，文本的内容包括语言内容、具体语境意义和隐含意义。文化学和社会学方面则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学科，研究这一问题的两个互补的方法，对翻译理论来说尤为重要，一方面，人们把语言看作社会文化的统一体来加以研究，该统一体反映特定民族的种种特点；另一方面，人们还研究语言的变体形式。语言作为言语交际的工具，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所有特点可以被看作是相应语言集团文化的表现形式。

杨仕章教授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是对翻译过程的描写。翻译作为一种活动，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任务，翻译行为受到源文和民族语言障碍这两个因素制约。译者的行为体现翻译过程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一个是析取原作信息的阶段，另一个是选择必要的译语手段以创造译文的阶段。他认为，广义的翻译过程可表现为各种模式，比如情境模式、转换模式、语义模式、心理语言学模式、交际模式和信息模式等；狭义的翻译过程是指翻译转换的具体手法，比如词汇转换、句法转换、词汇-句法综合转换等。

译者理解原作文本，就是确定文本某些片段与中介语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这些片段之间的句法联系，这些片段就是通常所说的翻译单位。巴尔胡达罗夫指出，从语言层面的角度看，翻译单位包括音位（字位）、词素、词、词组、句子和文本等六个层面。除此之外作者认为，恒定的翻译单位不取决于翻译的形式和译者的水平，还包括刻板说法、情境套语、谚语、术语和形象说法。

除此之外，作者还在书中列举了俄罗斯翻译理论家的相关观点。作者指出，等值问题是俄罗斯语言翻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俄罗斯语言翻译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几乎所有著名的翻译学家都会对此问题发表看法，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例如：费奥多罗夫的等价翻译；巴尔胡达罗夫的语义对应类型。

翻译理论是一门以描写性为主、规定性为辅的学科，翻译标准的问题就是翻译理论规定性的一面。作者认为，翻译标准由五条规范要求相互影响而共同组成：1）翻译的等值标准；2）翻译的体裁修辞标准；3）翻译言语标准；4）翻译语用标准；5）翻译的常规标准。翻译标准为翻译评价提供了依据，在从整体上评价译文时，人们常常使用下面几个术语：对等翻译、等值翻译、精确翻译、死译、自由翻译等，它们与五条翻译标准分别照应。

作者认为，翻译技艺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语体翻译问题，语体翻译是一个修辞问题，如科学语体的翻译、报刊政论语体的翻译、文学语体的翻译等；另一方面是语言单位（如词汇、成语）与语法现象的翻译问题，以及翻译转换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3.翻译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及翻译概念的界定

此外，杨仕章教授还对翻译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这也是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近年来他发表了很多文化翻译学相关的论文，如：“文化翻译研究单位”，“文化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翻译学理论探析”等，并论证了文化对于翻译的重要作用。

翻译概念是翻译理论的原点，翻译理论的诸多流派往往源于对翻译概念的不同界定。在翻译伦理回归与实践价值哲学兴起的背景下，杨仕章教授分析了翻译概念界定方式的演化历史、翻译性质观照维度的拓展过程，探索了翻译传播方式、翻译伦理要求、翻译任务等翻译核心问题，并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审视了翻译目标，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翻译的概念：翻译是以利用源语文本的交换价值和/或比较价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源语文本为任务的单向的语言转换与文化移植活动。（杨仕章，2015:102）

杨仕章教授认为，翻译概念的界定方式经历了感悟式·语文学式·文艺式·通论式的演化阶段。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通常将纯粹的“翻译”概念纳入翻译通论研究，把“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概念纳入翻译专论研究。通论式翻译定义更追求翻译概念的普适性。

作者认为，通论式翻译定义经历了由语言维度逐渐拓展到语言-文化维度的过程。俄罗斯学者费奥多罗夫，巴尔胡达罗夫，科米萨罗夫，英国学者卡特福德等从语言学视角界定翻译概念。作者认为，从语言学视觉出发抓住了翻译活动的核心，即语言转换，不过，仅仅强调语言转换还不足以全面概括翻译这个概念，翻译概念中应当包含文化这一维度。但同时杨仕章教授指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能够很好地解释实际翻译与理想翻译之间存在的错位情形，但过于凸显了翻译的文化性。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做翻译只懂外语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关的文化知识，作者在论文中通过举例来论证观点：Они вошли в его дом, как к себе в хату, прямо в комнаты, в шапках, в чёрных шинелях。（杨仕章：2008）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不用查词典就能翻译出来：他们走进他的家，就像进自己的农舍一样，直接去了房间，戴着帽子，穿着黑色的军大衣。这个译文和原文在语言层面上是等值的，即字面意思是一致的。读了汉语译文，读者可能看不出当中“戴着帽子”、“穿着黑色的军大衣”有什么特别含义，很难体会所描述场景的言外之意。但是，了解俄罗斯民族生活习惯的人知道，进别人家之后，通常是要摘下帽子、脱掉外套的。否则的话，就有随随便便、不太礼貌之嫌。翻译时应当将这层意思揭示出来，试比较另一个译文：他们走进他的屋子，就像走进他们自己的屋子一样，帽子也不摘，黑大衣也不脱，一直闯进房间。这个译文就包含文化的维度。

杨仕章教授认为，翻译的传播方式是单向跨文化传播，翻译无论是在语言转换上还是文化移植上都具有单向性，因此，翻译可以定性为单向的语言转换与文化移植活动。但他不否认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或交流，只是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或交流这一表述，更多的是从历史角度对两个民族之间翻译活动历史所取得成效的一种定性。如果说翻译的语言特性体现为语言转化（或更广义上的符号转换），那么翻译的文化特性则体现为文化移植，而文化移植可以是文化移入，也可以是文化移出。

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所提出的“绝对的准确而完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等值”，杨仕章教授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实践中并不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对译文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没有任何要求。翻译应当是尽可能的准确与完整，作者认为这是翻译的伦理要求。

杨仕章教授认为，翻译的任务是“源语文本的再现”。在许多翻译定义中，“意义”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术语。但从意义的角度来界定翻译概念的学者有时不得不作出附加声明，因为存在无法完全表达原作文本的诸多意义的情况。例如：巴尔胡达罗夫在提出“保持内容层面（即意义）不变”的同时就指出“保持内容层面不变”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虽然不考虑源文细节（涉及各种意义）的翻译就无从谈起源文整体的翻译，但是源语文本并不是细节的简单叠加，对于文学文本而言更是如此，所以从文本整体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的概念或许更加直接。美学中“再现”这个术语可以表达源语文本到译语文本的实现过程，在美学观念中，再现论是对模仿说的超越。所以，作者得出结论，译语文本是源语文本的再现，翻译是为了再现源语文本，用“再现”这一术语来说明解释概念，可以明确地反映翻译的创造性，可以实现译文替代源文的功能。

翻译的目标就是利用源语文本的价值，因此在界定翻译概念时，有必要在语言-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价值维度。在研究翻译活动时，语言学派一般从源文分析开始，而文化学派则从源文选择（即翻译选材）开始。研究源文选择对认识翻译活动非常必要，因为这涉及源文价值这个问题，文本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同样具有价值属性。符号的价值与符号的环境有关，要理解符号的价值，需要抓住“交换”与“比较”这两个关键词，所以不妨把符号兼有的这两种价值称作交换价值与比较价值。翻译的语言学派实际上是将源语文本的价值默认为交换价值，并着重研究交换价值如何通过语言转换来得到实现。不过，仅仅考虑源语文本的交换价值而忽略文本的比较价值（在源语文化中的比较价值或在译语文化中的比较价值），有时难以解释那些在源语文化（文学）系统中并不出名的作品，即比较价值不高的作品，却有可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得到很高评价。但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所分析的那些被改写的译文，只不过是借源文之躯壳来获取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比较价值。所以，必须考虑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目标取向。

我们认为，杨仕章教授在此基础上对翻译的界定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

4.结束语

通过阅读杨仕章教授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我们认为，他的翻译思想一直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紧密相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翻译的认识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