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光潜

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僧不仅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顾名思义，它兼有两种角色，即僧人和画家。自古以来，画僧终究没有形成流派，更不会是群体或群落。作为个体画僧，他们在中国绘画的长河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对中国绘画的贡献也是非常独特的。

学界一致公认贯休为佛画的鼻祖，也是画僧第一人。但我想在他之前肯定还有僧人为画，或许造诣匪浅，只是史无记载而已。史有记载且声名显赫者，只在少数；有的声名如雷，却难得一见绘画作品，譬如宋代的惠崇和尚，可谓家喻户晓了。这倒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赏读过他的绘画，或他的绘画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苏东坡耳熟能详的诗《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和尚。尤其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连小学生都能背诵。

五代以后，特别是中唐时期，文化人礼佛之盛，前世未有。坐禅入定作为修心养性之道，普遍为士子接受。许多士子虽然未曾出家做过和尚，但礼佛之事一日不能忘怀，最有名的要数王维和白居易了。白居易长隐龙门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礼佛如日常生活；王摩诘诗画双璧，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人称“诗佛”——他们都不是画僧。真正引起画坛注目，形成画僧个体现象的，同时也是最有名的，要算清初“四僧”，即弘仁、石溪、八大山人（朱耷）和石涛。其中弘仁和石溪相类，均为主张抗清的志士；壮志难酬，失败后皈依佛门，隐匿山寺；随着“大明江山”已去，弘仁自武夷山归梓皖南，石溪于34岁时定居南京，入住大报恩寺等。

朱耷和石涛都是大明的后裔，尤其是朱耷为明皇的嫡系后人。杜甫有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论是朱耷还是石涛，国破家亡之恨长怀一生，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书画作品中。不管是个性张扬如石涛，还是简约沉郁如朱耷，他们虽然处境相似，内心世界很复杂，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但他们的禀性和为人处世却不尽相同。所以，在画僧这个个体现象研究中，朱耷和石涛是最应该值得关注的。

一

朱耷和石涛虽然处同一个时代，却非同辈人。据其年谱和史料研究，朱耷应该辈长于石涛，年龄相差16岁。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朱耷和石涛是叔侄关系，其实不然。朱耷是嫡系皇族，而石涛则为旁出。如果按照宗族辈分来看，应该相差四辈。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同宗兄弟，主要根据是石涛《春江垂钓图》的款署“清湘瞎尊者弟寄上，八大长兄先生即可，丙子秋九月广陵。”认为他们是同宗兄弟的理由便是这画上的署款——既然他们不是同宗兄弟，那石涛为什么还称朱耷为“长兄先生”呢？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合乎情理的。那么有没有另外的解释呢？如石涛已经知道朱耷为宗亲长辈，但限于当时环境而不便说出。还有一种可能，石涛只知道朱耷为朱氏宗族后裔，却无法理出宗族辈分来，故而有此署款。不过也有人怀疑《春江垂钓图》是伪托之作，只是他们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而已。

有意思的是，《春江垂钓图》与石涛以往的画作有明显不同之处，如道人发结正当头顶，而往常画作中的发结在后脑；往常他画中人物比较清癯，而此道人形象丰满；笔墨简练恰朱耷，在往常之作中也比较少见。有人认为图中的道人即是朱耷，因为朱耷和石涛都曾做过道士，他们对道学有着特殊的情感。故宫博物院藏有朱耷画像，相比于石涛，朱耷身材魁梧高大，如果不是为僧，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还有人拿出石涛晚年友人李驎的诗句“亲贤瞻隔代”来证明朱耷和石涛是隔辈之人。李驎诗是这样写的：“凋丧关天意，慭遗惟有君。亲贤瞻隔代，书画震空群。忽又惊星殒，阴霾接楚云。”但这首诗并不能证明《春江垂钓图》是后人的谬托之作。也可能李驎清楚二人身世，而石涛并不知晓。尽管是友人，往往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缺乏交流。

不管朱耷和石涛在宗族中是什么关系，他们的交往虽然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但他们毕竟心心相印，相互推崇的，不仅有书信往来，还有画事上的合作。像朱耷绘兰石，石涛补竹；石涛画桃源图，朱耷作《桃花源记》；朱耷画水仙，石涛题诗等。他们的合作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可能在书信往来中传递，过从甚密，于二人均不利的。能见证他们之间的亲密画事，现仅存石涛请朱耷画的《大涤堂图》，和石涛赠予朱耷的《春江垂钓图》了。

二

如果不是明朝灭亡，青春如歌的朱耷该是个公子王孙，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偏偏江山易主，朱耷为避新朝诛杀，到处东躲西藏，苟且偷生。虽然家学厚实，诗书皆工，岂能换口饭吃？为了防止被人察觉，他只能装聋作哑，隐匿山野，而不敢逍遥于闹市，徜徉于市井。奔波数年后，倦了世俗，他便跑到奉新山上削发为僧，做起了小和尚，好像真的要与俗世一刀两断，从此红尘皆了，恰如其诗云：“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而朱耷真正事佛研究，重操书画，应该是在他28岁以后。当年，他到进贤县拜颖学弘敏禅师（耕庵老人）为师，从此翻破黄卷，熬尽青灯；潜心佛学，日后渐成大气。也因长期埋名掩姓，积郁良久，无处发泄，大约在33岁时，朱耷成了疯癫，以行为之怪戾来消释内心的苦痛。

朱耷除了法号传綮，还有许多号和别号，而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八大山人”——天下八极，算老子最大。由此可见，朱耷表面上装疯卖傻，内心却一日不忘自己是朱皇明室的嫡系遗少。关于朱耷的疯癫，陈鼎《留溪外传》有过记载：“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有人说朱耷并没有疯，只是装疯而已，以求得内心世界的平稳。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装是装不得那么像那么久的。不管是真是假，朱耷确是一个人格不完善的奇人。这种人格的不完善，不仅仅表现在日常俗态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他的鱼鸟胜于山水，因为在他眼里，满目青山绿水已被清人“霸占”，他只是这山中的鸟，水中的鱼。他离不开这山，他忘不了那水，但他又不愿与这些易主的山水合作，所以他的笔墨极其简练。你看那《孤禽图》《双鸟》《荷叶翠鸟》《游鱼图》……哪一个不是白眼朝天，不屑一顾；或者缩着脖子，懒得答理；或者只看眼前，山水全无……恰如《孤禽图》中的那只孤鸟——

你瞧它那副受气而又不服气的样子——白眼朝天，缩着脖子，鼓着胸脯，拱着脊背，单足立地，一足悬空。最有意思的是它眼睛，眼珠子顶着眼圈，白多黑少，傲然不群的神态，仿佛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算老几？老子懒得尿你！头顶上的天空再大再广阔，它也不在乎——其实，这哪里是天空，本来就是老子的眼睛嘛！风来了，雨来了，它还是不在乎——风能将我吹倒吗？雨能将我浇透吗？它的整个身体均处在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并且在动荡中不断地调整和建立新的平衡，以便稳稳地立足于世，却又在世界之外。他狂傲、怪戾，恰如这只桀骜不驯的小鸟，不屑于天地，不惧于鬼神，还有那看似山高路远的皇帝老儿。

朱耷誓死不与清王朝合作，我行我素，行为怪僻，将内心的大悲大愤匿藏于纸墨之中，其画寓大恨于清，寄大爱于明。疯癫的外表，掩藏着一颗高贵的灵魂。这也是朱耷与石涛的本质区别。

朱耷的《孤禽图》是其晚年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形象简洁洗练，画风沉静简朴，寓意含蓄。那只独立愤世的小鸟最赋神采，使人想起商羊。《家语》曰：“齐有一足之鸟，飞公朝，下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遣使访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臂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将有水为灾。”原来朱耷的小鸟隐喻清朝廷覆巢碎卵，行将就木。难怪另一个怪人郑板桥说朱耷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

朱耷的绘画，多缘物抒情，应用象征的手法将物象人格化，寄寓个人情感。他所画之鱼鸟，常作“白眼向人”的愤世嫉俗之状。署款“八大山人”，连缀一体宛若“哭之”“笑之”，寓“哭笑不得”之意。其画用墨，枯寂清冷，极尽凄凉之能事，于荒寂中渗透出雄健的气势，简朴而风雅。一个没落文人的心态，便淋漓尽致地落墨其中。就连他的字、号也几经变化，曲折隐晦，其义不凡，正如肉体隐匿寺野，与天光为伴，乐在自然，不为俗世所累。

朱耷的《孔雀图》是以独特的绘画语言创作的讽刺画。整个画面赫然突出一块残岩陋壁，岩罅壁缝之中，生有牡丹和竹，两只孔雀站在岩壁之下的一块石头上。石尖难稳，雀丑有余。寥寥数笔，配以画题：“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是为精当，暗寓讥讽。其中“三耳”典故出自《孔丛子》之“臧三耳”。臧为奴才，擅长逢迎拍马，喜欢到处打探，告密他人，故为“三耳”。另，清代官员顶戴“三眼花翎”者为高官，而画中的孔雀尾翎恰恰也是三根，当然是影射溜须拍马的高官了，说他们也是“臧三耳”。朱耷作这幅画时，当然是有感而发，极尽讽刺之时势，即康熙巡幸江南，地方高官纷纷接驾。皇帝明明是五更天才到，他们却在二更天早早等着皇帝的到来。这就是题画诗里的“二更天”的由来。

据史料记载，康熙两下江南，石涛皆以“臣僧”前往觐见。不知道石涛看过朱耷《孔雀图》之后，又作何感想？

三

石涛的山水画当在八大之上，其“上”为创新，对后来画家影响颇大，诸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等画坛巨子，无不受其泽润。除了山水画的造诣以外，《苦瓜和尚画语录》在清代画坛汗牛充栋的绘画理论中也独树一帜。之所以叫苦瓜和尚，是因为他很喜欢吃苦瓜，甚至将苦瓜供奉案头。据说石涛常常内火攻心，而苦瓜恰能清热解火，不像有人认为那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其实石涛和朱耷相比较，性格要随和一些，处世要圆润得多。这是尽往好的方面说。如果说不好听一点，他虽然身在佛门，袈裟裹身，却难以脱俗。应该说石涛的人生充满了艰辛与矛盾。他清高、他庸俗；他快乐，他痛苦；为了生存他可能卑躬屈膝而不择手段。所以有人骂他不顾体统，有失节之嫌。这可能与他一出生明朝就完蛋了有关。他真的没有感受到明朝的“皇恩浩荡”，有的只是到处躲藏的艰辛与困顿。出家是无奈的，还俗又不能。他只好用自己的尊严换来一点点聊以自慰的“安逸”生活。

史料记载，石涛曾两次觐见康熙皇帝，换来了后半生的安逸与享受，包括世俗的荣耀。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即1864年，石涛在南京长干称“臣僧”接驾，是为荣幸。因此，宣州司马郑瑚山到长干“一枝阁”拜访石涛，约请他为江南名胜添姿增色。石涛因此获利非薄。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即1869年，石涛正好在扬州（有人说他早有准备，提前前往——不知他的消息来自何处），于平山堂再次称“臣僧”接驾，并遗笑柄于后世。两度觐见康熙皇帝，石涛又是献诗又是献画，其内心激动不逊我辈百姓见到天子。这番作为，并非虚伪，而是真诚地为皇恩浩荡而心潮澎湃。此时此刻，他早已忘记自己是大明后裔。

石涛称臣，此事不诳，有《古缘萃录》收入署款“臣僧元济九顿首”的《海晏河清图》为证。追踪当时，石涛的身影裹挟在许多地方官员之中，也确为僧界平添“一景”。只有朱耷孤高绝世，不仅不纳首称臣，还绘画讽刺，如《孔雀图》。

石涛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譬如他趁接驾余热未散之际，北上京华，结交贵胄皇族，并献诗作画，自觉荣幸不已。在京华浮游的日子里，石涛是幸福的，他享受了皇室给他带来的许多世俗的快乐与实惠。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没有脱俗的画僧，总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遇。居京三年，虽然石涛的画作深受上流社会的推崇，但他一直没有得到康熙的重用，未免失望。当初进京，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他的份儿，就连他很想参加创作的《康熙南巡图》都无缘插手，对其打击真是不小。期间有诗为证：“生不逢年岂可堪，非家非室冒瞿昙，而今大涤齐抛掷，此夜中心夙响渐。”他似乎对清王朝彻底失望，回扬州后废“臣僧元济印”，与清宫画家势不两立，时有讥贬之辞，特别瞧不起他们的山水画。

值得一提的是，石涛曾在皖南定居了近20年。这里的奇秀山水不仅慰藉了他焦渴的心灵，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这对他后来独具慧心的创作起到了浸润作用。到了扬州时期，石涛的山水画已经蜚声江南了。有一次石涛到天宁禅院，被当家的老和尚撞见，问他：“法师认为扬州景物有什么特色？”石涛不紧不慢地说：“古人已经说过了：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老和尚是有备而来的，接着说：“扬州始终缺一景，法师注意过吗？”石涛踱出寺门，指着远处只说了一个“山”字。老和尚轻捋白髯笑道：“真乃慧眼慧心矣。如若法师能为寒寺留点墨宝，也算是对扬州无山之憾的补阙吧。”

老和尚话音刚落，便引石涛走向东西耳房。石涛恍然大悟。东西耳房各36间，也就是说要画72山，且山山各异，峰峰有别。如果不为或不能，传出去就成笑话了。人家会说，原来《苦瓜和尚画语录》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啊。

没有退路。石涛和老和尚约定，日画一幅，72天完毕，第73天早晨请全体寺僧和扬州各路画家来天宁禅院赏画。名为赏画，实则想看石涛的笑话。

消息一经发布，第73天早晨应到之人全部到齐。结果令人惊讶。众人踏足天宁禅院，就感觉山岚弥漫，晨雾缭绕，茫茫无际。飞瀑不绝于耳，山泉叮然作响，而且还飘出缕缕山野花草之馨香。众人错愕，以为走错了地方。使劲地搓揉眼睛，才确定无疑身在寺院东西耳房——每间耳房里都挂了一幅石涛的山水画！

石涛从此入住大涤堂，与近在咫尺的天宁寺相邻，在画坛上留下许多佳话，特别是朱耷与石涛的交往。

四

画僧朱耷和石涛均为明宗后裔，他们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绘画文化遗产，包括绘画作品的本身。这些珍贵的绘画作品中，有的已然成为国宝。

由于朱耷和石涛的绘画作品有着永久的收藏价值，特别是盛世收藏中，他们的绘画作品还有着尺幅千金的经济利益，成为达官贵人们竞相追逐的首善之品。由此而临摹乃至造假，风靡一时，且持续不断，与时俱进。

先说一桩书画界流传已久的“逸”事：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张大千的老师曾龙髯想得一幅石涛的山水画，而黄宾虹恰有一帧。于是曾龙髯给黄写信，望他能够割爱相让。张大千知道黄氏不从，为了安慰老师，倾尽素日之功，临摹了石涛长卷山水中的一段，还模仿石涛的书法，题了酷似石涛之句“白云荆关一只眼”。妙不可言的是图章的造假。张大千想将自己的印文“阿爱”换成石涛的“阿长”。可是“爱”怎么变成“长”呢？原来张大千将“张”字图章截去了“弓”旁，便得到了“长”。裱好后，呈老师“指谬”。

某日，黄宾虹访曾氏，巧遇曾氏玩赏这幅画。黄氏反复辨别，是真不假；反复欣赏，恨不得占为己有。正好张大千在场，工于心计地开玩笑说：“如果大师喜爱，晚辈愿意割爱，不过……”话音未落，黄氏便说，“不过什么?”“不过要用你收藏的石涛的山水横披来换……”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仿造的“假石涛”换得了黄宾虹的“真石涛”，了了恩师的心愿。

由此可见，张大千是字画“造假”的高手，不仅形容酷似，真假难辨，而且深得画家意趣之妙。据说由张大千亲手仿造的石涛画多达500余幅。还有仿造八大山人（朱耷）等著名画家的，总数当以千计。不少石涛和朱耷的画作只有张氏才能鉴别，只有他知道哪幅是自己仿造的，哪幅是自己伪作的。

所以，明宗后裔两画僧的画作，可谓“赝品满天下”。除了张大千，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张大千”，让你神智昏迷，令你防不胜防。据说散落于海内外20余件署名八大山人的书法《临河叙》，有半数均是伪作；还有《柳禽图》《瓜月图》《双鹰图》《松鹿图》《鳜鱼》等同形异本也不在少数。伪作中不仅有民国时期的老仿品，也有近年的新仿品，并以新仿品为绝对多数。伪品有两类，一是临摹，二是伪造。电子克隆的有，东拼西凑的有；技艺高超的有，粗制滥造的也有……总而言之，花样众多，可以欺骗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更为可恶的是，不少拍卖行只顾眼前利益，不辨作品真伪，即使明明知道是假的，也照拍不误，使赝品大量流布于世，甚至登上大雅之堂。

盛世收藏，以假乱真，不知道是画家的幸运，还是世道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