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浦起龙有言：“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将杜甫诗歌编年成集，已成诸家共识。只有通过编年，方能最大限度展示出杜甫本人的心境变化。但今日流传的杜诗并未经过杜甫本人审定编排，因此诸家编年多有不同。曾祥波认为：“首先应遵从校勘学重祖本源流之义例为前提，以杜集最初之王洙本为源头，在无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再以合乎情理的逻辑推论为准则。”然而，对王洙本编年的质疑，在宋代就已有之。陈尚君早已指出，王洙本在编年上多有舛误，曾祥波本人也未必遵从这一要求(详下)。同时，在对杜诗编年的实际检讨中，通过分析杜诗中的蛛丝马迹，除却诗题、诗句中有明显时间指向的诗歌外，往往可做多种解释。因此，现存杜诗在编年问题上，大多都存在多种意见。《夜宴左氏庄》(以下简称《夜宴》)就存在编年的问题。我认为，无论从多首杜诗内部的牵连，还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来看，《夜宴》一诗当系于杜甫应制举失败的天宝六载(747)之后。

一 洪业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今日所见编年杜诗，多以《游龙门奉先寺》《望岳》或《登兖州城楼》为首章，认为这是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科举落第后游齐赵时所作，杜甫时年二十四五岁。然而，杜甫在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时，曾游历吴越，学者多以为期间必有诗作。之所以今日不传，是因为杜甫后来曾经将少作删汰，如《杜诗详注》引卢世《紫房遗论》云：

公少游吴越时，必有著作，今不少概见，断自龙门奉先始，或其后自裁定，汰去前诗耶。

然而，若是将开元二十三年之前所作之诗全部删汰，一时又让人无法接受，因此学者一度致力于发掘作于《游龙门奉先寺》之前的诗歌，《夜宴》由此进入学者的考察范围。

《夜宴》诗云：

林凤纤月落，衣露静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洪业率先指出，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或更早。他认为“检书”“看剑”都跟杜甫即将结束吴越之行、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吴咏”代表了吴地方言，更让洪业相信此诗应作于杜甫游历吴越之时。更重要的是，“扁舟意不忘”暗含范蠡故事，表明杜甫在听懂并理解吴咏的基础上，“能确切地了解并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所打动，我们的诗人是否已经想到了科考之后进入仕途的机遇？……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暮春，它将变得极富意味”。作为洪业《杜甫》一书的译者，曾祥波也认可此说，并在考释杜诗时，“采是(引者案：指洪业)说，定为杜诗之首章”。显然，若按照前述曾祥波曾经提出的文献学标准原则，那么在他看来，王洙本的《夜宴》系年并不可靠而有必要改动，洪业所论则是“合乎情理的逻辑推论”。

若从洪业所说将《夜宴》定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科举考试之前，此诗无疑展现出杜甫在青年时代就有着极高的政治抱负和觉悟，可以极大地拓展研究杜甫思想的进路。然而，从宋人王洙、黄鹤，到清人仇兆鳌、杨伦、浦起龙，在常见常用的杜诗集中，无一人将《夜宴》定为杜诗首章、系年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如《杜诗镜铨》《杜诗详注》均将《夜宴》置于《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之间，《读杜心解》则置于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天宝三载(744)之间。除曾祥波外，今人注杜诗，亦多不采洪业之见。如邓魁英将《夜宴》定于《画鹰》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之间，谓“在洛阳时所作”。萧涤非定于《李监宅二首》和《龙门》之间。也就是说，除洪业、曾祥波外，宋人、清人乃至今日多数学者，均将《夜宴》视作杜甫科举落第后，游历齐赵时，或之后返回洛阳前后的作品。尽管下文将要论及，过往诸家对此诗的系年依据不足，但他们都谨慎地没有将其置于杜诗首章。

我们具体来看洪业的观点。他认为“检书”“烧烛”“看剑”各有所指：蜡烛常常是为了标志作诗的时间底线，书剑常常指一个人做好准备要为他的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学。正是由于他将“检书”等词作如上解，因而顺水推舟地将“扁舟意不忘”视作杜甫不忘范蠡故事，期待将来科考登第、仕途功成的情形，所以造成了他将《夜宴》系于科举之前的结果。只是“检书”“看剑”似乎并不能与科举考试、报效朝廷建立直接关联，可能仅是夜宴时的助兴活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21页载赵次公即持这样的看法：

谓之检书，则必寻讨事出之类。检或未获，宜乎烧烛至于短，此理之常然。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

吉川幸次郎也认为这不过是宴会活动，主人将自己珍藏的书籍展示给客人，大家共同赏玩。此外，吉川幸次郎还认为“看剑”即鉴赏宝剑，与中国文明中的尚武精神有关。

同时，若我们仔细审视诗歌叙事，“诗罢闻吴咏”似是表明，在宴会作诗活动结束后，杜甫突然听得有人吟唱吴咏。若如洪业所说，杜甫是在吴地闻吴咏，那么一方面吴咏颇为常见，不必在诗罢之后听得，另一方面也不会因而产生“扁舟意不忘”的情绪来提醒自己不能忘却“扁舟意”。

二 应诏退还与《夜宴》

尽管前文对洪业说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却很难从根本上将其说推翻。同时，从宋人到清人对《夜宴》的系年，也不易否定。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如前所述，现存杜诗没有经过杜甫审定，留下了较多可探讨的空间；二是杜诗中用词用典可解释的角度也较多；三是我们能发现，过往诸家将《夜宴》定为游齐赵或稍后洛阳时代的作品，实际上也是没有实在根据的。如黄鹤就只能笼统地说：

公未得乡贡之前，游吴越，下第之后，游赵齐。此诗云：“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则是游齐赵时作。未详左氏庄在何郡，旧次在过宋之问旧庄后，则左氏庄亦当在河南。

仇兆鳌、浦起龙、邓魁英、萧涤非诸家，对此诗的编年亦微有差异。而且，“左氏庄”也不知在何处、是何人之庄。这似乎让我们陷入无的放矢的状态。

综合考量后，我认为《夜宴》应当系于天宝六载(747)杜甫应诏退还之后。所谓应诏退还，《资治通鉴》载：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从唐玄宗亲自下诏求士和李林甫恐“对策”来看，此当为制举。然而，一般制举不试诗、赋、论，且当由皇帝亲自考试，唐玄宗此次未亲测举子，终唐一代亦为少见，可见李林甫从中作梗之事。杜甫即参与了此次不正常的制举，最终“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以失败告终。这给杜甫带来极大的刺激。

一方面，杜甫对此次制举，颇有准备。应举前，他特地向汝阳王李琎献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云“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谬持蠡测海，况挹酒如渑。鸿宝宁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仇兆鳌谓此乃“喜见知于王也”。

另一方面，应诏退还之后，杜甫写了一些事后诗，其中天宝九载(750)有赠韦济诗多首，直抒胸意。如《赠韦左丞丈济》：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
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
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

似言应诏退还，实属自己命在穷困，以至于面容衰改，老之将至。在更加著名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更是发出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感叹，说自己本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不料：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眼看可以通过制举改变在京华的非人、贫艰生活，却不料最终仍是一无所获，杜甫心中的不满和失望是可以想象的。天宝九载距离应诏退还已过三四年，但杜甫对此事显然仍耿耿于怀。

应诏退还所直接引发的情绪，就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中所云：

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
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
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仇兆鳌谓：“言漂泊沉沦，无复遭际矣。唯有学中散、愚公，玩世隐身而已。从此归老旧乡。”注家对以上几首诗的编年并未完全达成一致，但一般认为应作于应诏退还之后。而且《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所体现出归隐的思想，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大约天宝十四载，还透露出这样的情绪：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吟聊自遣，放歌颇愁绝。

仇兆鳌谓“既不能出图尧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负稷契初愿矣”，诚是。此时，杜甫已经通过献赋，先授河西尉，不拜，又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正式做官了。但参军这类官，肯定非杜甫所愿。“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表现出杜甫感慨自己没有坚持做成隐士，又出来求仕做官，却仍旧不能遂心意的心态。

那么，杜甫的这种隐居思想，与《夜宴》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夜宴》一诗的关键，就在于最后一句“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宴会诗罢后，杜甫忽然听得早年游历吴越时习得的吴咏而生感慨，一方面勾起往事记忆，另一方面则是想起范蠡故事。

勾起往事记忆，杜甫由此怀念自己当年无忧无虑悠游吴越，不被科举、功名、稻粱谋所困的自由生活。想起范蠡故事，范蠡助越王勾践攻克吴国后驾舟而去，暗含离开仕途与政治、归隐山林之意。杜甫通过“吴咏”和“扁舟”，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此时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的厌倦，以及渴望归隐山林的想法。以这一视角关照《夜宴》全诗，我们就会发现，看月、听琴、花径、草堂、检书、赋诗，都在暗示着恬静的隐居生活。顾宸说：“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具。”乐事皆具，则杜甫显然已经沉醉于悠闲与山水、自然之中。这种情绪，与前引《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等诗的基调颇为一致。

杜甫应举，包括常举和制举，两次不第。我之所以不把此诗系年在杜甫常举不第之时，是因为在唐代，常举不第乃平常之事。尽管杜甫自视甚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从现存杜诗来看，杜甫并没有对常举落第之事花费多少笔墨，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常举落第就要学范蠡驾舟归隐。因此，与其如洪业把《夜宴》定为杜诗首章，或如过往诸家并无绝对依据的情况下将《夜宴》定于杜甫常举落第后不久所作，我认为，从隐居思想的脉络来看，应将此诗定于天宝六载(747)杜甫应诏退还后。

三 李邕、房琯与范蠡故事

当然，范蠡故事除了范蠡驾舟隐居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功成身退”，以免遭到文种的悲剧。洪业就强调“功成身退”的一面，以论证《夜宴》代表了杜甫应科举常举之前的心态。然而，我们很难揣测悠游吴越时，杜甫对仕途的想法，洪业此论无从证实。我们发现，在天宝六载(747)，杜甫之所以对政治感到失望，产生“扁舟意不忘”的情绪，恐怕与李邕、房琯二人的遭遇大有关系。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载：

六载，正月辛巳朔，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并以事连王曾、柳勣，遣使就杀之。

所谓“事连王曾、柳勣”，乃去年五载十二月，“赞善大夫杜有邻、著作郎王曾、左骁卫兵曹柳勣等为李林甫所构，并下狱死”。

李邕乃李善子，他被杀之事，颇有疑点。《旧唐书》说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奸赃事发”云云，但等到柳勣下狱后，《旧唐书》载：

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勅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余。

吉温乃天宝年间著名的酷吏，深得李林甫之信任。此番处置李邕等人，很难说背后没有李林甫的授意。尽管李邕本人也是恃才傲物，但颇有名声：

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

杜甫也曾得意地回忆与李邕的交往，云“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多年后，杜甫作八哀诗，中有《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

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
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厉。
日斜鵩鸟入，魂断苍梧帝。
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
几分汉廷竹，夙拥文侯篲。
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敝。
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
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
…………
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
哀赠竟萧条，恩波延揭厉。
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
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虽然已距李邕去世多年，但杜甫仍表达出他对李邕多次下狱最终致死的不满。

同时，《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载：

(天宝)五年正月，擢试给事中，赐爵漳南县男。时玄宗企慕古道，数游幸近甸……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于宫所立百司廨舍，以琯有巧思，令充使缮理。事未毕，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

房琯成了李林甫、李适之斗争的牺牲品。李适之罢相，在天宝五载(746)，《资治通鉴》将房琯被贬之事系于天宝六载(747)。肃宗至德二载(757)，杜甫强为房琯申辩，差点论罪下狱。据《旧唐书》所载，“房琯布衣时，与甫善”，以说明杜甫为何为房琯申辩。这说明，房、杜二人交情甚久，或在天宝六载之前，当已颇有结交。

李邕被杀，以及房琯被贬，背后都有时任宰相李林甫的身影。他们的遭遇，或许让杜甫联想到功成身退的范蠡，思考为官之道——若李、房二人能如范蠡一般离开官场，或许李邕就不会被杀，房琯也不会被贬。再联想到自己原本踌躇满志来参加制举，却最终失败，且原因亦在李林甫，则难免生出想要学范蠡那样归隐山林的想法。在这双重背景下，杜甫在左氏庄夜宴时，忽然听得吴咏，在回忆自己早年悠游吴越、不被功名利禄所缚的生活时，更产生了“扁舟意不忘”的心绪，提醒自己不能忘却范蠡驾舟归隐之情。因此，综合上述各方面，我认为将《夜宴》定于天宝六载(747)应诏退还之后所作，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