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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骆驼

2019-11-13王松

四川文学 2019年8期
关键词:轮椅

□文/王松

1

顾莎早晨醒来时,愣了愣,不知是不是晚了。房间里漆黑一团,但这漆黑也许是因为拉着厚厚的窗帘。顾莎睡觉不习惯拉窗帘,这会让她失去时间概念,这种感觉就像坐在云端的飞机上,没有参照物,也就无法确定位置。但芳妈不是这样,芳妈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睡觉必须把窗帘拉得严严的。不过芳妈的这个习惯在家里还行,到医院就不行了。上次在医院,虽然顾莎费了很大劲,陪了很多笑脸,且跟人家反复强调,钱不是问题,最后才总算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但小护士还是对芳妈这样整天拉着窗帘有意见。倒不是光线太暗,不方便输液或别的操作,光线暗可以开灯,可大白天拉着窗帘,搞得像个黑洞,再清爽的病房也会让人觉着邋遢。但芳妈一向是个固执的人,她的固执不表现在嘴上。小护士每次提意见,她都很认真地听,也频频点头,似乎这些意见都听懂了,也接受。可窗帘该拉着还是照样拉着,就算小护士给拉开了,前脚走,她宁愿自己下床,摇着轮椅过去,也要把窗帘再重新拉上。

顾莎抓过床头的手机看了看,吓了一跳。昨晚把手机闹钟设置在6点,可手机竟然没响。这时已经6点半了。心里一下有些来气,这就是拉着窗帘的结果,否则即使手机不响,窗子外面亮了,也不会睡过头。接着就发现,芳妈已经起了,正摇着轮椅不慌不忙地收拾自己的行李。顾莎的行李倒不用收拾,从家里带来的行李箱,基本没动。

顾莎起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芳妈说,半小时后出发。

芳妈没回头,也没应声,摇着轮椅进卫生间了。芳妈还能站,只是走路费劲,平时行动要靠轮椅。但去卫生间从来不用任何人帮忙,连护工也不用,每次还要把门锁上。护工为这事在电话里跟顾莎说了几次,万一她在卫生间里摔了怎么办,责任就很难说清楚了。不过顾莎观察过,芳妈用卫生间,从轮椅坐到马桶上,竟然有自己的一套动作,不仅灵活,也很熟练。关键是芳妈的固执,顾莎知道,跟她说也是白说,也就懒怠说了。

顾莎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芳妈摇着轮椅出来。顾莎进去匆匆洗漱了一下。她这些年没有化妆的习惯,在高校工作,女老师不允许打扮得花枝招展,也就一直素面。这时手机响了,是芳妈的手机。顾莎从卫生间出来时,芳妈刚把手机挂掉,一边朝门口摇着轮椅说,他来了,下楼吧。

说着,已经开门出去了。

顾莎拉着两个四轮行李箱出来。刚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郁叔从电梯里出来,先把芳妈的轮椅推进电梯,又来帮顾莎把两个行李箱弄进去。郁叔叫郁书田,是芳妈在医院的同事。虽然是1939年生人,按说比芳妈还大一岁,可看着比芳妈年轻。其实也不是年轻,主要是强壮,男人一强壮就显得很有活力。不过郁叔曾偷偷对顾莎说,你芳妈是这几年病了,一下子就显老了,你别不爱听,她年轻时,可比你漂亮。

郁叔的奔驰车就停在楼下的花坛旁边,这辆车是红色的。当初郁叔有一辆黑色的奥迪A4。芳妈只随口说了一句,奥迪的车顶矮,坐在里面不舒服。没过多久,郁叔就换了这辆奔驰。郁叔换车时曾问过芳妈,什么颜色好?芳妈又随口说,还是红色好看。于是郁叔就买了这款红色的奔驰。按说郁叔虽然只是个普通的胸内科主任,可现在的主任医生收入都很可观,郁叔却不知怎么回事,经济上好像并不宽裕。后来顾莎才听说,郁叔为了买这辆红色的奔驰车,把一套住了二十几年的三居室卖了,换了一套小两居,而且地方也偏远了。

顾莎在车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最后冲刺。但顾莎没直接打给女儿,打的是丁睿的手机。丁睿果然在家,正给女儿做早餐。他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女儿状态很好,昨天模考结果出来了,还是中等偏上,成绩很稳定,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去学校。顾莎这才放心了。挂断电话,又看了看手表。从芳妈这里到机场,开车一般要一小时。但这时正是早高峰,时间就不敢保证了。郁叔虽是80岁的人了,开车不仅技术好,路也熟,遇到堵车就钻胡同,走小街,这样就还是按预定时间赶到了机场。

刚才从家里出来时,郁叔已把芳妈的轮椅留下了。这时,他先从后备厢里拎下两个行李箱,又拿出一个折叠式的轮椅。这种轮椅跟芳妈在家里用的不太一样,严格地说,应该叫病理车,打开后,病人坐上去能当轮椅用,后面有两个扶手,也可以推着走。郁叔打开病理车,扶着芳妈坐上去,又看看她问,你们两人行吗?我在机场买机票,现在还来得及。

芳妈说,你回吧。

说完习惯性地用两手转了一下车轮。但这是病理车,转着有些费劲。

郁叔叹口气,回头对顾莎说,你等一下,我去存车。

说完,就开着车转下弯道,去地下停车场了。

芳妈摇着轮椅,径直朝航站楼走去。顾莎赶紧拉着两个行李箱追过来说,先等一下,等等郁叔。芳妈好像没听见,继续往里走。进了航站楼的门口是一个下坡,芳妈干脆不用摇了,让轮椅自己溜下去。顾莎手忙脚乱地顾着两个箱子,好容易追上芳妈,一把拉住她的轮椅,但另一个箱子又跑了,连忙又去抓那个箱子。等拖回来时,芳妈已经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了。这一下顾莎真急了,扑过来抓住轮椅的扶手说,你就不能等等吗?

芳妈慢慢回过头,看看顾莎。

顾莎说,一会儿郁叔来了,去哪儿找咱?

芳妈说,我已经告诉他了,让他回去。

顾莎说,可他不是没回去吗?

顾莎的这句话已经冲出了嗓子眼儿,可到了嘴里,还是竭力又把声音压了压。她知道,这是在机场,不是在家里。前一天晚上,郁叔就在电话里跟她说了,芳妈是你母亲,这些年了,她的脾气你知道,这次出去,尽量别拗着她,她现在这脾气,也是让病磨的。

但顾莎的心里明白,母亲这样,还不仅是病的事。

顾莎把两个行李箱拢在一起,推到旁边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又把芳妈的轮椅推过来。这时郁叔满头大汗地来了。郁叔冲顾莎做了个手势,就推着两个箱子朝值机柜台那边走。

办好登机手续,行李也托运了,顾莎的手里只剩了一个背囊,一个提袋。背囊里是自己手使的东西,提袋里装的是芳妈随身用的东西。郁叔推着芳妈的轮椅,一直送到机场安检入口,又拿出几块巧克力,放到顾莎拎着的提袋里,说,她如果又低血糖了,就给她吃一块。说完,拍了拍芳妈的肩膀,又冲顾莎说,如果有事,可以随时——说着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就转身走了。

芳妈突然叫了一声,等等。

郁叔站住了,慢慢转过身。

芳妈说,你,注意身体。

郁叔有些奇怪地看看芳妈。

芳妈又朝他看了一眼,就摇着轮椅朝安检口里去了。

2

顾莎5岁时,把母亲叫芳姨。顾莎是在姥爷家长大的。姥爷家在天津,在顾莎的记忆里,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宿舍大院,院里有几栋青灰色的宿舍楼,种满高大的白杨树,到了夏天,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很凉快。顾莎第一次见母亲是在一个下午,当时姥姥正开会,让局里的一个同事去幼儿园把她接回来。一进家,看到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好像从没见过。替姥姥接顾莎的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姓陈,顾莎平时叫陈姥姥。陈姥姥一见这个漂亮阿姨,叫了一声,小芳啊,你回来了?顾莎在幼儿园,很懂礼貌,见了年轻的女人就叫阿姨,又听陈姥姥叫她小芳,就懂事地也叫了一声,芳姨。陈姥姥一听就笑了,说,怎么叫芳姨,这是你妈啊!但顾莎已经叫了芳姨,好像改不过口,这以后就叫芳妈妈。

再后来,就叫成了芳妈。

芳妈那次回来,只住了几天就走了。走的时候,抱住顾莎哭了,但顾莎没哭。顾莎也不明白,芳妈为什么要哭。顾莎只听说,芳妈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到处是沙漠和戈壁。至于沙漠和戈壁是什么,顾莎就不知道了。当时芳妈抱着她,只喃喃地重复一句话,等着妈妈,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到顾莎上小学时,芳妈就回来了。芳妈是带着很多东西回来的,看样子真的不走了。芳妈一见顾莎就抱着她,一边亲一边说,这次芳妈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但当时,顾莎问了芳妈一句话,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这样问,后来再也没问过。

她问,爸爸呢?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让顾莎奇怪。从在幼儿园时就一直是这样,每到下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或者是爸爸,唯独她,只有姥姥和姥爷。现在芳妈回来了,可是爸爸为什么没回来呢?当时顾莎这样问了,芳妈的脸上本来挂着泪,可这泪在脸上正流着,一下就停住了。芳妈慢慢回过头,看看姥姥,又看看姥爷。姥爷没说话,只摇头叹了口气,就转身回书房去了。这天夜里,顾莎听见芳妈和姥爷在书房里说话,声音很大,后来好像还吵起来了。当时芳妈好像说了一句,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我既然已这样决定,就不后悔,以后的事,我自己会尽快想办法。说完,姥爷书房的门砰地一响,接着就是一阵噔噔的脚步声。

果然,几天以后,芳妈就从姥爷家搬出去了。再后来,把顾莎也接走了。

飞机在云层的上面飞着,像漂浮在一团一团的泡沫上。

顾莎的耳膜很敏感,飞机的飞行高度稍有变化就会觉出来。这时已经感觉到,飞机开始下降了。偏远的航线就是这样,由于乘客少,航班一般不会直飞,都要在中途经停或转机。但经停和转机还不是一回事。经停只是停一下,中途过站的乘客下去一下再上来,带上在这里登机的乘客,就可以继续飞往目的地。转机就不行了,要正式下飞机,提出行李,然后再重新办理另一架航班的登机手续。这就有一个问题,倘前一次航班延误了,这转机的后一次航班也许就赶不上了。况且顾莎还要照顾坐轮椅的芳妈,如果再去提行李,重新办登机,就太麻烦了。所以顾莎特意选了这个航班,中途只在清阳经停一下。

芳妈坐在旁边靠走道的座位,这样上下轮椅可以方便一些。这时她歪在座位上,闭着眼,似乎在打瞌睡。在顾莎的记忆里,芳妈一向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似乎从没说过累。直到60多岁了,还能一天做两台手术。可是5年前突然中风了,幸好在医院工作,虽有颅内出血,但发现及时,抢救也及时。不过这以后,精神就远不如从前了,经常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性格也像变了个人,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坐在轮椅上,也总闭着眼,不知是在瞌睡,还是在想什么事。这时机舱里已在广播,继续飞往目的地的乘客请带上随身的贵重物品下飞机,在候机厅休息大约半小时,再重新登机就可以继续飞往最后的目的地。

飞机落地,停稳,顾莎带了随身的背囊和提袋,用轮椅推着芳妈下了飞机。走在廊桥上时,手机响了。顾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云姨。想了想,把电话按掉了。

清阳是个中型城市,机场很小。来到航站楼,中途过站的乘客已经很少了。顾莎把芳妈的轮椅推到一个角落。本来觉得这里清静,不料刚把轮椅停下,就听旁边的一对年轻人在大声说话。说话的是个女孩儿,挺漂亮,两个眼角尖尖的,还有些微微上翘,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是标准的普通话。她好像在埋怨那个男孩儿,无论做什么事,从来不和她商量。又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直到临近才告诉她,让她措手不及。这女孩儿一边说着,脸涨得通红,一只手伸出来,不停地在男孩儿的面前翻来翻去,看样子很生气。男孩儿的头发乱糟糟的,似乎没用梳子梳过,只用手随便抓了抓。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框不大,镜片是树脂的,但看得出度数很深。他拿着手机,一直低头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声不吭。顾莎看见了,他好像在看一篇什么文章。女孩儿这样说着好像终于忍不住了,一把夺过他的手机。她显然是想把这个手机摔到地上,但手扬起来的一瞬,男孩儿抬头看看她。女孩儿立刻迟疑了,愣了愣,手一下子落下来,把手机往男孩儿的怀里一扔就坐在旁边,用手捂住脸一下一下地喘气,看样子是哭了。顾莎在飞机上就注意到了这对年轻人。芳妈有轮椅,办登机时,顾莎特意要了经济舱第一排的座位,这样空间可以大一些。这对年轻人是坐在第二排,在顾莎的侧后面。机舱提供餐饮时,这女孩儿不吃,也不喝,一直抱着自己的一个精致的小包包,歪着头坐在座位上。男孩儿劝她,如果不吃东西,就喝一点矿泉水。女孩儿声音很大地说,不喝!不喝!我什么也不想喝!这才引起顾莎的注意,回头朝他们看了看。男孩儿的食欲似乎很好,也许是赌气,一下子把自己和女孩儿的两份快餐都吃了。顾莎看着他们,心里觉得好笑。她看出来,这女孩儿怀里抱的是个“香奈尔”的小包包。这种奢侈品牌的“小香包儿”,价格可想而知。又想,现在的女孩儿都是这种脾气,也难为这些男孩子了。

这时,男孩儿怀里的手机响了。男孩儿立刻拿起手机接听电话。顾莎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给云姨回电话。于是对芳妈说,去一下洗手间,就起身匆匆朝前面走去。

顾莎来到一个拐角,回头瞥一眼,确信看不到芳妈了,才拿出手机。云姨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是一种湿润的平静,像溪水流到石头上的声音。顾莎一直感到奇怪,云姨在戈壁滩那样干燥的地方,声音怎么会这样湿润。云姨在电话里说,我正担心呢,算时间,你们该到清阳了,刚才打电话,也通了,说明你们确实已经落地,可你没接电话,没事吧?

顾莎说,您放心吧,没事,飞机也没延误,刚才问过了,四点四十分,准时到。

云姨似乎松了口气,说,延误也没关系,不用急,大不了我等一会儿,没事的。

顾莎想说谢谢,但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您不用到机场太早。

就把电话挂了。

顾莎回来时,远远看见芳妈正朝这边看着,似乎在审视。顾莎感到不太自在,心里也有些搓火。但来到近前,还是竭力把火往下压了压。

芳妈盯着她,问,你刚才,去哪儿了?

顾莎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回答。但还是把两手来回抹了一下,似乎刚洗过手,嘴上说,这种小机场的条件就是不行,洗手间连抽纸也没有。

芳妈没说话,仍然一下一下地看着顾莎。

顾莎让芳妈看得更不自在了,扭身坐在旁边。

芳妈又问,刚才下飞机时,谁给你打电话了?

顾莎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芳妈。她想说,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谁给我打电话,还有必要都向您汇报吗?但这话还是没说出来。只看了一眼芳妈,没吭声。

芳妈问,你刚才,是去给吴云打电话了?

又问,下飞机时,是她来的电话?

顾莎没直接回答,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到了那边下飞机,您打算怎么办?

芳妈平静地说,搭出租车,去市里的酒店。

顾莎问,然后呢?

芳妈说,明天包一辆车,去矿区。

顾莎说,您当年在那边工作过,应该比我清楚,矿区是包辆车就能进去的吗?

芳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这时登机口在广播,让过站的乘客登机。

顾莎推起芳妈的轮椅,朝登机口走去。

3

顾莎没见过云姨。虽然芳妈从没说过,但顾莎猜测,芳妈应该也没见过。

顾莎知道有云姨这个人是在高中毕业时,正准备高考。当时因为一件偶然的事,那天下午,顾莎去医院给芳妈送巧克力。芳妈经常低血糖,据她自己说,是家族遗传,当初她母亲,也就是顾莎的姥姥也是这样。所以每次有手术,倘赶在吃饭时间,别的医生护士可以坚持一下,芳妈不行,上手术台时总要带几块巧克力。那天是把巧克力忘在了家里,顾莎发现了,就赶紧给送到医院来。一进医院大门,收发室的曹大爷知道她是顾芳主任的女儿,就出来叫住她,说又有顾主任的汇款单。当时顾莎感觉到了,曹大爷的眼神有些异样。接过汇款单一看,果然吓了一跳,这竟然是一张2万元的汇款单。在20世纪90年代初,2万元还是一笔巨款。其实在此之前,顾莎就知道,这些年每到月初,都会有人给芳妈寄钱来。以往也有这样的时候,顾莎偶尔来医院,收发室的曹大爷有汇款单就随手交给她,但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顾莎每次拿了汇款单,回去交给芳妈,从不问这是谁寄来的。芳妈也不说,似乎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当然,也的确不言而喻。汇款单上有详细的汇款人姓名地址,从地址看,这钱显然是来自戈壁滩的深处,汇款人的名字叫潘大兴。尽管芳妈从没提过潘大兴这个人,但顾莎还记得,芳妈当年也曾在戈壁滩上工作过,后来回来了,那么留在戈壁滩上的人可能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顾莎只在很小的时候问过芳妈一次,爸爸在哪儿。后来就再也不问了。不是她不想问,也不是芳妈不准她问,退一步说,就算芳妈真的不准她问,如果她想问也照样可以问。她只是从芳妈和姥爷的关系感觉到,这应该是一件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的事,既然很难说清楚,也就干脆不让芳妈说了。后来,顾莎偶然听姥姥在单位的同事陈姥姥说,自己小的时候曾叫潘莎,叫顾莎是随了芳妈的姓,也是后来才改的。但陈姥姥当时是说漏了嘴,顾莎再追问,陈姥姥就死活不肯再说了。

这以后,顾莎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这一次,顾莎在把这张2万元的汇款单交给芳妈之前,还是偷偷做了一件事。她按这汇款单上留的地址,给那边的“114查号台”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叫潘大兴的汇款人留的是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地址。顾莎通过“114查号台”,找到这个学校的电话号码,就给这个叫潘大兴的人打过去。但对方接电话的人说,学校是这个学校,不过没有潘大兴这么个人。顾莎一听就奇怪了,说不对啊,这个汇款单上留的地址,就是这个学校,汇款人也确实写的是潘大兴,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顾莎一说汇款的事,对方问,你是哪儿?

顾莎说,这是天津的长途电话。

对方立刻说,你等一下。

一会儿,电话里换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你要找潘大兴?

顾莎说,是。

这女人问,你有什么事?

这时,顾莎已经彻底糊涂了。听这个女人的口气,她应该知道潘大兴。可刚才接电话的人说,这个学校没有潘大兴这个人,那现在的这女人又是谁呢?但顾莎的反应也很快,她没再追问这女人是谁,而是先告诉对方,自己叫顾莎。

对方一听哦了一声。显然,她知道顾莎这个名字。

顾莎又说,潘大兴这次汇的2万元,我收到了。

对方又哦了一声。

顾莎这才问,您不会,就是潘大兴吧?

顾莎是故意这样问的。她当然知道,这女人不可能是潘大兴。

果然,对方说,我叫吴云。

顾莎又问,这次,潘大兴怎么寄这么多钱?

吴云说,哦,潘老师说,你今年高中毕业,应该上大学了。

顾莎听了喉咙一热,哽了一下。她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的猜测,终于得到印证了。她现在总算知道,这个这些年一直寄钱,叫潘大兴的人到底是谁了。她本来还想再问一问关于潘大兴的情况,或者,如果方便的话,跟他通一下电话。但吴云似乎还有事,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让顾莎认真准备功课,争取考一个好学校,就把电话匆匆挂了。

这次和云姨通电话,尽管顾莎没问,云姨也没说,但顾莎明白了,也许是潘大兴工作忙,走不开,这些年,一直都是云姨在替他往这边寄钱,所以留的才是这个学校的地址。

这以后,顾莎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其实芳妈早已知道吴云。顾莎想,芳妈知道吴云,应该有几种可能。首先,芳妈毕竟在那边工作过,对那边的情况知道一些。虽然顾莎跟吴云通电话时,从声音判断,她当时应该只有三十多岁,如果这样算,芳妈当年在那边工作时,这个叫吴云的女人应该还没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顾莎听出吴云说话好像是江浙一带的口音,这就说明,她应该也是调到那边去工作的;不过芳妈还是能大致猜出,吴云在那边跟潘大兴是什么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或许芳妈也已给那边打过电话。当然,如果芳妈打电话,就不会先按汇款单上的地址查电话号码了,她应该有别的办法。不过不管怎么说,顾莎感觉到了,虽然芳妈已知道那边有吴云这个人,也从来没提起过,但显然,她对这个女人很反感。说反感似乎还不太准确,应该是有些本能的抵触。

也正因如此,这次顾莎并没告诉芳妈,到了那边,云姨会在机场接机。顾莎没告诉芳妈,是不想再让她生气。这个春天,芳妈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本来这些年病情已经稳定,虽然肢体有些障碍,行动相对迟缓,但思维仍很敏捷,反应也好像比过去更快了。可今年一开春又出了问题,据芳妈自己说,先有些头晕,接着又感到半身麻木。去医院看了,大夫说,从核磁的片子看,是又有腔梗。这个堵塞本来不太严重,但对于顾芳主任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毕竟患过脑出血,这就雪上加霜了。果然,这次腔梗之后,芳妈就基本只能靠轮椅了,精神也明显大不如前,经常说着话就睡着了。就在一个月前的一个上午,顾莎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本来学校有规定,上课时间,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把手机关掉。但顾莎对学院领导说,母亲有病,且跟前只有护工照顾,说不准哪一会儿就会出状况。学院领导这才特批,准许她上课时开着手机。果然,一个上午,顾莎正讲课,电话就突然打进来。当时顾莎一看是芳妈护工的电话,心里立刻一紧。她知道,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护工不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她顾不上跟底下的学生解释,赶紧拿起手机。护工在电话里说,芳妈突然昏迷了,她已按顾莎事先交代的,叫了120救护车,把芳妈送到了医院。她现在正在医院里,医生要见家属,让顾莎赶紧过去。顾莎一听,不等下课就赶紧来到医院。芳妈这次又是血管堵了,但堵的不是脑血管,而是心血管。医生说,幸好来得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后面的情况不好说。顾莎明白,如果这次是心血管,那芳妈的麻烦就大了,于是索性跟学校请了假。

芳妈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总算回家了。但让顾莎没想到的是,芳妈回家几天以后,一个下午,突然给顾莎打来电话,当时顾莎正在系里开会。芳妈在电话里说,有个事,想跟顾莎说一下。她说的不是跟顾莎商量一下,而是要跟她说一下,这说明,她已经决定了。顾莎问,很急吗?芳妈说,说急也不急。顾莎说,如果不急,就晚上再说,正开会。

芳妈立刻说,说不急,也急。

顾莎只好说,那您就说吧。

芳妈说,我想,回去看看。

顾莎问,回哪儿?

芳妈说,矿区。

顾莎明白了。芳妈说过,她当年在戈壁滩上工作的那个地方,叫“矿区”。其实当地并没有矿,只是这样的叫法。顾莎想不出来,芳妈在这个时候,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去那个地方。但她知道芳妈的脾气,如果她说什么事,尤其是决定要做什么,一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自从她生病以后,也许是脑血管病变的缘故,变得更固执了。

于是想了想,问,您觉得,您的身体允许吗?

芳妈说,没什么不允许。

顾莎只好说,好吧。

4

乘客都已登机了。

刚才在清阳下了一些乘客,又上了一些新乘客。但下的比上的多,机舱里的乘客就更显得稀稀落落。这时机舱的舱门已经关闭,但还没有要起飞的意思。几个空姐面带微笑地托着小盘子走来走去,用纸杯给乘客送矿泉水。顾莎知道,这是航空公司惯用的伎俩。按有关规定,如果不是特殊原因,航班延误达到一定时限,乘客可以提出索赔。于是有的航空公司就想出这种对策,明知这次航班延误了,还若无其事地让乘客按时登机,然后坐在飞机上等。但在候机厅等和在飞机上等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在候机厅等是延误,机舱里等则可以理解为等候起飞。这样无论等多长时间,只要不起飞的理由充分,也就可以不计算在延误的时间内。

果然,在飞机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机舱里开始广播,说目的地的机场由于天气原因,不具备起降条件,要等候多长时间还无法确定,请乘客仍带上随身的贵重物品,先下飞机,在候机厅等候通知。顾莎起身打开行李舱,正要拿背囊和提袋,一回头,见芳妈已经自己坐上轮椅朝机舱门去了。顾莎连忙提了背囊和提袋追过去。就在她伸手要抓轮椅的扶手时,轮椅已经出了舱门。从舱门到廊桥,中间有几公分的高度差,虽然只是几公分,轮椅还是往下跳了一下。此时芳妈的两只手都在车轮上,身体没有支撑,立刻晃了晃。但这一晃也就失去了重心,眼看着整个轮椅朝一边歪过去,幸好站在舱门的一个空姐手疾眼快,扑过去一把扶住轮椅。这时顾莎也赶过来,连忙扔下背囊和提袋抓住轮椅的扶手。但芳妈没回头,两手用力一扳轮椅的轮子,轮椅就沿着廊桥的坡道溜下去了。顾莎赶紧又抓起地上的背囊和提袋追过去。芳妈的轮椅沿坡道溜到头,终于停住了。再往前就是上坡的坡道了,芳妈用力扳了几下轮椅的轮子,没扳动,轮椅只在原地来回动了几下,这时顾莎才气喘吁吁地赶过来。顾莎再也忍不住了,冲到芳妈面前,瞪着她嚷起来,您,到底想怎么样?!

芳妈仰起头,看看她。

顾莎又嚷道,您到底要干什么?!

芳妈说,我,没想干什么。

顾芳说,去矿区,是您自己要去的,没人逼您!

芳妈不说话了。

顾莎这时看到,几个空姐正站在机舱的舱门口朝这边看着。但她已顾不上脸面,心里憋着的火气一下子都冲了出来。她站在芳妈的跟前说,如果您不想去了,我们可以回去!说着掏出手机,我现在就可以买回去的机票,您也不用再这样,我已经受够了!

顾莎嚷着,突然停住了。她从芳妈的眼里,看到了一丝软弱,还不是软弱,似乎目光渐渐暗下去,是一种怯懦,说怯懦还不准确,似乎是在央求。在顾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芳妈一直很强势。她还从没见过芳妈这样的眼神。

她叹口气,推起轮椅。朝候机大厅去了。

5

飞机再次起飞已是两个小时以后。虽然夏天天长,但在天津,这个时间的太阳应该已变成金黄色,有了黄昏的意思。而此时在飞机上,从舷窗看出去,外面的阳光仍很强烈,连云朵也泛着耀眼的银白色。芳妈知道,此时飞机已进入河西走廊的上空。这边的空气不仅纯净,也很干燥,所以能见度极好,紫外线也很强烈。当年她刚到这里时,最先感到的,就是这里的空气跟天津截然不同。芳妈对空气中的湿度很敏感。但来西北之前,自己并不知道。她决定来西北时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年潘大兴一说,她只想了一下就同意一起去了。不过当时,父亲还是提醒了她。父亲搞了几十年临床,在医院是著名的呼吸科主任。尽管母亲一听她要和潘大兴一起去西北,坚决不同意,但父亲很支持。父亲说,咱们国家的核工业总要有人去搞,如果你不去,他也不去,大家都不去,这件事就没人做了。但父亲又说,西北的戈壁滩我去过,那地方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一百多毫米,可蒸发量将近两千毫米,这么干燥的地方,你如果去,要有心理准备。当时的芳妈听了还不太明白。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读医科大学,外地也去过一些地方,但都是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儿,西北这样的地方还从没去过,所以对父亲说的这些,也就没有一点概念。她问父亲,空气干燥怎么了?父亲说,你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是半海洋气候,这边的空气湿度和南方比起来虽不算大,可跟西北地区,尤其是戈壁滩上相比就大多了。父亲说,人的呼吸道一旦适应了一定的空气湿度,稍有改变,就可能出问题,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不习惯。但当时的芳妈只顾兴奋了,她跟潘大兴要去的这个地方,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还要经过各方面极严格的审查,据说比参军的要求还高。顾芳的审查通过了,这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一同去西北工作的,还有潘大兴的几个同学,这一来大家也就更被一种共同的荣誉感激动起来。父亲对她说,只要你有心理准备就行,和大兴一起去,我也放心,我看出来了,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顾芳和潘大兴是在医院认识的。顾芳受父亲影响,在医科大学学的也是临床,当时正在市里的一家医院实习。潘大兴和几个同学来医院体检。其时潘大兴已报名去西北,要经过体检。潘大兴是扬州人,本来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当时哈工大和天津的一所大学有个联合项目,最后一年,学生就来这边一边学习一边实习,最后就在这边毕业。也就在这时,遇到了去西北工作这件事,于是潘大兴立刻报了名。顾芳在医院里第一次见到潘大兴时,就注意到他了。潘大兴的身材有些瘦,窄脸,再戴一副黑方框眼镜就显得有些夸张。当时是几个报了名的同学一起来医院体检,因为兴奋,大家都在不停地说话。只有潘大兴,一直默默地坐在旁边。女孩子一般都这样,越是爱说话的男孩儿越不以为然,反倒是安安静静的,往往更会引起注意。当时顾芳负责的是内科体检。潘大兴躺到诊床上,顾芳用手轻轻按压他的腹部。可这一压,不知怎么潘大兴放了一个又粗又闷的屁。顾芳是学医的,又已是实习大夫,当然不在意这些。潘大兴却不行了,本来就不爱说话,脸一下就扭过去,不敢再看顾芳。直到从诊床上下来,脸还一直像块红布。顾芳心里觉得好笑,但脸上没带出来。她知道,如果自己说什么,这个年轻人肯定就更不好意思了。不过顾芳在按压潘大兴的腹部时,感到左下腹好像有一个硬块,于是对他说,去约个时间,做一个腹部B超,进一步检查一下。当时潘大兴一听立刻有些紧张。他紧张,倒不是担心自己有什么病,而是如果有病,也许就去不成西北了。顾芳也看出来了,就安慰他说,估计不会有事,但既然是体检,总不能马虎。

这次体检的最后结果,潘大兴果然没事,身体很健康。顾芳直到后来仍想不明白,自己和潘大兴的关系怎么会进展得那么快。在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人恋爱是一件很大的事,一般都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短则一两年,长的甚至要几年。但顾芳从认识潘大兴到跟他确定关系,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顾芳的母亲对这样的恋爱速度表示怀疑。顾芳的母亲在卫生局工作,是办公室主任。她提醒顾芳,这么短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是不是太草率了?但顾芳的父亲不这么看。顾芳的父亲认为,男女恋爱的本质是志向和情感,彼此的志向需要相互了解,感情需要发展,只要了解了,感情也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定恋爱关系也就顺理成章,这跟时间长短没有必然的关系,有的夫妻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彼此还没有真正了解,这样的时间长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顾芳的父亲对他们的恋爱表示支持。

但顾芳很快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初潘大兴和几个同学来医院体检,由于特殊原因,并没说出这次体检的真正目的,不光顾芳不知道,连医院方面也不清楚。但潘大兴和顾芳一确立恋爱关系就不行了。上级从一开始就对潘大兴几个人提出要求,如果有了恋爱对象,且确立了关系,一定要报告,因为这关系到去那边工作的问题。于是终于有一天,潘大兴跟顾芳摊牌了。顾芳一听就傻了。她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潘大兴的态度很明确,他已下定决心,要去那边工作。他对顾芳说,他确实很爱她,但如果让他在顾芳和去那边工作二者之间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他这样说完,对顾芳说,对不起。

顾芳看着潘大兴,一下也没了主意。

其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也许经过漫长的交往,感情未必会有多深,反倒是这种所谓的“闪电式恋爱”,情感的张力却很大。也正是这种张力,让顾芳更不知所措了。这时潘大兴告诉她,他和她的关系只有两条路,要么,她跟他一起走,顾芳是学医的,那边肯定也需要;要么,他们就只好就此分手了。但是,潘大兴又说,即使顾芳同意和他一起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潘大兴告诉她,他这次要去的是一个极特殊的地方,现在还不能告诉她,虽然条件很艰苦,甚至比想象的还要艰苦,但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的,各方面的要求很严苛。潘大兴说,他这次来医院体检时,各方面的指标和标准,顾芳应该能感觉到。

顾芳一听就明白了。潘大兴他们几个人来医院体检时,对他们身体的要求,和一般的标准确乎不太一样。但医院领导只是交代,这是政治任务。

顾芳想了一夜。第二天对潘大兴说,我决定了,跟你走。

……

机舱里又开始广播,飞机已经在下降,预计半小时后在阳关机场降落。芳妈一下清醒过来。但想了想,又觉得刚才好像并没睡着。最近经常这样,好像清醒和睡梦总是搅在一起,或来回交替,搞得脑子有些混乱,不知究竟是睡着还是醒着。这时,芳妈慢慢转过头,朝舷窗外面看去。一片云朵翻卷着,正在蓝天的深处飘浮。她忽然想起一句话,风来浪也白头。

她想,浪尚且能白头,何况是云,云尚且也能白头,更何况是过去的日子。

6

顾莎从机场出来,第一眼见到云姨时,一下判断不出她的年龄。云姨看上去很精干,束着头发,上身穿一件浅底碎花的衬衣,袖子是挽起来的。但顾莎之前和云姨通电话时,已听她说过,她是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来这边工作,倘这样算,应该也有60多岁了。可看着还是不像,脸上没一点皱纹,只是由于这边的紫外线强,肤色有些发红。

顾莎是推着芳妈的轮椅出来的。云姨立刻就迎了过来,确定这就是她们母女。芳妈见到云姨,并没显出意外。顾莎想,看来自己估计对了,也许她们两人确实从未见过面,但看得出来,彼此应该早就知道对方。芳妈坐在轮椅上,先是慢慢仰起头,眯起眼,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云姨,然后才慢慢伸出手说,你好,我是顾芳。云姨很大方,跟芳妈握了一下手,然后回头对顾莎说,你去取行李吧,车在停车场,咱们先去招待所,都安排好了。

芳妈朝左右看看,问,潘大兴呢?他怎么没来?

云姨哦了一声说,明天,到矿区就见到他了。

这时顾莎已取出了行李。云姨拉着两个行李箱,顾莎推着芳妈的轮椅,就朝停车场来。

开车的司机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人挺机灵,也麻利,过来接过两个行李箱,放到汽车的后备厢,又拿了几瓶矿泉水放到车上。顾莎从他和云姨说话听出来,好像是当地口音。他坐回到车上回头说了一句,扣好安全带,然后就把车开动了。

这是个不大的城市,很干净。但显然,应该经常有扬沙,如果仔细看,路边还有一缕一缕细细的黄沙。路上,郁叔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顾莎一接电话赶紧道歉,说飞机延误了,在清阳机场经停时本来已上了飞机,又让下来了,来来回回等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到这边就晚了,还没顾上打电话报平安。郁叔在电话里说,到了就好,打了几次电话,都关机,还一直奇怪,怎么飞了这么久。又问,芳妈没事吧,接下来怎么安排?顾莎说,她没事,挺好,这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已经在去招待所的路上。明天去矿区,据说离市区一百多公里,不到两小时的车程。郁叔听了,似乎松了口气,又说,照顾好她,随时联系吧。就把电话挂了。

招待所在一条林荫路的尽头,环境很幽静。这显然是矿区的内部招待所,虽不像星级酒店那样讲究,但挺干净,房间里的陈设也很舒适。云姨先帮顾莎安顿了一下,说,给你们母女要了一个房间,如果想分开睡,我可以再去开一个房间。

顾莎说,就一个房间吧。

云姨立刻明白了,点头说,也好。

这时,外面传来吵嚷声,是旁边的房间。顾莎听出来了,又是那对年轻人。在清阳机场经停时,他们就一直在吵架,后来上了飞机,虽然不吵了,那女孩儿还在赌气。飞机刚起飞不久,空姐给乘客每人送一瓶矿泉水。送到这女孩儿的面前时,她不看,也不接。男孩儿只好替她接过来,放到她面前的小桌板上。但这女孩儿伸手一划拉,就把这瓶矿泉水划拉到了地上。矿泉水骨碌到顾莎的脚下,顾莎替她捡起来,男孩儿赶紧道谢,伸手接过去了。不过到阳关机场下飞机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们。没想到,他们也住进了这个招待所,看来也是要去矿区的。这时,只听那个男孩儿大声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说过了!你不想来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并没逼你留下!接着就是那个女孩儿的哭声。

云姨听了笑笑说,等一下。

说完就出去了。

云姨显然是去了那边的房间。她一过去,那边立刻就没声音了。过了一会儿,云姨回来了。云姨先对顾莎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她先打个电话。然后就拿出手机拨通电话。云姨好像是给民航售票处打电话,说订一张明天回兰州的机票,先说了姓名,叫陈偌偌,又说了一串身份证的号码。然后说,机票只订,先不出票,具体什么时候出,听她的电话。

说完挂断电话,又冲顾莎笑笑说,可以理解。

顾莎这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笑了一下说,我们是一个航班来的。

云姨说,我知道,兰州到这里,每天只有一个航班。

这个房间是一间半,里面的一间是卧室,两张单人床,外面还有半间小客厅,放着一张书桌和一对简单的沙发椅,有些像套间。芳妈进来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上,始终没说话。顾莎这时才注意到,她似乎已在轮椅上睡着了。云姨过来,想叫醒她,让她去床上休息。顾莎摆摆手,意思是不必。又做了个手势,就和云姨来到外面的小客厅,回手轻轻关上门。云姨这才说,旁边房间的这对年轻人,也是来矿区工作的,男的叫成林,女的叫陈偌偌,都是今年刚毕业的硕士生,据说还都是高材生,用今天的话说叫学霸,本来他们两人已说好,要一起继续读博,结果被咱们矿区选中了。不过,看样子两人的意见不一致,成林想来这边工作,可这个叫陈偌偌的女孩还想读博,好像不喜欢这个地方。顾莎听了笑笑说,人各有志,这个女孩儿不想来,回去就是了,也没必要这样吵。

云姨摇头说,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办了。

顾莎听了,看看云姨。

云姨叹口气,咱都是过来人,这些年,这种事也见得多了,这里边,还牵扯着感情啊。说着就站起来,你也休息吧,我明天一早来接你们,去矿区还要走一段路。

顾莎送云姨出来,这时开车的年轻人已经把车等在门口。云姨指指这年轻人,对顾莎说,他姓秦,你叫他小秦就行,也是咱矿区上的,一会儿他送了我,还回来,今晚也让他住在招待所,就在你们旁边的房间,万一晚上有什么事,去叫他就行。

这个叫小秦的年轻人在车上冲顾莎笑笑。顾莎也冲他笑了笑。

这时,顾莎突然问云姨,您和我父亲,很熟吗?

云姨飞快地看了顾莎一眼,沉一下说,我们,是多年的同事。

顾莎又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云姨又看一眼顾莎,反问,你妈妈没和你说过吗?

顾莎说,她这些年,从没提过他。

云姨说,明天,你就能见到他了。

顾莎说,我现在想跟他通个电话,方便吗?

云姨又沉了一下,说,还是明天吧。

7

芳妈是这天夜里发病的。

顾莎这些年有个习惯,一换地方,夜里就会失眠。所以每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都要带着安眠药。但这次出来不行,是陪着芳妈,她担心吃了安眠药,万一夜里芳妈有什么事,自己醒不了。所以这个晚上,明知无法入睡,也一直坚持着不吃安眠药。夜里11点左右,顾莎还在看书,听到芳妈在旁边的床上呻吟了一声。顾莎先以为芳妈是在做梦,但立刻就感觉不对了,芳妈似乎想翻身,又翻不过来,动了几下就一声接一声地呻吟起来。顾莎赶紧放下手里的书起来,凑到芳妈的床前,只见芳妈脸色苍白,一只手抓着胸口,牙关紧咬,已经说不出话了。顾莎这时还算冷静,想了一下,立刻拨打了当地的“120”急救电话。然后想了想,又去旁边的房间叫小秦。小秦立刻出来了,一听是这事,问要不要开车送医院。顾莎说,先看急救车吧,尽量用他们的车,车上会有急救措施,万一不能及时来,再开咱们的车。正说着,急救车已经到了,跟车来的大夫初步诊断,是心梗,然后就送到了市人民医院。

顾莎看着芳妈被推进急救室,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小秦也跟着急救车来了,这时告诉顾莎,他已给云姨打了电话,云姨马上就过来。顾莎一见把大家都惊动了,有些过意不去,对小秦说,一到医院就不怕了,这里有大夫,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开车赶路。

小秦说,我留下吧,你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事,我可以去。

顾莎说,那就辛苦你了。又问,听口音,你是当地人?

小秦说,就算是吧。

顾莎一听笑了,怎么叫就算是?

小秦说,我父母都是湖北人,当年大学毕业一起来矿区的,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说着憨憨地一笑,又有几分自豪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叫“核二代”,现在也在矿区。

顾莎明白了,点点头说,你们真了不起。

小秦又一笑,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吴工他们那些人,才真的了不起。

顾莎知道,他说的吴工是指云姨,又问,吴工的孩子,也是核二代吗?

小秦说,吴工没有孩子。

顾莎一愣,她没结婚吗?

小秦告诉顾莎,当年吴工大学毕业来这边工作,和当地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结婚了。后来这个老师生病去世了,她就一直一个人生活。这时顾莎才明白,当初云姨替潘大兴汇款,为什么一直把汇款人的地址留的是职业技术学校。看来,她还住在这个学校的宿舍。

一会儿,云姨到了。云姨和医院的医生认识,先去问了一下情况,回来对顾莎说,芳妈的情况不太好,确诊就是心梗,医生说,她的心梗本来是陈旧的,大概白天路上劳累,也许,还有情绪的因素,就又有了发展。说着,又看了顾莎一眼,这次,你不该让她来。

顾莎说,是她自己突然决定的。

正说话,一个年轻的大夫出来,招了下手说,哪位是家属,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说。顾莎听了看看云姨。云姨说,你进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顾莎就跟着大夫进来了。

芳妈躺在床上,见顾莎进来了,平静地说,我没事。

顾莎点头说,没事就好。

芳妈说,你去跟你的云姨说一下,明天,我们还按原计划,去矿区。

顾莎注意到了,芳妈在说云姨时,说的是“你的云姨”。顾莎当然明白芳妈的意思,不过这时,她不想再跟她计较。她看看芳妈,问,您现在这样子,还能去吗?

芳妈说,听我的。

旁边的年轻大夫立刻说,您现在,不能动。

芳妈看着顾莎,又说,听我的。

芳妈的声音有些虚弱,但听得出来,不光平静,也不容改变。她喘了一口气,又说,你去跟你的云姨商量吧,不管怎样,明天,我一定要去。

顾莎只好出来,把芳妈的话对云姨说了。

云姨似乎对芳妈的固执并不奇怪,想想说,你等一下。

说完就又去找大夫了。

顾莎看着云姨走远了,才拿出手机。刚才来医院的路上,郁叔曾打来电话,但当时顾莎没顾上接。这时,她又把电话打过去。郁叔立刻就接听了。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郁叔竟然还没睡,显然,一直在等电话,顾莎的心里有些感动。这些年,郁叔一直在她和芳妈的生活里。顾莎小的时候,只知道郁叔是芳妈在医院的同事。既然是同事,偶尔家里有什么事,过来帮一下忙也很正常。但后来,顾莎渐渐大了才意识到,这件事好像没这么简单。顾莎偶尔去医院,听别人说过,郁叔曾有过一个妻子,后来病故了,郁叔这些年也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再后来,顾莎大学毕业,跟丁睿结婚了,这件事的不太正常才一点一点显现出来。丁睿是安徽人,天津大学毕业,是典型的“理工男”。“理工男”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高,情商低,遇事只会直着想,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脑子不会拐弯儿。他来顾莎的家里几次,都遇到了郁叔,一次是帮家里通下水道,还有一次是在卫生间安装晾衣架,另外几次来干什么就记不得了。后来丁睿就问顾莎,这个郁叔,跟你妈是什么关系?当时顾莎被这样一问,心里挺烦,横他一眼说,是我妈的同事,有问题吗?丁睿当然不知顾莎心烦,又愣头愣脑地问,一个同事,怎么总来你家?丁睿当时这样问,已经应了天津街上的一句俗话,哪把壶不开单提哪把壶。本来郁叔经常出现在顾莎的家里,邻居都已习以为常,顾莎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劲。可这时丁睿突然把这个问题直杵杵地提出来,也就一下子让人觉得还真有点不对劲了。接着,丁睿就又说了一句更不合宜,也不是他这个身份应该说的话,他问顾莎,这个郁叔,是不是在追你妈?当时顾莎让丁睿这样傻里傻气地一问,气得无语了。她明白,也就只有丁睿这种人,才能问出这种话。于是看着他,说,我们天津有句话,你听说过吗?

丁睿问,什么话?

顾莎说,找抽。

顾莎的这句话已经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如果丁睿再不懂,那就不是情商低的问题了,应该连智商也值得怀疑了。这以后,丁睿果然没再跟顾莎提这件事。但顾莎让丁睿这样一问,本来是早已习以为常的事,这以后,心里反倒开始疑惑起来。她几次想问芳妈,对郁叔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但她这些年已经知道,芳妈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用姥姥当年的话说,你妈这人太有主意了。所以,顾莎也就明白,可能问芳妈,也是白问。

顾莎一听郁叔接听电话,就问,您刚才打过电话?

郁叔说,是,这个晚上,我总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

顾莎问,怎么了?

郁叔说,不知道,好像心里总发慌。

顾莎说,您是不是担心我妈了?

郁叔突然问,你现在,在哪儿?

顾莎这才意识到,这时已是夜里一点了,自己还这样打电话,显然不太正常。但她不想把芳妈突然发病的事告诉郁叔,郁叔毕竟也是八十岁的人了,虽然还在医院应诊,也带学生,但这个年纪心里已经装不下事。这边的事告诉他,他帮不上任何忙,只会跟着担心。于是想了一下说,我正收拾东西,马上就休息了,太晚了,您也休息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8

汽车在戈壁滩上的高速公路上飞驰。

戈壁滩已不是当年的戈壁滩了。顾芳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色,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十年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眼望去,已经看不出是戈壁,大地被茂密的树木和各种植物覆盖着,一片生机盎然。顾芳还记得,当年和潘大兴来这里时,下了绿皮火车,来迎接的卡车也是这样在戈壁滩上走着,她就已经傻了。她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上,除了碎石和黄沙,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一种一蓬一蓬的针叶植物。她后来才知道,这种植物叫骆驼草,学名叫骆驼刺,是荒滩上特有的也是唯一的一种植物。因为只有骆驼才吃,所以得名。那时戈壁滩上根本没有路,后面的车只能跟着前面领路的车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走,但又不能轧前面的车辙。当地人把戈壁滩叫“硬壳儿路”,意思是,极偶尔的下一场雨,荒滩上松软的沙石就会板结。这样年长日久,也就在地表结了一层硬硬的壳儿。汽车开在上面,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后面的车倘跟着前面的车辙再轧上去,一旦把这层硬壳儿轧破,车轮就会陷下去,这就有麻烦了,无论怎样踩油门,车轮只会打着空转越陷越深。那天,顾芳和潘大兴几个人乘坐的卡车就这样陷在了路上。那是一辆军用卡车,车上除了顾芳和潘大兴几个年轻人,还有几个已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程师,车上还拉了一些设备。由于车上有刚来的年轻人,矿区来迎接的领导为保险起见,就让这辆车跟在领路车的后面,另外两辆车则跟在这辆车的后面。但在半路,他们的这辆车还是陷住了。起初只是陷住前面的一个车轮,后来打着空转越陷越深,另一个车轮渐渐也陷进去了。前面领路的车开回来,拴上绳索往外拖拽,结果领路那辆车也陷住了。再后来,跟在后面的两辆卡车开到前面,同时拖拽。这样一直忙到半夜,才总算把这一前一后两辆卡车都拖出来了。戈壁滩上一到夜里漆黑一团,除去微弱的星光,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样的地方白天行车都没把握,夜里就更不能走了。大家只好就地露宿,等天亮再走。这时顾芳才听说,这荒滩上还有狼。她一下更紧张了,一步也不敢离开潘大兴。但潘大兴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学这时却很兴奋,坐在火堆跟前一边说笑,还唱起歌来。潘大兴也是典型的“理工男”性格,来之前,就已查阅了这边的地况地貌和自然环境的相关资料,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来这边会经常在露天做饭,他不知从哪儿找了一只行军锅,这次也一起带来了。这时,他这只行军锅果然派上了用场,架在火堆上,正好可以为大家煮饭。这是顾芳来戈壁滩的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在荒野上度过一夜。她这时才明白,这里跟她来之前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她以为这里就像在电影上看到的,到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机器轰鸣,火花四溅,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可是这个晚上,她坐在火堆跟前,周围伸手不见五指,远处的黑暗里只有野物的嗥叫。

来到矿区的第二天,领导就跟潘大兴和顾芳谈话,是不是该尽快结婚,这样在生活上也方便一些。其实来之前,潘大兴已有这个意思,但又不好直说,只是吞吞吐吐地暗示了顾芳几次。可顾芳还是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她没料到这里是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本以为既然确立了恋爱关系,结婚只是迟早的事,况且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这样仓促,想等到了这边稳定下来,再举行婚礼也不迟。可这时才明白,现在,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已不仅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直接关系到在这里生活是否方便的问题。这种时候,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自然也就什么都讲不起了。潘大兴当然更没意见。于是也就这样结婚了。

婚礼是在露天举行的。当时条件差,矿区的食物经常跟不上,有时甚至要去采来骆驼草的草籽和粮食掺在一起,蒸饽饽或熬粥。但婚礼这天,大家特意去荒滩上打了一只黄羊,还有人拿出一直舍不得喝的白酒。这时矿区的基础建设还没完全搞起来,只有简易的窝棚,帐篷也有限,很多人干脆就睡在露天。大家开玩笑说,这才真正是天当被,地当床。但矿区领导照顾顾芳和潘大兴,特意分给他们一个不露天,也相对严实一些的窝棚。

事后,顾芳对潘大兴说,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婚礼是这样举行的。

9

戈壁滩上的高速公路很漂亮,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条蜿蜒的带子。汽车在路上飞驰着,偶尔越过几辆拉运物资的重型卡车。顾莎凑到芳妈身边,问,要不要喝水?

芳妈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摇了摇头。

云姨对前面开车的小秦说,车开得慢一点。

芳妈说,没关系,我感觉很好。

云姨说,是啊,现在有了高速公路,比过去便利多了。

顾莎朝车窗外看着,说,这戈壁滩,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植被很好啊。

云姨笑笑说,过去可不是这样,芳妈应该还记得,那时是寸草不生啊。

顾莎听了看看云姨。她发现,云姨也知道“芳妈”这个称呼。

芳妈歪在座位上,闭着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

云姨说,那时候,我们每人拿着一根1.2米长的木棍,在这戈壁滩上横着放一下,再竖着放一下,然后挖个1.2米见方、1.2米深的坑,取出沙石,再填进黄土,这样栽一棵树。

顾莎睁大眼问,这些树,就是这样栽的?

云姨说,是啊,就是这样栽的。

这时,坐在后面的两个年轻人小声嘀咕了一句。顾莎听见了,是那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她好像说,想去厕所。云姨也听见了,回头说,我们前面就要下高速了。

早晨临出发时,云姨对顾莎说,那对年轻人今天也要进矿区,正好顺路把他们带过去。云姨笑笑说,她已经都为他们安排好了,那个叫成林的男孩儿要去矿区报到,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已经决定了,还是回去,也已为她买好了机票。成林先去报到,然后再跟车回来,去机场送陈偌偌。但这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又说,既然来了,就去矿区看一看。

这时芳妈睁开眼,回头朝那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看了一眼。

芳妈这时坐在车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这种轻飘飘的感觉还从来没有过。自从几年前中风,后来又心梗,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沉,还不仅是重量的沉,心情也沉。郁书田说,这种沉的感觉大家都会有,是因为年龄,到了这个年龄,都会觉得越来越沉。但她并不同意这个说法,郁书田只是胸内科的主任,说心脏的事可以,别的就是外行了。

这时,芳妈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鸟,飞在这片戈壁滩的上空。这个地方,她看着有些熟悉,却又有些陌生了。她在心里算了一下,自己离开这里多少年了。而自从离开这里,她就再没跟潘大兴见过面。不光是不想见,是想见也没机会再见了——相隔太远了!

事情是发生在她和潘大兴结婚的十几年以后。在这十几年里,矿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修了铁路,盖起厂房,大家也有了初步像样的宿舍。但她和潘大兴一直没要孩子,他们没要孩子并不是不想要,而是都明白,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不允许。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两人都已三十大几。她想,这件事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也就在这时,她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学习。这次学习是与核工业有关的特殊医疗职业培训,要半年时间。她事后想,其实后来的问题,也就出在这培训的半年。当时去北京培训,由于大家都是来自环境艰苦的地方,上级领导就特意把各方面的条件都安排得很好,但也就是这个好,一下出了问题。她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没有来北京学习这半年,本来已不觉得什么,完全可以一直这样工作和生活下去。可到了北京,这样住半年,当初在家里的生活,尤其从小到大的各方面习惯,一下子就又都回忆起来。于是学习结束,再回到矿区,也就又不适应了。但尽管如此,毕竟已在这里十几年,如果咬一咬牙也还能继续待下去。问题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一来就觉得,这是个需要考虑一下的问题了。

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在戈壁滩上,更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这时她的母亲,也就是顾莎的姥姥一得到消息,坚持让她回天津去生产。她在临动身时,跟潘大兴很认真地谈了一次,但这次的谈话很不愉快。潘大兴当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几天不回来。一听她提出这样的想法,感到很意外,也不理解。他说这些年大家都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孩子,怎么别人的孩子可以,咱们的孩子就不可以呢?她这时已下定决心,于是耐着性子说,不是不可以,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把孩子生下来,让孩子在这里长大,当然也可以,但问题是,她不想这样。她说,咱们来这里已经十几年,把一生中最好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都给了这里,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几年?应该已经可以了,我不想让咱们的孩子继续在这里,如果他(她)将来大了,也想来这里,那是他(她)自己的事,但至少现在,我不想这样。

她这次跟潘大兴说得很坚决。

其实这十几年里,她已经很多次跟潘大兴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她觉得自从来这里,吃了这么多的苦,已经对得起这里的工作了。她当年从医科大学毕业,本来想的是,既然学了临床,将来就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可自从来到这里,她知道,当初的想法已经不现实了。她为了这里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再这样。但她每次这样说,潘大兴都不接她的话茬。她知道潘大兴的脾气,潘大兴年轻时是“理工男”的性格,这种性格到中年,就会变成一种固执,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根筋,或者叫一条道儿跑到黑。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过去潘大兴要拉着她顾芳一条道儿跑到黑,她也就跟着他跑,既然当年决定跟他来这里,只能认头。但这次不行了,这次已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了,也不是她和潘大兴两个人的事,还有了孩子,这就是三个人的事了。

于是,虽然这次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她还是先回天津生孩子去了。当时她就已经对自己和潘大兴的关系有了预感。但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对潘大兴的感情很深,所以还想给自己,也给潘大兴一个机会。所以生了孩子之后,她就又回到了戈壁滩来。但那次回家,见自己亲生的女儿竟然不认识自己,竟然叫自己“芳姨”,她的心就碎了,就明白,在这里,她再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她临走时对潘大兴说,祝你幸福,你也祝我和孩子幸福吧。

10

汽车下了高速公路,向西一转,开上一条很窄的林荫道。顾莎没想到,在戈壁滩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条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小路。两边的树枝伸展着交织在一起,朝远处看去就像一条绿茵茵的长廊。刚才下高速时,顾莎听云姨对小秦说,先去英雄塔。

这时顾莎想,现在要去的地方,大概就是英雄塔了。

果然,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停了下来。云姨对芳妈说,您就不用下去了,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又回头对后面的成林和陈偌偌说,你们下来吧。

芳妈指指轮椅,对顾莎说,我要下去。

云姨看看芳妈,又看看顾莎。

顾莎说,那就下去吧。

这是一座灰色花岗岩的纪念塔。在纪念塔的前面,还矗立着一面巨大的国旗造型雕塑。芳妈从车上下来,坐在轮椅上,并没过来,只是远远地朝这边看着。云姨说,这座英雄塔的塔高是19.58米,寓意这片矿区,当初是在1958年建立的。

说着,回头看了看成林和陈偌偌。

这时,两个年轻人拉着手过来,仰起头朝英雄塔看着。

云姨在英雄塔的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上车吧。

汽车又开动了。这时顾莎终于忍不住了,问云姨,我们,现在去见他?

云姨点头说,是。

汽车又向前开了一段,朝旁边一拐,开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又开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园。车停下来,顾莎下来朝四周看看,发现这不是公园,是一个陵园。

她立刻睁大眼,回头看着云姨。

云姨看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芳妈,转身朝前面走去。

顾莎推着轮椅,跟在后面。

一条很窄的小路。路边长满了骆驼草。但看得出来,这些骆驼草显然不是野生的,而是有人特意在这里栽种的。顾莎知道,这种骆驼草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在地表只有小小的一蓬,可是下面的根系却扎得极深,而且会向四周蔓延,能有几米甚至十几米。来到一座墓碑跟前,云姨站住了。这时,顾莎看清了,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潘大兴同志之墓”。下面还有一行竖着的小字:“1992年敬立”。

芳妈回头看看云姨,问,他是,1992年去世的?

云姨点头说,是。

顾莎在心里回想了一下,那是自己要高考,父亲突然让云姨寄来2万元钱的前一年。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直到临去世,心里还记着,他的女儿第二年就要高考了。

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下来。

云姨说,他是个不要命的人。那次是反应堆突然出故障,他下去维修。按规定,人在下面最多只能停留4小时,可他一连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排除了故障,就这样……

云姨没再说下去。

这时,成林和陈偌偌从后面走过来。

芳妈对云姨说,你带他们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云姨就带着两个年轻人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东西交给顾莎。顾莎接到手里看了看,这是一块光滑圆润的深红色石头。再仔细看,竟然像一只骆驼,健壮的四肢,睁大的两眼,都清晰可见。云姨说,这种石头叫“沙漠漆”,只有这里的戈壁滩上才有,本来已经极为罕见,不知潘老师是怎么找到的。

顾莎拿在手里,仔细看着。

云姨又说,他临终时交待我,有一天你来了,就在他的墓前,把它交给你。

云姨说完,回头对两个年轻人说,我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又朝墓碑看了一眼,就跟着云姨走了。

顾莎慢慢回过头,看着墓碑,喃喃地叫了一声,爸。

此时,芳妈正把轮椅朝墓碑的跟前摇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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