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平

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山西省平顺县被世人认识乃至闻名遐迩，很大程度上来自劳模。她是以这些太行山上的劳动模范们的奋斗精神和非凡品格根植于人们心中，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且不说过去，即使在今天，劳模的金字招牌仍在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然而认真探寻这些劳模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生命中与土地的亲近和游离变化，还是颇令人感慨和思索的。

劳动模范是平顺的骄傲和特色。20世纪的50年代，是个崇尚劳模的时代，人们尊重劳模、学习劳模、向往劳模，做出了很多令人敬仰的业绩。在这个全社会学习劳模的巨大浪潮中，很多劳模脱颖而出。而地处太行山南端的平顺县，则更是劳模辈出。这个当时还不足10万人的山区小县，仅在20世纪50年代，跻身全国劳动模范行列的就有四人，他们分别是李顺达、申纪兰、武侯梨、郭玉恩。而武侯梨不仅是农业劳动模范，而且还是林业劳动模范，荣膺双劳模殊荣。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劳模各有归属。李顺达这个劳模群体中的佼佼者，以劳模的身份逐步跻身行政管理层，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晋东南地委书记，平顺县委书记等职务。而申纪兰更是凤毛麟角，是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除担任过山西省妇联主任职务外，还担任着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一直到现在。郭玉恩则担任了平顺县委常委、平顺县政协名誉主席职务。而当我们将目光定格到武侯梨时，却觉得这个生活在政治和劳动关系非常密切的时代的劳模很另类。他一生始终未离开过他的家乡羊井底，没有离开过土地，一直到终老，还是一介农夫。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因为未当官人仕而使生命逊色，人们反而频频被他身上显现的本色光芒所折服。

阳春三月，太行山上的羊井底村千树万树梨花开，巡行在花簇如浪、松涛似海的清凉山上，处处可见生机盎然。掩映在梨花丛中的武侯梨纪念亭并不显眼，但雕梁画柱却与这方春色浑然一体，装点着姿态万千的太行山。伫立在武侯梨纪念亭前，阅读武侯梨的生平，顿时感慨万千。

武侯梨（1907-1988），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羊井底村人。自幼家境贫寒，青少年时期靠给富户当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1943年，联合17户贫苦农民，组织起羊井底村第一个互助组、并任组长。194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48-1983年担任平顺羊井底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他带领全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坚持“以农为主，农林结合”，大搞农林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在他的带领下，羊井底群众年年植树造林，在穷山秃岭上实现了万亩松林、千亩果树的目标，全村年产梨果150万斤，走上了富裕道路。省、市、县曾多次在羊井底召开现场会，成为建设山区、改造山区的榜样。他被评为县、市、省劳模。由于他的成绩显著，1950年，出席了山西省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被评为“三等劳动模范”。1952年，他又出席了全国林业劳模大会，被评为全国林业劳动模范。1957年，武侯梨第二次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他多次出席全国农业、林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是山西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四届委员会委员。1988年11月病逝，终年81岁。

武侯梨的人生是从土地开始的。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农民，都是靠和土地打交道为生的，这是那个时代太行山上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土里刨食的父亲出于对生活的期盼，給孩子们取的名字都是向往囤满仓盈、有粮可吃的。大儿子叫添仓，希望能对家庭的粮仓收入有所增添。武侯梨是次子，就取名叫余仓，意在祈盼仓有余粮。然而太行山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再加上日寇入侵，战乱频仍，这位老人期望的粮仓始终也没见余粮，反而债台高筑，欠下别人很多债。直到若干年后，武侯梨大搞林业，栽种梨树时，老人才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努力上来，给儿子改名为侯梨，意在期盼栽植梨树成功。武侯梨的人生轨迹出现转机得益于中国二十世纪中期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武侯梨和他的父辈一样，从小就和土地结了缘，农民是上世纪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终生职业，武侯梨也不例外。他的童年是在拾粪、拾柴中度过的。13岁时，离家到山西屯留县学石匠。16岁时返回家乡种地，开始给村上的富户打短工、扛长工，直到1942年他36岁时上党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才结束了扛长工的历史，他的人生才开始走向充实辉煌。

以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拥有了自己土地的武侯梨如鱼得水。30多年与土地的亲密接触，武侯梨对土地情有独钟，对如何改变农民的贫穷状况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给村上富户人家扛长工时，对富人家的收入他比较清楚，他知道在太行山羊井底这块土地上，种植梨树的收入要比单纯的种庄稼效益好得多。于是1943年办互助组时，他就有了种植梨树增加收入的设想，到1948年，他的初步理想得以实现，在自己的互助组里培育出了10亩梨园，他终于候来了梨。1949年，羊井底已经有梨果园20亩，植树81300株，荒山造林970亩，并能产干水果1.5万公斤，羊井底人们找到了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李顺达是以率先创办互助组、申纪兰是以首倡男女同工同酬、郭玉恩是以领先创办高级社并善于经营而跻身劳模行列的话，而武侯梨则是以一个农民中的“好把式”，使农林牧副各业走在全国前列而令人刮目相看的。他以精明而富有实效的农民智慧和本色，赢得了全国林业和农业双劳模的荣誉称号。

作为农民中的好把式，在他身上可谓亮点纷呈。随着种植梨园的成功，他将目光放远到了周边的大山上。1951年，武侯梨率先吹响了太行山绿化的进军号，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林业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1952年出席了全国林业劳模大会，成为全国林业劳模。他的壮举引起了政府的密切关注，国家林业部特派专家郝景盛到羊井底村指导植树造林，并制定出了全国第一个山区村的林业规划《羊井底村林业建设规划》。接着，羊井底村又制定出了农牧副各业规划。武侯梨全身心投入在这块土地上，在他的经营下，羊井底村农林牧副全面丰收。1955年，《人民日报》记者田流来到羊井底，看到的已不是贫困和荒凉，而是满山葱绿，梨园飘香。他写下了《太行山上的梨园》在《人民日报》发表。1956年，《山西日报》发表范永明、郭建中署名文章，《四喜齐来记农、林牧、副全面丰收的羊井底红星农业社》，文章的五个小标题具体突出，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羊井底在武侯梨带领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五个小标题分别是：农业一一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6.4%;林业——改变了果木树“隔年歇”;畜牧业——打破了历史记录;林业——比去年多收入27%;95.6%的社员户增加收入。此后，《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以“四喜临门”“四喜重来”等词语作标题对武侯梨领导的羊井底村农林牧副全面领先作了详细的报道，武侯梨也倍受人们的关注。1957年他又出席了全国农业劳模大会，又被选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在历次参加的林业、农业劳模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亲切地接见过他，并与他有着很多的交往。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武侯梨曾作为榜样而名扬中国林业、农业战线。

作为劳动模范，武侯梨从率先提出绿化太行山，开展多种经营，到农林牧副取得全面丰收，在羊井底这块土地上他倾注了自己的毕生心血。他从最初的栽种松柏树，怕野兽糟蹋，白天劳动，夜晚在山岭上敲锣鸣枪赶吓松鼠野兽，到治山治沟，引进新品种，全面发展经济，提高集体和社员收入，他脚踏实地地在这块土地上忙碌着，他对土地有着别样的情怀。1963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武侯梨的先进事迹，文中特别对他的名言“工作要实际，天天要下地;一天不下地，工作不实际。”做了深刻阐述，对他钟情土地，坚持实际，脚踏实地，建设山区的优秀品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武侯梨是那个年代社会上的风云人物，他在建设农村方面的探索、引领和示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和人们的赞誉，然而当人们将目光定格在20世纪60、70年代，山西很多劳模因劳动突出的光环而进入仕途的背景下时，还是对武侯梨始终未离开土地，躬耕终生而感到不解和敬佩的。

中国是一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家，几千年来，即使是对一个人的称谓也是以其官职来相称的。即使是对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颇有成就的大家也是如此。如历史上的称杜甫为杜工部、高适为高常侍、王羲之为王右军等，似乎人生的成败得失都和当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似乎人生的主要意义就是当官，这种意识因深入人心而被世人普遍认可。然而这样的世俗观念在武侯梨这位太行老人的人生中却是个特例。他在非常有条件当官的境况下，却选择了和土地为伍。他为什么在那个政治化倾向颇浓的时代里，没有走向仕途呢？这是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

拥有众多光环的武侯梨要在仕途上寻求一席之地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按当时的情况，劳模是十分令人尊敬的，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之一，武侯梨不仅是劳模，而且还是双劳模，这样的入仕条件可谓充足十分。其次，当时省地县的各级领导层中，都有着和他一样经历的劳动模范。成名于他之后和他颇有私交、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寨劳模陈永贵在山西省说话举足轻重，和他一样因建设山区成名的李顺达是他所在的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县里则有着郭玉恩这个同为劳模的老朋友在任常委。还有，其时申纪兰也在省妇联任职。他这样的条件可谓人脉旺盛，登天有路。而在基层，他那劳模的独特身份，也是很多人拥戴的对象。请他出山，劝他人仕，推举他当官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且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除多次接见他以外，还曾亲笔给他写过信，让他参加中苏友好招待会。这一封信，可是一个重量级的、无可比拟的特殊条件。所以对于武侯梨来说，他要在人生中博得一个当官的职务，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可这件让人们看来举手之劳的事情却在武侯梨身上没有变为现实。

当人们按照世俗的思维方式，带着疑问和不解走进羊井底，跨上清凉山，翻越六塄背，寻访到那些曾经和武侯梨共同奋斗过的古稀老人时，这个答案终于清晰了起来。

在很多人力推和举荐武侯梨脱离农村、走向仕途的现实面前，武侯梨当时的回答更为现实：“我就是个大老粗，只会种地栽树，不会扛啥旗，也不会当什么官，要叫我去机关上当干部，那是叫梨树上结花椒哩，花椒结不出来，把梨树也接坏了。”这样的自知之明，这样为人处世的大彻大悟，令人肃然起敬。

是的，武侯梨所说的只会种地栽树是有根据的，他在农业和林业方面的独到之处，让很多人叹为观止，并学习借鉴。他在治理水土方面就创造了治水五法和治沟五法。治水五法即植树造林、封山育草、挖鱼鳞坑、开转山渠、修梯田;治沟五法即闸谷坊、修水库、改渠道、垒顺水坝、植护沟林。正是这些符合山区实际的治理方法的实施，才成就了羊井底村在干石山上创造出了“高山远山万亩松林，岭腰岭脚千亩果园，村旁路旁树木成行、沟壑坡滩梯田台田”的奇迹。这样的奇迹连当时在全国颇负盛名的大寨劳模陈永贵都赞叹不已。1963年9月13日，陈永贵来到羊井底，他登上了羊井底的六楞背、清凉山，对武侯梨的绿化荒山，发展林业成果崇拜不止。并吟出了一首顺口溜表达感情：来到羊井底，叫我好欢喜，石山长果树，果子碰嘴边。山区景色美，前途不可限。而同在平顺的李顺达申纪兰和郭玉恩也经常到羊井底参观学习植树造林，切磋提高梨果产量的技艺。所以武侯梨说自己只会种地栽树，还是非常符合这个农民的自身特质的。

其实武侯梨除有自知之明外，他的始终保持农民本色，躬耕陇亩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缘于一句庄重的承诺。岁月远去，时空流转，如今他的儿孙们和当年与他一同劳动过的人们，还为武侯梨信守承诺、忠诚于土地的情怀感叹不已。

1951年3月，武侯梨互助组向全省劳模发出推行合作造林，提高造林技术的竞赛挑战。《山西日报》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当年武侯梨被评为全国林业劳模，出席全国林业劳模大会。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了劳模们，并设宴款待。当毛泽东和武侯梨碰杯时，武侯梨激动万分，他向毛泽东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羊井底建设成富裕的新农村。毛泽东主席对这位农民印象很深，随后热情邀请武侯梨到家里做客。后来还亲笔写信，让他去参加中苏友好招待会。作为武侯梨这个质朴的农民来说，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承诺是神圣的，这个保证也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以后的几年里，武侯梨牢记承诺，农林牧副齐头并进，羊井底的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到1957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毛泽东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并合影留念。这次接见，武侯梨是欣慰的，他对毛主席的承诺做得实在有效。为了让毛主席放心，他用一个农民最纯朴的方式，把五穗“金皇后”玉米和十个大黄梨寄给了毛主席。

武侯梨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守信的秉性，这似乎是太行山农民与生俱来的天性。有着和毛泽东主席这样的承诺，武侯梨是念念不忘的。当官确实是一件令人诱惑的事情，但对于信守承诺的武侯梨来说，即使自己具备当官的条件，为了这个神圣的承诺，他也坚持当农民痴心不改，任凭风云激荡，世态嬗变，一如既往地坚守在黄土地上，保持着一个农民的原色。

武侯梨在那个年代的选择，无疑是他作为农民的真实感情流露，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本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