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勒媒介理论视野中的文学本体问题初探

2019-11-12杨光

文艺理论研究 2019年4期

杨光

即使已经有了初步的译介，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 1943—2011年，又译作基特勒尔)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仍然是一个听起来如雷贯耳但说起来又语焉不详的学者。同样是西方媒介理论中具有奠基性地位的理论家，相较于围绕麦克卢汉进行的诸多研究，目前针对基特勒相关思想展开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堪称冷清。然而稍加回顾，从基特勒这个名字初次进入国内学术界至今已经有近二十年时间了。据笔者所见材料，在2001年由《文学评论》刊发从而引起“文学终结论”大讨论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希利斯·米勒就引述了基特勒的观点：“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所有的书‘都是为死者而写，就像那些源于埃及的典籍代表着(西方)文学的源头’”(米勒137)。这可以视为基特勒在国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一书收录了由孙和平翻译的基特勒《硬件，一个未知的本质》一文，2010年《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刊发了由胡菊兰翻译的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一文，其媒介观初步以中文形式得到展现。2012年，基特勒去世一年后，南京大学蓝江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题为《纪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博文，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基特勒的生平、主要著作和学术思想贡献。2013年《文化研究》第13辑推出基特勒专题“德国媒介文化理论的突进：邂逅基特勒”，刊发了基特勒的《传播媒介史绪论》《城市，一种媒介》和《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三篇文章的中译文，以及谷李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冷热与未来》和陈静的《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两篇研究论文。这是基特勒媒介理论在国内学术界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场。2014年和2016年，张昱辰在《现代传播》和《国际新闻界》分别发表《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和《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两篇文章，集中介绍了基特勒的媒介技术论和媒介物质主义观。2016年2月《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科学学院伯纳德·盖根的《基特勒尔之后——德国最新媒介理论的文化技术研究》一文，由刘宝翻译，介绍了基特勒之后德国媒介理论的发展变化情况。2018年7月，车致新在《电影艺术》发表《“想象界”的物质基础——基特勒论电影媒介的幻觉性》一文，集中讨论了基特勒媒介理论视野下的电影观。8月，陈静在《东南传播》发表《消失的随身听：基特勒视角下的技术媒介及逻辑断裂》，运用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学思想分析了随身听发展的初始逻辑和逻辑断裂的最终原因。9月，朱秀清与李佳敏在《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基特勒“话语网络”思想视阈下边地文化传播探析》借助基特勒的“话语网络”概念讨论了边远地区的话语传播与文化交流问题。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理论家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为就理论的旅行而言，时间和地域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制约要素，重要的是该理论的思想价值和意义本身。从这个角度看，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无论从其在西方媒介理论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还是其对当前后人类语境中围绕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诸多争议的启发性价值，都颇值得关注。而正如基特勒在国内的初次亮相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以及柏林洪堡大学的媒介美学与媒介史教授，基特勒的媒介理论与文学和美学问题具有深度的关联性。或者说，文学和美学问题在基特勒媒介思想中始终是被重点观照的对象。基特勒不是孤立意义上的媒介理论家，而是一位媒介美学家和媒介文论家。相当程度上，文学问题构成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重要维度。通过发掘该维度，我们可以更为全面深刻地领略基特勒思想的独特魅力和意义。而这正是本文将要展开的初步工作。

一、 “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 ：基特勒想表达什么？

与所有原创性的理论家一样，基特勒的文本拒绝任何浮光掠影式的接触。阅读基特勒给我们带来的总体感觉是冷峻、晦涩、飘忽不定但又充满着惊喜和趣味。冷峻，主要指基特勒在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近乎偏执的态度。他认为“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因此，“是受之影响，抑或要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留声机》1)。《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前言开篇的这句话最鲜明地表露了基特勒思索媒介的基本立场。乍看起来，这一声明无非是媒介决定论的德国翻版。然而，简单地将基特勒的媒介理论归结为媒介决定论既是鲁莽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我们尚未对基特勒作出这一决定性断言的根据有所了解和把握，无法对其得出该结论的知识谱系和学理根据提出切实有效的反驳，那么用媒介决定论定位其媒介思想就是粗暴的学术漠视。这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基特勒所谓“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这一断言根植于他对1800—1900年代由技术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网络的深刻分析。他认为，随着留声机、打字机、电影等现代技术发明在19—20世纪的出现，光学(电影)、声学(留声机)和书写(打字机)在技术层面上首度出现了分流，这一分流打破了长期控制人类文明史的书写垄断(从字母书写到机械印刷)。发生于现代中后期的这场技术分流，其最重要后果是使“人的制造”成为可能。换言之，在基特勒的媒介人类史视野中，在经历了“文字-人(前现代)”“书籍-人(现代早中期)”等“媒介-人”之后，西方现代性后期又出现了一种新“人”——“机器-人”。从技术媒介发展的连续性方面看，“机器-人”与“文字-人”“书籍-人”都属于“媒介-人”的范畴。但从差异性角度看，这种“机器/媒介-人”与以往“媒介-人”的不同在于“他的抽象存在进入了各种仪器之中。机器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控制人的肌肉，还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这种差别——不是蒸汽机车和铁路能比拟的——带来了物质和信息之间，真实界和象征界之间的明确分工”(《留声机》17)。

如果说“文字-人”“书籍-人”等概念在麦克卢汉、沃尔特·翁等人的媒介环境学著作中已经较为成熟地浮现出来，那么“机器-人”则是基特勒媒介理论的独特发现之一。它在“媒介-人”的历史序列中一方面接续着以往媒介理论研究关于媒介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由于基特勒的“机器-人”概念更为明确地联系着物质与信息、肉体感知与符号语言的差异分工，从而凸显了这个概念在打破以往媒介理论所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幻象方面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麦克卢汉早就作出过关于“媒介是身体的延伸”、电视等电子媒介“是人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之类的相似断言，但由于其断言仍然以“人是主体”为核心来思考媒介，而忽视了“人”或者“主体”本身也可以是媒介塑造的结果这一可能性。恰如尼采——基特勒称之为“第一位机械化哲学家”——所言“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基特勒233)，也如海德格尔“技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历史中”(《留声机》233)的发现，在基特勒看来“媒介并非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即使你拥有身体”(Griffin, Herrmann, and Kittler738)。因此他认为，麦克卢汉依然太“人性”化了，其媒介理论很难真正揭示后书籍时代人与技术媒介关系的实质。

对于基特勒的“机器-人”，我们可以从一般理解的“机器人”(robot)这个名称出发来把握。“机器人”既不是纯粹物质性的感性存在(非人)、也不是纯粹信息式的符码化存在(非机器)。“机器人”是一个界面，一个人机交互的汇合体。但同时也需要指出，“机器-人”的内涵范围在基特勒这里要远远大于多数科幻作品中为人所熟知的“机器人”。因为，对于基特勒而言，“机器-人”的出现更深刻地指向了人在现代性后期的被制造的媒介化存在方式，而“机器人”只不过是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具现”，或者说“机器人”是透视“机器-人”的一个窗口而非全部。由于“机器-人”的出现表明“人”已经在19—20世纪的技术分流中被制造为媒介化的存在，所以基特勒的“机器-人”概念对于理解数字技术时代“人”的进一步数据化和抽象化建构而言更为顺畅。就像从robot(机器人)到android(安卓，原意亦为“机器人”)的变迁，基特勒的“机器-人”在数字技术和生物信息技术的当代直接接续着“赛博格”(cyborg)、人工智能(AI)的出现。亦如从玛丽·雪莱的佛兰肯斯坦到苹果siri的变迁，那个由电流激活的拼凑肉体如今丧失了其肉体，“机器人”没有了“机器”，而成了由智能操作系统和电子数据组成的崭新“界面”。最终，“怪物”经由技术进化变为人可以产生情感依赖的“她”(2013年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导演的电影《her》)。在此意义上，基特勒的“机器-人”构成了当前数字媒介文明的史前史标识，第一次从媒介理论中宣告了后人类的诞生和后历史的萌发。通过基特勒，“文字-人”——“书籍-人”——“机器-人”——“赛博格”和人工智能构成了媒介人类史从古至今的完整连续序列。这一序列的核心发现就是技术媒介在与人的关系中处于本体论位置上。所以，“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这是一个媒介本体论方面的表述，其背后由宏大的媒介人类史序列整体所支撑。

谷李称基特勒为“媒介哲学家”。《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的中文译者邢春丽则这样表达翻译的感受：“乍看本书标题，会将其误认为一本仅以介绍三大技术媒介为目的的专业书籍。然而，展开书才发现……本书堪称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精英齐聚的一场盛宴！宴会的主题当然就是媒体技术。”(邢春丽，“译后记”；《留声机》370)邢春丽的感受是对“媒介哲学家”基特勒的最好注解。基特勒认为，“媒介能记录、传输和处理数据——这是它最基本的定义”，可以包括“老式的书本、广为人知的城市和新近发明的计算机”，也可以包括“货币和元音字母”，甚至于“邮政系统”。而网络，不论其“传送的是信息(电话、广播、电视)还是能量(自来水、电力、道路)，它们都是信息的不同表现形式(只不过因为现代的各种能量流都依赖于相似的控制网络)”(基特勒，“城市”256)。可见对他而言，“媒介”不仅指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电脑、网络等各种具体的媒体形式(media)，基特勒更是在“medium”这个更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媒介”意义上来展开其理论主题的。Media与Medium之间的意涵差异是媒介理论与广播、电视、电影、电脑、网络等各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媒体研究得以区分的根本所在。而两者之间的意涵关联性则使得媒介理论实际构成了各类实用性媒体研究的“上游”视野。虽然，媒介理论的出现较之各种媒体研究在时间上更为晚近，但这也正符合任何一般理论总要在特殊理论建立之后才会出现的知识规律。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和武兹(Michael Wutz)曾指出“1960年代是媒介理论首次出现的时期”(基特勒，

Gramophone

Xiii)。在我们看来，其所指的主要是以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等著作为标志而出现，集中从“medium”意义上思索媒介问题的学术路径。这一路径被命名为“媒介理论”。该思考路径强烈的技术哲学色彩使得其区别于先前出现的诸如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等实用主义或批判理论式的媒体媒介研究。在媒介理论史的视野中看，1960年代之后，媒介理论主要由麦克卢汉及其后续发展出来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所主导，而到了1980年代，正是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媒介理论的出现，使得媒介理论进入了一个哲学性更突出、跨学科综合性更鲜明、阐释力和启发性也更有力的新阶段。1990年代之后，随着基特勒的著作从德语学术圈向英语学术圈的扩散影响，最终人们发现媒介理论在媒介环境学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德国来源。

二、媒介本体论：技术媒介的先在性

基特勒的媒介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与其对媒介本体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他常用“媒介性”(mediality)来表达这种本体论思考，也有研究称此为基特勒的“媒介性题设”(the presupposition of mediality)。就媒介本体而言，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既不同于麦克卢汉“感知技术本体”的媒介本体论，也不同于鲍德里亚(有法国麦克卢汉之称)“符码技术本体”的媒介本体论。其“媒介性”更多强调着媒介的技术物质属性，在其关于媒介的讨论中充斥着诸如拓扑学(topology)、图论(graph theory)、线路代数(circuit algebra)、电子式电报继电器(electric telegraph relays)、图灵通用机(universal discrete machine)、霍尔瑞斯机(Hollerith machine)、可编程织布机(programmable looms)、差分机(differential engine)、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过调幅管(overmodulated tubes)、特高频无线电(VHF radio)等数学科学、工程科学和电子科学方面的专业术语。基特勒认为，媒介对人的决定性制造，其首先不是通过美学意义上的感知或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符码得以实现，而是通过技术的物质性硬件得以实现。正所谓“媒介定义了什么是现实，它总是已经超越了美学”，而话语分析则忽略了“实际情况并不仅仅是条理清晰的例子，每个例子其实都是技术史上的一个事件。”技术媒介对人产生的感知延伸、语言话语建构等影响都必须以物质性部件为基础和前提方能实现，基特勒的这种媒介本体立场被称为“媒介唯物主义”或“信息唯物主义”，也有研究者称之为“硬件本体论”。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这种“硬核”立场使得一般人文学者很难进入其思考路径，这是造成其理论晦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基特勒对这些“硬”专业术语的处理并非工程师式的，而是哲学家式的。其媒介理论的写作往往是在“工程师语汇”和“哲学语汇”的裂缝与交叉处自由游弋，通过其灵动的思索和大量的寓言式表述将两种一般被认为不存在相通性的话语系统缝合在一起。基特勒最常提到的哲学对象主要有拉康、福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尼采、黑格尔、德里达等人，其理论观念生发所依赖的主要哲学资源是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技术哲学。可以看到，基特勒对媒介进行的哲学思考，其背后有着广阔、深刻、复杂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景深”。而作为这一“景深”凸显出来的“前景”，其媒介本体论是基特勒和这些哲学家间展开“扬弃”式对话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弄明白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真正所指和意义，脱离了其与上述哲学家的对话关系，这个目标是难以达成的，如同“前景”的清晰与否取决于“景深”的构造。应该说，基特勒媒介哲思中的每一个对话对象都值得作出详尽地考察。我们在此仅选择性地集中考察他与福柯话语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由此管窥其媒介本体论之所指。因为在我们看来，通过福柯透视基特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理解路径，而且与文学问题直接相关。

前文所述，“媒介是由指令、地址和数据构成的三位一体”。这是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基本表述。该定义的核心是强调了技术媒介的先在性问题——“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可以认为，该命题内蕴着以下三层意涵： 1.技术媒介首先是指物质性的技术部件。2.其先在性是指在媒介与人的关系中，技术媒介具有决定性的先在位置，是制造“人”的力量。3.技术媒介的先在性既是逻辑性的先在，也是历史性的先在。正如基特勒研究中经常将其媒介研究方法称为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显示了基特勒与福柯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而方法论与本体论总是密不可分的。基特勒媒介本体论三层意涵的得出，也均可以沿着其中的福柯“痕迹”来加以梳理。

考基·约翰(Caughie John)曾指出：“对作为文本核心和来源的作者概念提出的挑战[……]已经在当代批评和美学理论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这些挑战中，福柯的《什么是“作者”？》具有开拓性意义：正是在这篇演讲稿中“作者”被首先作为一个“问题式”概念，而非“确定性”的概念来看待。也正是在这篇演讲稿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探索了“作者”概念的生成性问题。其深刻地揭示出：“作者”，这个制作作品文本的主体，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是固定的和单一的，将作者视为文本核心和来源的观念并不是原来就存在，而且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作者的身份始终处在不断生成变化过程之中。因此，“作者”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作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形象”(福柯,“什么是‘作者’？”)。

一般认为，福柯在讨论“作者”问题时提出的“作者功能”概念是受到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影响的产物。因此，福柯用“作者功能”取代传统的“作者”概念称谓的做法，其核心在于把“作者”一词作为语言符号之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解构掉，进而颠倒了能指“作者”(如“莫言”这个笔名)与所指作者(如那个以“莫言”为笔名的“管谟业”)之间的权力位置关系。传统“作者”概念(西方意义上是指由浪漫主义建构起来的“作者”)一方面强调能指作者与所指作者的同一性(“莫言”就是那个叫“管谟业”的人)，另一方面也更偏重所指作者的重要性，如鉴赏和研究莫言的作品必须了解管谟业的生平经历，否则对其作品的鉴赏和研究是不充分甚至不正确的，尽管少年管谟业并不叫“莫言”。而福柯指出“作者的名字是一个专名，因此，它将面对所有专名共同存在的问题。[……]很明显，我们不能将专名转变为一个简单的指涉。[……]正是在这里，作者名字身上的特定困难出现了——专名和单个被命名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作者名字和被命名的那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并不完全等同，它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作用。”(“什么是‘作者’？”)在详细分析了作为专名的作者名(莫言)和被命名个体(叫“管谟业”的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之后，福柯得出结论认为“作者名不同于其他的专名，其他专名能从某个话语的内部移向产生这一专名的外在实际个体。相反，作者名局限于文本之内，对文本进行划分，勾勒出文本轮廓，显示文本的存在方式，或者至少显示文本的特征。作者名说明了某一话语的背景，指出了这一话语在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中的地位；它并不处在自然人的地位上，也不是存在于作品的虚构里。它处在一种裂隙中，这一裂隙造就了某种特定话语群以及它们的独特存在方式。结果便是，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文明中存在着许多被赋予‘作者功能’的话语，而也有许多其他话语不具有这一功能。一封私信可能也有一个署名者——但它并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能有一个签约方——但它也没有作者。一份贴在墙上的匿名文本可能有个写作它的人，但也没有作者。因此，‘作者功能’标志着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方式、流通方式以及运作方式”(“什么是‘作者’？”)。

可以看到，福柯在通过“作者功能”概念反思传统“作者”理论时，语言理论以及与语言运作密切相关的“话语”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福柯“作者”理论的重要反思是对作为语言的“作者”(作者名)和作为物质性肉身的“作者”(被命名个体)之间的“名-实”关系的反思。在这一反思中“语言/话语”与“作者”概念生成之间的关系成为核心，简化一点儿，就是“语言”与“作者”概念生成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里，当福柯将“语言/话语”作为“作者”概念生成的重要要素时，由于“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主体”的“人”的概念，而“话语”是建构作者(人)主体地位的主要力量，因此福柯知识考古学视野下的作者理论距离基特勒要探索的“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三、对福柯的“扬弃” ：从话语理论到媒介理论

在基特勒看来，主体是由某种字母技术(a technology of the letter)所形构的。他在讨论福柯的“话语”理论时指出，其“话语”理论存在着媒介“技术”层面的盲点。由于福柯没有分析对书写词的依赖，所以当福柯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来重构某一时代话语被组织起来的那些原则时就存在着局限性，导致他未能抓住1850年代后期的历史发展。因为，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书写词作为数据存储的垄断方式被摄影术、电影术和速记技术终结了。基特勒通过“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这个概念以及对“话语网络”的历史分析拓展了福柯话语分析的考古学工具(archaeolog-ical toolkit)，最终提出了媒介考古学。在“话语网络”这个更为宽广的概念中，福柯曾经重点分析的建构“人”的话语形象的那些图书馆馆藏的书写档案(written archives)，在基特勒看来都只是话语网络——“允许一种给定的文化去存储、选择和获取相关数据的技术与机构网络”(基特勒，

Discourse

369)——的一个例子。由此，Stephen Sale和Laura Salisbury指出，福柯将“所谓的人”(so-called Man)的历史连续性形象比喻为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而在基特勒的分析中，“人”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形象取决于1800年代的话语网络，这个话语网络由一系列离散又精细的实践所构成。比如在基特勒看来，人作为自治自主的“主体”这一形象的出现，与创立解释学学科的认识论突破(epistemological break)相关。而这种认识论突破的前提条件则是语言的变形，从散漫的物质性力量转型为新发现的“内在声音”(inner voice)通道。此处根据我们的理解，比如从手稿、抄本书籍的书写、流传和阅读向谷登堡技术下的机械印刷书籍的创作、传播和阅读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以阅读为例——个体的私人化阅读行为的普遍社会化使得阅读中的“内在声音”在文化层面得以普遍化，这种“内在声音”的普遍化为如何解读文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催生出解释学——由主体解释和理解的首要性所决定的一种阅读形式。进而，在这种自治自主主体形象的基础上，作者首次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版权保护(copyright protection)，“个性概念”(individua-lized universal)的声音也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响起(Sale, Stephen and Salisbury eds. xvi)。

通过基特勒的论述、Stephen Sale与Salisbury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基特勒对福柯的主要批评在于：尽管福柯用知识考古学方法精彩地解构了“人”的形象的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但由于福柯没有将对“语言/话语”运作具有基础前提性意义的媒介技术进行分析，所以他忽视了建构“话语网络”的媒介技术及其机构，这使得他未能真正找到建构“人”之形象的根本力量。借用福柯海边沙滩上的人脸画那个比喻，福柯话语分析强调的是人脸的“画”(符号的、语言的)之特征，这幅“画”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它不断地被海浪冲掉，又一次次地被“画”上去。“语言/话语”建构起人的形象并试图使之永久，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的形象没有历史连续性。而基特勒则侧重指出了，这幅人脸“画”总要通过手指、树枝或画笔去“画”，也总要被画在某些介质(沙滩)上。没有手指、画笔和沙滩等(物质性的)媒介技术，人脸“画”(关于人的话语)就只能在人的想象之中，根本就不会实际地存在。简言之，如果媒介技术及其机构是建构“话语网络”的基础性物质要素(基特勒)，而正是在“语言/话语”运作中诸如自主自治的主体、作者、个性等“人”历史连续性的形象才得以建立(福柯)，那么，媒介——作为技术及其机构的硬件——才是在对“人”的主体形象生成的分析中真正需要考量的本体。

由此，在与福柯的扬弃式对话关系中，其以知识权力与人之主体关系为核心的关切，在基特勒这里被转换为媒介技术与人之主体的关系问题，也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顺势转化为媒介考古学。之所以必须进行这种转换，基特勒给出的最终理由是技术媒介先于并决定着知识权力的话语，而福柯忽视了这一点。当福柯在图书馆的海量档案里皓首穷经式地发掘着关于性/肉体/疯癫等的现代知识话语力量时，他忘记了这些作为数据的档案已然经过了“图书馆”这一媒介的过滤与重构。图书馆不仅仅是存储图书档案的媒介，同时它也筛选，安排，编辑其所存储的一切。图书馆(通过编目等行为)分配给每一个图书档案一个编码、一个地址、一个指令，也由此将这些图书档案转变成了数据，进而使得这些数据得以“发送、传输和存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特勒称图书馆为媒介时，他特别看重图书馆作为能够发送、传输储存指令、编码和地址的物质性存在。或者说，图书馆的物质性存在相当于“硬件”，而编目之类的目录学和情报学行为相当于“软件”。任何媒介都是“硬件”与“软件”，物质技术与话语技术的结合体。这是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独特视野，也是基特勒讲“技术”与福柯讲“技术”的根本差别。众所周知，在福柯的理论视野中，“技术”从未缺席过，比如他对边沁圆形监狱和自我技术的著名解说。如果说基特勒对福柯的批评是对他忽视“技术”的批评，那么需要立即指出，这里的“技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在基特勒看来，福柯只看到了“话语技术”这一媒介的软件侧面，而忽视了任何软件系统的操作总要依赖于硬件系统方可运行。因此，当福柯写道“先有符号的存在，有了符号就足以产生论断”，基特勒却说“仅此就意味着打字机键盘是一切前提的前提”。在他看来，福柯的话语分析只从对老式机械打字机键盘上字母顺序的应用或布局的指南说明开始，而没有从诸如书写球(skrivekugle/writing ball)等打字机键盘的技术发明开始。

通过对基特勒媒介理论与福柯话语理论“扬弃式”对话的分析，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基特勒媒介本体论的得出已经站在了后话语分析的起始点上。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媒介理论走出“语言转向”这一二十世纪主流西方学术氛围的开始。如果说，主导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其核心贡献在于打破了人说语言的幻象而牢固树立了“语言”说人的观念。那么，当基特勒强调物质性技术媒介是先于语言等符号话语系统的造“人”力量时，他已经强有力地将“语言”摁进了“媒介”的范畴之中：“语言”是技术媒介的一种，文字也是技术媒介的一种。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文字的弱物质性使得其更接近于“软件”，从基特勒媒介/信息物质主义的立场看，语言、文字等符号学的基本思考对象最终要受制于泥板、甲骨、纸笔、印刷、打字机、电脑键盘、手写屏等物质技术。进而，在上述书写技术与声学技术(音乐-留声机-广播-录音机)、光学技术(绘画-照片-电影)等构成的庞大技术媒介“话语网络”中，语言文字得以存在。这构成了从基特勒媒介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向其中的文学问题延伸的基本逻辑，催生了其独特的媒介文学观。

四、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技术系统

基特勒在国内学界的第一次出场就与“文学终结论”直接相关，与此颇为相似的是，上世纪90年代其著作初步为英语学术界接触时，也是被当作后阐释学批评(post-hermeneutic criticism)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来看待的。基特勒的学术经历开始于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经典的研究，中后期转向了媒介理论。其从“文学”到“媒介”的学术转型与媒介理论的另一宗师麦克卢汉几乎如出一辙。对比基特勒与麦克卢汉，我们可以发现，颇为有意思的是，如果说麦克卢汉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所接受的文学新批评理论(以李维斯等人为代表)，使得他很早便树立起对“形式”问题的敏感。而这种对“形式”的文学敏感性则改头换面地一再出现于麦克卢汉后来关于“媒介”的一系列关键性理解之中，比如“媒介即讯息”命题里对媒介技术形式与媒介传播内容关系的著名倒转等。那么，在基特勒这里，作为他最初学术资源与训练构成的文学研究，在催生其媒介理论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只不过揭示这种作用的核心词汇不是麦克卢汉那里的“形式”，而是“书写”或“书写系统”(德文Aufschreibesysteme，英译文为discourse networks，即话语网络)(陈静292)。而当麦克卢汉最终建立起“感知技术形式”的媒介本体论视域后，“文学”便开始在其媒介理论中得到新的审视：文学是一种媒介，一种感知技术媒介。基特勒也同样如此。正如大卫·威尔伯里(David Wellbery)指出的“基特勒的方法论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就是把媒介的概念一般化，并将其运用到文化交换的一切领域。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历史时期，在基特勒看来，我们面对的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媒介。媒介性是一般范畴，在其中的特定情形之下，像‘诗歌’或‘文学’这样的东西获得其形态。后阐释学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由此变成了媒介研究的一个下属分支。”威尔伯里的这一评论表明，基特勒学术生涯中的“媒介转向”完成之后，即“把媒介的概念一般化，并将其运用到文化交换的一切领域”之后，“文学”在基特勒的理论视野中也发生了一种与麦克卢汉相似的位置转换，从催生者变成了被审视的对象：“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技术，书写系统或话语网络的一种，作为媒介性“一般范畴的特定情形”得到审视。“文学”与“媒介”在基特勒思想中上述复杂的历史与逻辑关系的存在充分表明，“文学”即使不是基特勒媒介理论最为核心的关注对象，也是他始终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其媒介理论著作中大量围绕文学问题展开的精彩讨论就是明证。

那么，基特勒媒介理论视野中的“文学”，或者说他的媒介文学理论究竟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其从媒介理论角度所阐发的“文学”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特殊性？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文学理论版图中，基特勒究竟能够给当代文论界提供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和意义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面对基特勒从媒介本体出发对“文学”提出的本体论消解与重塑。

总体上，我们认为基特勒在技术本体论层面上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媒介”与“文学”在根本意义上的共通性问题。基特勒媒介文学理论所持有的文学本质观是将文学视为书写技术与书写系统之一种，是一般媒介范畴的特殊情形。这种文学本质观的提出为我们在技术媒介时代思考文学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支点，有助于推进当前文论领域内所发生的媒介论转向进一步向其哲学纵深的拓展。

无论在当代盛行的网络文学研究、人工智能文学研究还是新媒介文学研究中，技术媒介对文学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深始终是一个存在众多分歧的理论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技术媒介与文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究竟谁占据着先导位置？是“文学”先于“技术媒介”还是“技术媒介”先于“文学”。对该问题的回答内在且先在地预置于对诸如“网络文学是什么？”“人工智能文学是文学吗？”“微软小冰写的诗是诗吗？”之类问题的回答之前。换言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问题直接牵涉到“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而首先不是“什么是文学”的经验论问题。客观地讲，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媒介论转向中，受到人们最多关注和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仍然是“什么是文学”之类的经验论问题，比如网络文学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现的一类新的文学形式，它具有一般文学的属性也具有某些特殊性，就好像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之外又出现了某一类新的文学体裁一样。而在“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上对“技术媒介”在其中所处位置的讨论并不多见，比如认为文学性与技术性、媒介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技术媒介是文学的外部因素而非内部因素。这类观点就似乎在暗示着“技术媒介”在文学本体论问题中不用加以考虑。而基特勒媒介文学理论正是一种在本体论层面讨论媒介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其文学本质观明确地反对了技术媒介在文学本体论方面不占据位置的观点，而是认为技术媒介是构成文学本体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主导因素，这深刻地揭示了媒介与文学的本体论关联。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应该说，当基特勒将“文学”称为一种“书写”技术时，他已经在“文学”这个概念称谓的最一般意义上审视它了。在威廉斯梳理的“literature”(文学)的西方词源学谱系中，不难看到，“literature”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语“littera”，意指“letter”(字母)，“literature”则是从14世纪起出现在英文里，其意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而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或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即creative literature或imaginative literature，这个我们目前普遍使用的“文学”意涵是在17—19世纪的近二百年时间中伴随着“aesthetics”(美学)“art”(艺术)“taste”(趣味)等词汇的出现得以确立的。相对于其作为“letter”这个最初的意涵和作为高雅知识的意涵，“literature”的现代意义显然大大地被限定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廉斯对“literature”(文学)的词源学梳理中，他多次暗示人们注意与“literature”意涵流变相关的诸如书写、书籍、印刷术等媒介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威廉斯268—74)。而基特勒则将这种作用更为尖锐地挑明了。借助威廉斯的上述梳理，我们认为，对于基特勒而言“literature”(文学，德文literatur)的原初意义表明了文学总是与“字母”相关的(暂不考虑中文的情况)。这意味着，当我们说“literature”的时候，由于任何的“letter”都是关于书写的，因此文学已经无法与书写相分离。从拉丁语“littera”而来的“literature”已经排除了基于古希腊语中从缪斯意义上来理解的“诗”，切断了文学与听、说之间的更为久远的联系，或者说切断了文学与音乐之间的深度关系。换言之，“literature”本身就是字母时代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口传时代的产物。“任何理论都有其先天历史条件”，借用基特勒的这句话稍加改写，“文学”作为“literature”的生成有其先天历史条件，在“字母”的这个原初意义上，“文学”必然是书写的，是书写技术时代的产物，也是漫长的人类书写技术时代最重要的代表。文学是一种书写技术系统。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就曾把“字母表”作为一种“媒介”进行探究，认为西方的表音字母系统将声音的可视化呈现是塑造西方文明线性思维方式和视觉中心主义的重要源头，字母表在培育西方文化科学理性特质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字母”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言，基特勒和麦克卢汉共享着某些东西。但就像基特勒对福柯的批评一样，对于他来说，将“字母”理解为福柯意义上的符号技术抑或理解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感知技术”，都没有真正抓住“字母”问题的本质，因为它们都切除了“字母”必须经由“书写”而决定的“物质性”。大卫·威尔伯里指出，“铭刻”(inscription)对于基特勒的分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irreducible)。《话语网络： 1800/1900》的德文原名“Aufschreibesysteme”，其更为文学化的译法是“写下的系统”(systems of writing down)或“记号系统”(notation systems)。“铭刻”具有或然真实性(contingent facticity)和外在性，其更适合指向一种先于意义问题的物质部署层面(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Xii)。由此可以认为，基特勒所关注的“字母”是关注字母书写所不能脱离的物质性技术条件，如同任何的“铭刻”行为必将留下刻写的“痕迹”(trace)，作为铭刻的书写也有物质性的痕迹。这些痕迹就其物质性而言外在于字母的符号意义，而正是这种外在性的无法擦除的物质痕迹(如刻写在石头上的字母等)构成了存储、发送、传输字母信息的通道，先于并决定了“字母”的存在，决定了字母的可视，决定了字母“意义”的可接触，进而由“字母”影响到人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基特勒曾反讽道“媒介的幸运之处在于对其硬件的否定”(《留声机》256)，因为通过这一否定，媒介造就了非物质性幻象的陷阱而将自己的真正本质隐藏起来，从而避开了人们的审视，安然地暗中操纵着一切。因此，在他看来，把“字母”视为表意符号系统或感知技术系统，这类观点本身就是受到媒介非物质性幻象遮蔽的结果。从“文学”原初意义的“字母”与书写物质技术不可分离的角度，基特勒既在本源更在本体意义上，将“文学”看作是一种书写技术系统，或者也可称为“字母技术系统”。这一文学本体论“消解了(以往)文学概念的普适性”(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Xiii)，同时也重塑了一种媒介文学观，即文学是技术媒介的具现化(medially instantiated)。在这种媒介文学观中，文学中所发生的一切都需要也能够找到其媒介考古学动因。所以我们看到，基特勒的媒介文学研究几乎不从意义、精神、内容等通常层面切入文学问题，而是将文学与文学史现象置于书写技术系统的物质性条件以及书写技术系统与声学、光学等其他技术系统所构成的物质媒介网络中去发掘其生成的过程。比如，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其所宣扬的文学作为艺术具有超越社会政治历史现实的自主性、天才论的文学作者观、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创作论以及文学形式的有机整体性等意识形态，在基特勒这里被归结为最后的书写技术垄断时代(书籍时代，基特勒也称书籍为“书写的书写”)的辉煌表征。就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功，其秘诀在于“悄悄将一个人的声音或手迹交付给古登堡活字印刷”。这其中的机制是，被字母驯化的“作者”遗弃了其私人外在性的书写笔迹(private exteriority of handwriting)而沦为匿名外在性的印刷品(anonymous exteriority of print)。而同样被字母驯化的匿名“读者”们则通过其个体化的私密阅读，通过“内心的声音”激发了阅读的激情，在字里行间幻化出意义，从而反转了浪漫主义文学“作者”的上述外在化过程(reverse this exteriorization)。浪漫主义文学中可见可感的世界就此诞生。

再比如，基特勒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文学称为“打字机文学”，认为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与打字机及其与电影、留声机所共同构成的话语网络转型密切相关。虽然打字机在当时司空见惯，却最终谱写了历史。对于文学而言，它“颠倒了书写的性别”，更借此“颠倒了文学的物质基础”。而文学批评界普遍忽视了打字机与西方现代文学诞生之间的紧密关系。基特勒指出，“typewriter”是一语双关，即指打字机器，也指打字员。这本身就表明了19世纪技术媒介对“人”的制造，或者说是“机器-人”的现实对应。由于打字员后来基本上多由女性承担，所以，女性经由打字介入到写作的活动之内，实现了从原来的主要阅读者向书写权力掌握者的转变。对于基特勒这个文学与性别关系的有趣发现我们暂且不深入讨论。与本文主题更为相关的是，为什么基特勒说打字机颠倒了文学的物质基础？

首要的原因在于，打字机作为书写机器，改变了书写技术。写作由原来“手写”的书写变成了键入打字的书写。借助海德格尔的分析，从“写字”到“打字”，其后果是“打字机把书写从人手的基本国度，即文字的基本国度中剥离出来”(《留声机》231)。文字变成了“录入”，降格为一种通信工具，写作也由此变成了文字处理，而且是机械式的文字处理。基特勒强调指出，“打字”这种书写行为或书写技术，其必然受到打字机键盘设计技术的物质性配置的影响。比如常见老式打字机的平面键盘、汉森型打字机的半圆形键盘或书写球式的球形键盘。字母、符号、空格、换行在这些键盘上按某种设计程序排列，人们熟悉了这些键盘的排列程序就可以盲打。这使得“手写”书写的可视性消解了，变成了“触觉”式的。“打字可以也必须是一种无关视觉的活动”，这瞬间瓦解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在短短的一秒钟内，书写行为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阅读行为。有了这些盲打机器的帮助，不论失明与否，人类都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能力：自动化书写。”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自动化书写的时代，从事写作的人们终会“失明”和“失聪”，因为“写作已经不再是通过手写来实现人类的声音、灵魂和个性的自然延伸[……]他们从书写的行为者变成了刻录平面”(《留声机》236—37，243)。

进而，在这种书写技术系统的转变下，西方现代文学从作者、作品、风格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在作者层面，女性作者的大量出现是一种表现。更重要的表现则在于“作者”从此被挤到了文学的“边缘地带”。语句是打字机的咔哒声从作者身上榨取出来的。“对作者身份的兴趣，或者是兴致大发时面对镜子朗读出无意识的激情流露，都消失得无影无踪。”(223)现代文学的作者已经无法像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歌德们那样从默读者们那里实现其外在化的反转。对于自动化书写时代的“作者”，基特勒借用拉康“三界论”总结认为，机器写作就是“作者”的象征界，这是最基本也最容易被遗忘的。作为真实界的作者(写作的人)、作为想象界的作者分身(作者的形象)都以他的象征界为条件，而非相反(249)。

在风格方面，尼采的书写“从长篇大论到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一语双关，从善于辞令到电报式的短小精悍”，这一转变由尼采所用的汉森式书写球打字机的操作不便所造就。艾略特也要删改《荒原》中那些曾经让他爱不释手的长句。力求文字简短、断断续续。其原因则在于打字机标准化键盘的规则力求清晰，并不着眼于精微之处。现代文学的写作者们都在用打字机书写，而正是自动化书写的技术造就了电报式的现代文学风格(236,265)。就此而言，海明威只不过是更为晚近的著名例子。

在作品方面，马拉美、阿波利奈尔等人的印刷体诗歌、具象诗歌等新诗歌形式相继出现。具象诗歌就是纯用打字机写成。如同本雅明预测的那样，打字机丰富多变的字体和精确的排版格式直接进入了书籍的构思过程，书写进入到图形区域的纵深地带，而打字机诗歌中也由此遍布着新奇古怪的比喻(64)。对于基特勒来说，本雅明所说的“新奇古怪”其实也并不那么“新奇”、那么“古怪”。只要看看打字机键盘的字母符号安排即可一目了然。比如恩莱特《打字机革命》一诗中的那句“U亦可变身为一只/茶壶”，原文为“U 2 can b a/Tepot”。这里的“too”简写为“2”“be”简化为“b”“U”双关为“you”和茶壶的抽象形象。对于电脑时代见惯了种种网络书写的人们来说，这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鲜的文学创造。而这种“司空见惯”也警示我们不要像对待19世纪末的打字机那样误判今天数字技术的真正力量所在，忽视基特勒媒介文学理论的“锋利之刃” ：这些都是“自动的笔迹”，是打字机键盘无法擦除的书写“痕迹”，是自动化书写技术的物质踪迹，更是打字机“参与我们的思维过程”，其构成了“在任何意识反应产生之前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留声机》248)的现代文学证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数字化时代的书写技术究竟是何种关系？似乎才是更为重要的当代文学理论问题。

注释[Notes]

① 参阅弗雷德里希·基特勒： “硬件，一个未知的本质”，孙和平译，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4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菊兰译，《江西社会科学》4(2010) ： 249—54。蓝江：“纪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http ：//blog.sina.com.cn/s/blog_542ef2b201017lkl.html〉,(2012-09-25 22 ： 51 ： 51)。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5—305页。张昱辰：“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2014) ： 22—25。“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国际新闻界》1(2016) ： 76—87。车致新：“‘想象界’的物质基础——基特勒论电影媒介的幻觉性”，《电影艺术》4(2018) ： 94—100。〔德〕伯纳德·盖根：“基特勒尔之后——德国最新媒介理论的文化技术研究”,刘宝译，《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2016) ： 5—12，22。陈静：“消失的随身听：基特勒视角下的技术媒介及逻辑断裂”，《东南传播》8(2018) ： 1—6。朱秀清,李佳敏：“基特勒‘话语网络’思想视阈下边地文化传播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8) ： 192—97。

② Friedrich Kittler ：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 Trans.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Printed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91) ： 3,229。参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第265页。中译文有改动。③ 美国学者John Durham Peters在为基特勒《光学媒介：柏林讲稿1999》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指出，尽管基特勒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但他本人更倾向于福柯。参阅Friedrich Kittler ：

OPTICAL

MEDIA

：

Berlin

Lectures

1999

. Trans. Anthony Enns. (Polity Press, 2010)2.④ 参阅Friedrich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 229.及中译本：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第265页。中译文有改动。

⑤ 从基特勒的理论视野出发，不宜称为“文学媒介观”。

⑥ “Post-hermeneutic criticism”是大卫·威尔伯里在为基特勒《话语网络》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中从文学批评理论角度给出的定位。参阅谷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冷热与未来”，《文化研究(第13辑)》，周宪、陶东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5—88页。谷李将“post-hermeneutic criticism”译为“后释义学批评”。

⑦ Friedrich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

1900

.Trans. Michael Metter and Chris Cullens, Foreword by David E. Wellbery. Publish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Xiii.中译文参见谷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冷热与未来”，第285—88页。中译文有改动。⑧ 基特勒认为，留声机刻槽上由唱针留下的痕迹是包括德里达原始书写概念在内的所有关于“痕迹”概念的媒介技术对应物。痕迹先于一切书写。参阅Friedrich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 33.及中译本：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第34页。⑨ Friedrich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 9—10.参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第8—11页，中译文有改动。原译文将“reverse this exteriorization”译为“理解这些外在特征”应为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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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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