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宁

这些年，金融行业一直在探索服务实体的新路径。无论传统商业银行亦或金融科技公司，无论规模大小资金厚薄，普遍将目光集中于具有普惠色彩的农村金融，特别是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进的“数字乡村”建设。然而，数字乡村能否兑现银行破茧成蝶的转型期待？

农村市场的内外变化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数字乡村具有市场和工具两重面向。就市场面向来说，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传统商业银行普遍陷入了转型焦虑，对公业务疲态尽显，不但增量受阻，存量亦有四面楚歌之感。更关键的是，传统金融机构还在前期城市线上线下的消费金融大战中失利，拱手让出了业务场景和技术应用的主导权。而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来说，城市零售业务也正在触及市场和客户增长的天花板，过去赖以生存和快速发展的宽松政策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低廉合规成本也一去不复返。

就工具面向来说，数字乡村可以视作金融科技在三农市场的应用：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信息不对称鸿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精准获客、计量成本收益、有效风险防控的手段;另一方面提供了场景，搭建了生态，不仅使商业模式更具有持续性，对客户更具有粘性和约束力，同时这种熟悉的打法也可以使经受金融科技洗礼的各类机构更迅速、更有效地服务农村金融市场。

除了金融机构外，另一个重要变量——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转型也不能不引起重视。与以前不同，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其服务民生和社会治理的职责也得到了突出强调。这样，地方政府一方面试图运用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成果以“数字+” “智慧+”的手段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点燃经济发展的二级火箭;另一方面则又以此为抓手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增加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既需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技术及前期建设经验，同时又有望形成规模颇为客观且潜力巨大的数据资产和商业场景，这些都成为二者一拍即合的基础。

除了上述要素，農业、农村、农民自身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方面，围绕耕地从所有权、承包权“二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足鼎立”的历史性变化，以专业化农场为代表的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加速替代自然经济，给金融服务接入创造了更好条件;农村方面，在前期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中，除了部分已成为城区的农村外，其他区域也多少惠及发展成果，不但基础设施颇有改观，以土地为代表的集体资产也大为增值;农民方面，除了显而易见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外，更深刻的还有因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向农村传导而带来的农民现代信息技能提高和思想观念变化，从而使得零售金融破天荒地在农村有了发展的内生动力。

数字乡村作为金融场景的潜在风险

通过以上分析，以数字乡村为契机，农村金融的腾飞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然而，农村金融毕竟是一个“复杂系统”。

首先来看金融方面。一方面，由于之前数十年对城市市场的专注与投入，金融机构已经离农村“太远”，再加上以电商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纽带的形成，进一步拉开了金融机构与最终客户的距离，以至于金融机构选择回到农村时，竟也不得不选择与本地电商企业开展合作，由此不难想到会增加服务成本及信息不对称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促进价值实现的手段，在农村，效率过高的支付转账会加速资金外流，理财业务在给农民财富增值的外衣其实做的也是资金转移的生意，而信贷更会产生负债成本，一不小心甚至会摧毁其发展的原生动力。总之，金融毕竟不是财政，即使是具有普惠色彩的农村金融，本质上也仍然是一种商业，不可避免的具有反噬性。

其次来看科技方面。相较于城市市场，基础薄弱的农村金融本不应该大规模部署科技手段，但正因为其薄弱，反而使得传统手段无法进入或成本高昂。在这里，传统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离行机具+三方渠道，以科技手段覆盖物理网点职能;科技企业通过电商生态+智慧农村，同样也试图建立覆盖全面的综合服务体系。而且随着彼此间的短兵相接，从基础的助农取款、转账汇款、现金汇款到代理缴费、消费结算，以至于到理财、保险、贵金属投资，越来越多的功能在各种渠道上部署开来。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密集、更深度的信息收集，更复杂的前后端以及与合作方的系统架构，甚至是一些未得到监管明确许可的、有争议的获客、面客方式，这些都有可能滋生风险。

金融服务数字乡村的展望

当前，各类机构围绕数字乡村进行的农村金融业务已如火如荼铺展开来。在笔者看来，策略安排首先要正视以下问题：

首先，从市场来看，农村金融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从目前来看，其更多表现为“3+1”的结构布局：第一是已经作为城市郊区的农村，这里农民从经济生活到消费行为大都已经“市民化”，其产业、土地也都是城市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前期的金融服务供给足够充分，除了纸面上的统计数字外不能贡献太多有价值的增长;第二是正在被纳入信息化轨道且有工业化、城市（镇）化基础的农村，这里不但有蓬勃兴起的“小镇青年”等新消费群体，也有正在快速信息化、网络化的工厂农场，无疑将成为农场金融竞争的主战场;第三则是自然禀赋较差、经济生态仍较原始的边远地区，这里主要还是通过网络渠道提供基础的普惠金融服务，满足其基本消费需求，并努力以金融扶贫为抓手探索因地制宜的市场策略。另外在这三类“实体农村”外，还存在着一个以社交、电商等平台经济为纽带的“虚拟农村”，后者与技术、与金融最契合，最容易开展业务、产生成果，未来推动这种虚拟农村与实体农村的覆盖将是农村金融业务开展的重要手段。

其次，从业务来看，数字乡村虽然擎起的是信息化大旗，但真正能落地的反而是工业化、城市化场景。农村金融业务开展的关键还是围绕农业、工业生产和土地，以其为中心部署和创新金融产品，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电子渠道建设、风控获客工具优化则应主要发挥支撑而非主力作用。

最后，从策略来看，需要从实际出发清晰判断不同市场、业务的“红海”与“蓝海”，并匹配不同的资源和打法。对于数字乡村这样带有普惠和创新色彩的业务来说，利润可能都不是唯一重要的，相较于此，机构的政府关系、社会形象乃至对前沿的探索、团队的磨练在这方市场无疑更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