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不干！以前我们都要送礼，这些人才会把单子给我们，现在没材料了要主动给我们，不接！”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大型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经理叮嘱他的下属，不要接施工项目的单子。他说的“材料”，是砂子。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部沿海的山东省青岛市。在这里，一直给当地大型施工单位提供砂石料的一位经销商，以前在周边100公里范围内就可以买到客户需要的数量，近来，他的搜罗范围要扩大至200公里，而且许多砂子都来源于非正规渠道。

为解决最近全国多地出现的砂石料供给紧张问题，中国砂石协会会长胡幼奕在北京刚刚面见了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提出要基建补短板，结果回头一看砂石不够用了，好多项目都停工了，所以上面重视了起来。”

自然界的岩石经风化、剥蚀等多种地表作用，在风吹日晒的数千年间，破碎分离成大小不一的颗粒，被河流冲刷带走。根据尺寸的不同，极细碎的称为沙，如泥沙、沙漠，粗一些的则为砂，后者更多是土木工程中的概念。现代建筑所采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与沥青马路，都需要砂子。与石头一起，砂石骨料是混凝土中用料最多的东西，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混凝土的品质。

“一平方米的房子要用砂石骨料800公斤，没有这800公斤，房子就建不起来。”胡幼奕说。当石头房和木头房成为历史，人类居住在砂子围成的空间里，行走在砂子铺成的道路上，穿行在砂子搭建的机场、车站与商场中……在很长的时间里，天然河砂这种建筑材料易得、便宜、好用。采砂船、挖车、廉价劳动力就是从事采砂作业所需的一切;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一车装有十几吨的砂，价格也就一百多元。它对于混凝土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至今人工砂依然很难超越。它虽无处不在，但从不显山露水，以致于让人忽视了其存在与真正价值。

占地球陆地表面积20%的沙漠里的沙子，因为过于光滑无法在工业社会派上用场。真正可用的都来源于河流——其仅占地球面积不到1%。近两三年，以砂子价格暴涨为标志，这场有限的自然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角力开始拉开。

合肥砂贵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蔡鹏在近十来年经历了家乡面貌的急剧变化。他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下辖的瑶海区，过去，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是合肥城区的发展洼地，到处是农田与平房，但如今，随处可见高耸的吊塔、围起来的施工地段与路上来来往往的水泥搅拌车。晚上8点多，在蔡鹏家附近的包公路与大众路交叉口，私家车的身影渐渐稀少，道路开始让位给运输车辆。记者蹲守在路边细数发现，在100辆来往车辆中，有38辆都是大货车。这些满载着各种大宗建材的货车多数载重量为40吨级以上，就像中国城镇化的节奏一样，它们急切、坚定，为了抢时间，有时甚至在黄灯已经闪起时快速冲过路口;在路口旁的一个建筑废渣丢弃地点，货车司机们排队进入，依次过磅、倾倒，扬起漫天灰尘……

若问他们合肥工地上的砂子从哪儿来，无论是大型混凝土搅拌站还是私人砂石小贩，都会回答：六安。六安是紧挨着合肥的一个地级市。沿途流经六安下辖的金安、裕安及霍山等五个区县的淠河，是淮河的支流，也是合肥河砂的主要來源。

马建雄是合肥规模前三的一家大型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经理，他说，运输砂子的司机们都有很多拉砂群，采购员为生产备砂料时，前一天会在群里喊一声“某某搅拌站，42元/吨，3000吨，现金结。”货车老板们手下通常有十几个驾驶员，如果认为价格可行，第二天十几辆货车便将砂子从河边砂厂运出，东行200多公里来到合肥。

然而，一位货车司机说，现在“六安的砂子不好搞”。自六安采砂点实施限量开采后，每个月拉完一定的额度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砂子采购分销的链条普遍价格暴涨。马建雄说，2018年春天前，河砂价格一直稳定在40多元/吨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已涨到了130元。而在淠河上游的霍山县，因为砂子颗粒更粗，能在高标准的混凝土中使用，据了解，市场价已经到了160元至170元/吨。

混凝土行业的人一度“急得没招”。马建雄说，价格上涨倒是可以转嫁给下一环节使用者，但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砂子。“涨价只占全部原因的20%，我们有这么多合约单位，一年生产几百万方混凝土，没原料怎么办？”

9月下旬，六安市金安区黄圩采砂点，货车司机排队装载河砂。这里是该区少数几个还未售完限额的采砂点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彭丹妮

在高价与短缺的夹击之下，下游开始探索应对的方法。混凝土搅拌站开始相互打听，问那些“有门路”的企业用的什么砂、从哪儿运过来，然后给个联系方式去对接。同时，搅拌站实验室人员开始研究如何用江砂和机制砂，加上多少的水泥用量去达到以前的强度与标准。

“以前搅拌站用的砂，基本都用河砂，从去年开始，品类就五花八门了。”马建雄说，现在合肥50%到60%的六安砂由江砂替代：从长江里挖出来的江砂由万吨大船运过来，到芜湖裕溪口改为2000吨的小船经内河航运进入合肥的各个码头，再由运输车队运到各个混凝土搅拌站。

另一家规模稍小的混凝土站经理则表示，该企业现在用的全是江砂;因河砂价格过高，吴芳现在也用江砂掺着安庆过来的河砂来卖。她说，以前，合肥这边都嫌安庆的砂不好并不买单，但现在客户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马建雄说，考虑到价格，小型混凝土企业不承接市政工程如地铁、高架桥及特殊建筑部位等需要高标号混凝土的项目，可以不需要河砂。但是，天然河砂因为其均匀的粒径粗细分布，在高规格高标号的混凝土中依然不可代替。

河砂甚至变成了混凝土搅拌站应付检查、装点门面的东西。马建雄说，当政府来检查材料，问“你们中标的几个项目，轨道2号线、3号线，现场材料怎么满足？”搅拌站的人就带他们去看那堆写着“轨道专用、高架桥专用”的河砂，但他说，“那堆砂根本不用。我可以说，90%的搅拌站里那一堆专用（砂），基本上是挂羊头。”

但现在，江砂的价格也还在上涨，从去年的100元/吨，涨到近来140元/吨左右。“砂石紧张是常态化了。”马建雄说。

江河告急

中国的河道采砂管理一直以采砂规划作为支撑。以中国主要的产砂区长江流域为例，2002 年、2011 年和2016 年，水利部编制了三轮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采砂规划。这些文件规定了开采总量、开采范围与开采期。但是如果依靠这些采砂规划中给定的开采量为参照，那么得到的将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据。

从合肥一路向西，来到淠河中段右岸的六安市金安区。该区河道采砂管理局一位管理人员张远峰解释说，以前每年的规划量，只是个指导量，实际开采量是规划量的几倍。“去年做生态资源统计的时候，发现当时我们规划一年生产量300多万吨，但实际销售量达到接近1000万吨，而且还有可能是低估了。”

六安市霍山縣一号砂厂，只有几个看守砂厂的工人在此逡巡。自2019年2月起该砂厂停止开采，至9月份仍处于关停清理状态。摄影/本刊记者 彭丹妮

1990年代后期，淠河还没有治理，家家户户都能挖砂。“那不叫采砂，是小作坊似的。”张远峰说。2009年以后，金安区河道管理局成立，河道采砂实行许可制度，采砂船舶、铲车、运达通道等齐备的才有资质成为采砂者。

这里从2012年开始实行招拍挂制度，根据采砂规划，划定开采范围，将砂子资源与经营权一次性出售，开采年限一般为3～5年。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是： 一旦取得经营权，中标者往往不按照出让方的出让范围进行开采，而是超范围、超深度开采。张远峰说，比如，淠河是金安区和裕安区的界河，采砂企业就有可能跑到裕安区去采砂，而一些超范围的开采，则可能会危及河道水利工程安全。

滥开滥采几乎与采砂规划相伴相生。张远峰说，“那会儿的规划，说实话，编制了之后也基本上就是一个形式。除了真正的禁采区我们会严看死守以外，其他的超采行为，比如只允许采3米却挖了6米的，几乎是想咋挖就咋挖。”

多年粗放式的采砂管理，令砂价长期处于低位，建筑业得以低成本运行，但其对于环境的影响却已逐渐显露出来。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情况，便是典型案例。

19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上升轨道，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驱动长江流域的淘砂热。水利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数据显示，滥挖滥采开始危及河道安全。新世纪伊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为期两年的禁采政策;2002年，国务院颁布《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对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内砂石开采进行管理。

采砂活动并未消失，相反，它避开风口，转而瞄准支流与洞庭湖、鄱阳湖两湖。以记载的年均和总采砂量来看，WWF指出，鄱阳湖是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20世纪头十年，鄱阳湖采砂数量相当于前55年间沉积的泥沙量。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泥沙问题专家周建军指出，鄱阳湖是中国受采砂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2015～2016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宇顺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和鄱阳湖调查采砂对湖泊影响时，发现很难获得采砂情况的一手数据。“只能是表象地观察，比如说去看那边有多少船在运作，与卫星遥感照片对比，或者问一些当地老百姓船只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陈宇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相关的水利部门，掌握的完善、准确的数据也很有限，比如说一个承包商，一年出让给他的开采量是50万吨，但是具体挖了多少，没人知道。”

陈宇顺记得，四五年前，鄱阳湖采砂活动很疯狂。这里的采砂多数集中在湖水入江的湖口水道。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鄱阳湖像一个在向外倒水的瓶子，而这一段细长而狭窄的水道就好比瓶口。颗粒较粗的河砂淤积于此，是上乘的建筑材料，在市场卖得上价钱。所挖即所得的暴利，引来合法与不合法的采砂者们到此掘金。

有无采砂许可者，都在拼命打捞“软黄金”。最猖獗的时候，两湖曾分别有450、368条非法采砂船在此作业，它们的吸砂能力可以在一年内掏空两湖20年的沉积量。滥挖滥采同样疯狂。据媒体报道，2014年某采砂公司竞得鄱阳湖一处采砂点，按照水利部门规划，该砂厂2014年采砂规划量为200万吨，但是周边渔民认为他们采砂量远远不止这个数。他们这么算：“一个大型‘吸砂王能打10米深的洞，能吸200吨至1000吨砂石，一天至少能打七八个洞。这样的采砂船多则九条，少则四条，24小时不停歇工作，三四十天就达到规定开采量。”

据周建军等人今年3月发表的《长江鄱阳湖问题的原因及湖口建闸的影响》一文，仅2000至2011年，鄱阳湖登记的采砂量逾5亿吨，其中接近一半采砂量来自其入江水道的五六十公里。该段河床被挖深后，“这就相当于从纵深上把瓶口给扩大了，从鄱阳湖倒灌长江就特别容易。”周建军说，当长江水位因为三峡等水利工程下切时，鄱阳湖在枯水季节，特别是二三月份，湖心区域的水位比过去同期又低了两三米。

鄱阳湖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长江重要的蓄洪、泄洪处，也是周围4400万人口生活与农业灌溉的水源地。这里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国际认可，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家园，也是许多渔民谋生的所在。但是，近些年其湖泊面积的快速缩小，让它再难以承载如此多的生态意义。采砂加剧的鄱阳湖干旱以及后续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生态学家们注意。

鄱阳湖被称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科考调查发现，全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其中，鄱阳湖有450头。2013年底，一位研究人员曾在这里某处水域观测到47头江豚，一年后，这一数字为“0”。“首先是洲滩、河道底质这些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同时附着在泥质里面的低级生物被挖走之后，水生物就没有食物了。”陈宇顺说，“如果按照2015年那样的规模采下去，问题肯定会很大。”

把鄱阳湖采砂问题放在更大的生态系统中，会看到它让本就失衡的长江泥沙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在长江流域上游，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将大量泥沙拦在水库里。根据水利部2018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长江三个最大的水文控制站监测的输沙量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值相比，从上往下分别降低了91%、76%、77%。

周建军解释，长江是一个历史上冲淤平衡的系统，现在的情况是：上游来砂大幅减少，中下游河道来得少、走得多，泥沙处于冲刷状态——三峡大坝修建之后这些年，下游已经冲刷走了二十七八亿立方米的泥沙。而这些材料组成的河床，是河流的框架。在长江荆江河段，水位因此跟着河床一起下降了两三米。这对于长江的通航、沿途农业灌溉、生活用水、水体污染物或营养的输送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以水体营养输送为例，磷这样的营养物或污染物主要吸附在泥沙上面。过去长江里大量的磷，到了入海口与海水作用后释放出来，是河口大量微生物、藻类甚至鱼类的营养源，这也是为何舟山渔场曾经能够成为全球四大渔场之一的重要原因。而现在，长江却成了一个少磷的生态系统。

鄱阳湖采砂后的一系列问题，是过度采砂对生态影响的一面镜子。“长江现在问题很大，如果再挖就会雪上加霜。但即使没有大坝，也不主张在河流下游比较平缓地方挖砂。”周建军说。但现实却是，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河道采砂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李刚去年发表的文章，眼下，长江上游弋着的几百条采砂船只，其生产能力是可采量的十倍。但与此同时，长江沿线城镇化建设还在继续推高河砂需求，泥沙资源在这一段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2017年4月13日，江蘇淮安洪泽区地方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在洪泽湖韩桥水域非法采砂船舶集中停泊区打击非法采砂。图/视觉中国

“由于对砂子自然补充速度缺乏可靠的估计，我们不知道采挖与来砂量如何匹配，这就是为何短缺的地方往往采砂带来严重后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沉积地质学教授Jim Leonard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治理引发砂荒

“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这是习近平第二次为长江把脉。

2016年元月，习近平在重庆主持第一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随后，围绕长江经济带的六项生态环境专项行动逐一展开，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由原环保部牵头，中纪委、中组部相关领导参与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成立，非法采砂是环保督察的重点领域之一;2018年6月19日，水利部发布通知，启动了为期六个月的河道采砂整治行动。变化开始到来。

2017年6月份，六安市金安区马头镇的六家砂厂经营权到期，区河道管理局正准备新一轮招拍挂时，上级发话了：“你们不能再走传统的招拍挂老路了，要与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指导思想相适应。”

作为回应，六安市金安区河道管理局便在安徽省水利厅专家的建议下，赴江西考察——这里采砂管理的实践已经探索出全国竞相效仿的“九江模式”：抛弃多年的招拍挂制度，改为政府主导，成立国企租赁民间采砂船进行开采。在整个长江流域，持续多年的招拍挂模式被逐步叫停。比如，2017年，有权开采洞庭湖砂石的多个市县均叫停了采砂行为，并逐步采取国有化管理。

同年10月，六安市金安区开始启动一整套新的国有化采砂管理，所辖13个采砂点，每月各定量生产销售6万吨河砂。采砂者每生产销售一吨砂，能获得15块钱的劳务费，其余收入全部属于区政府。

为严格管控开采量，金安区实施了“科技治沙”措施。在黄圩采砂点，一辆货车进入砂厂时称卡车皮重，载满砂子后再次过磅称毛重，两个数据相减即为净重，这些数据在出口管理站的电脑上记录下来。工作人员根据净重给其开出一张砂石票、一张装载单，司机刷卡缴费后拿到电子小票，携带三票一齐外运，在公路卡点处再次由交通部门核验重量后进入市场。在管理站的电脑上，一旦当月所有外运砂子超过6万吨，放行系统就会自动关闭。

六安市金安区的情况大体是中国采砂管理史的缩影。张远峰说，如果按照原先的招拍挂制度，淠河河道估计到2022年就无砂可采，但现在严格按照规划定量开采，那么还可以再采5～8年。

鄱阳湖枯水期搁浅的采砂船。图/视觉中国

出了六安市区，沿淠河朔流而上，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下符桥镇圣人村，淠河上游的东段支流主要流经这里，河边有砂厂。与想象中的采砂作业、货车排队上砂的忙碌景象截然不同，一家写着“一号砂厂”的地方并无货车，几堆黄沙和石子兀自堆着，河上已无采砂船，几个看管砂厂的工人们在入口处的小篷房里打牌闲聊。

霍山县一位采砂管理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一片连着的三个砂厂是霍山县2017年招拍挂后出让的三段采砂点，由于去年环保审批没有通过，一年一换的采砂许可没有签发。今年初，六安市水利局河长办公室直接发函要求停止开采。

2017年，环保督察开始波及霍山。当年3月份，霍山县差不多九十多家石料厂全部关停。位于霍山的佛子岭水库，是合肥与六安的饮用水源。2018年年中，生态环境部专项督查组对六安市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督查，认为采砂活动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两个月后，东淠河各砂场关停，包括霍山县最后三个采砂厂。从随便挖到无砂可采，霍山砂价一路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