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情不自禁地将珍藏在箱底的一面党旗取了出来，眼望党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和那些一起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的面容涌现在脑际，撞击着我的灵魂……

我珍藏的这面党旗，尺寸不大，只有40×66厘米，旗面左上角有一个直径19厘米的金黄色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图案，右下方写有“中共”两个黄色大字。

1941年秋，中共海启县委派区委委员秦朝刚同志来六匡乡秘密开展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并于1942年6月成立农抗会和民兵游击队，我们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人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参加了民兵游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期间，秦朝刚同志找人秘密缝制了这面党旗供游击队党支部使用。1944年6月，我因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且各项表现突出，担任了乡民兵游击队长，之后还参加了海启县委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学习。培训结束后被党组织委任为乡农抗会主任和乡指导员，不久又担任海南区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时，秦朝刚同志把这面党旗交给我使用并保管。

那时白色恐怖，环境艰苦，日伪军及后来的还乡团四处搜捕党员干部和家属，我们不仅同他们斗争打游击，还深入各村开展群众工作。每当召开党的重要会议、党员活动、发展党员等我们都把党旗拿出来悬挂，民居茅草房、庄稼地、芦苇丛都是我们的会场。保证这面党旗的安全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我爱人黄雅珍毅然承担了这项光荣任务。她1946年8月入党，不仅支持我的工作，还能组织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平时以种地掩护自己。当需要党旗的时候就拿出使用，用完后再把党旗卷起来放在玻璃瓶里包装后埋在地下。由于保管妥当，在敌人的多次搜查中都有惊无险。

党组织和党旗的存在是人们心中的主心骨和一盏灯。1944年底，日伪军大肆进攻根据地，我们当地的伪政权为了抢夺农民的粮食，编制了一本各村的花名册，然后按照花名册挨村挨户来催粮要钱，所以这个花名册也叫“钱粮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鼓舞人民群众的志气，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并销毁“钱粮簿”，打破敌人的抢粮计划。接受任务后，我在战友掩护下多次深入麒麟镇，了解情况，查看地形，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掌握了基本情况后，利用早上集镇人多混乱、乘敌人戒备松懈之时，在战友的配合下冲进敌据点，缴获了“钱粮簿”。这次战斗干净、利索，使敌人的抢粮计划落空。为此，我被东南县委授予模范民兵并被表彰。这件事在海门南部地区影响很大，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党的力量，坚定了与敌斗争的决心。1945年8月，在党旗的指引下我和母亲让年仅15岁的弟弟袁锡康报名参加东南警卫团海南区队。之后，我们还组织宣传发动了一批青年参军，为新四军补充了新生力量。

伴随我一起战斗的这面党旗我使用了6年，1948年又制作了一面新的党旗。同时，我被调到新南区区大队工作，原有的这面党旗就珍藏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为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根，为使党旗永远飘扬，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不畏艰辛，英勇战斗，先后有梁启邦（乡武保主任）、唐士其（海南区委宣传委员）、袁百奎（乡长）、顾云采（乡长）等战友在战斗中牺牲。每当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我参加革命在部队工作期间，有关部门给我爱人黄雅珍颁发了三张军属证：第一张是1949年3月19日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公署颁发的;第二张是1950年12月27日苏北军区政治部颁发的;第三张是1951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发的。因爱人黄雅珍对党忠诚，斗争坚决，表现良好，乡党委领导秦茂林、黄育良代表党组织给她颁发了《黨员决心证》。党旗、三张军属证、一张“决心证”，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也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面党旗见证了我的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任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海军政治干部学校炮兵队长兼教导员等职。1956年6月，我光荣地参加了海军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8年6月，我转业至青海，在省公安厅等单位工作，1985年3月离休。几十年干革命工作，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还带出了一个好家庭，全家老少四代27人，22人参加革命工作，18名共产党员。2017年被青海省妇联评为全省“最美家庭”，2019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面对党旗，我无怨无悔！

（袁锡范，男，汉族，192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六匡乡，1942年6月参加工作，1944年8月入党，1985年3月在青海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现居住青海驻南京干休所。）

（本栏目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