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史是目前国内外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领域。文章叙述了新全球史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内涵：新全球史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提出。马兹利什认为虽然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但在二战之后就发生了质变，出现了一种可以与过去的缓慢进展截然分开的“斷裂”过程，以至于必须在其前面冠以一个形容词“新”字才能表明这种突变的重要意义。认为新全球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对全球化的关注，并直接将研究领域限制在1945年以来的全球化，研究重点也主要是二战以后凸显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也批判了“当代不治当代史”的弊端。

【关键词】 全球史;新全球史;布鲁斯·马兹利什;全球化

全球史是目前国内外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领域。但实际上，除了全球史之外，国外史学界还有一种与全球史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即新全球史（New Global History）。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由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所著的Traditions &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一书其中文译名为《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但原书作者的初衷却并非要刻意强调该书所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全球史理念，原书的标题中也并没有与新全球史对应的单词。这一点从该书的原版英文书名就可见一斑。据笔者了解，该书的译者之所以在中文版中使用“新全球史”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与在我国甚为盛行的另一本通史类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加以区别，以突出强调两者在学术理念和观点上的差异。本文所要论述的新全球史（New Global History）理念是由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等人提出的，马兹利什所著的同名书籍《新全球史》（The New Global History）一书的英文版已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虽然本特利所著《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一书的中文译名被冠以“新全球史”，但其实质上却与马兹利什所谈的“New Global History”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一点将在本文中予以呈现。

一、新全球史概念的提出

新全球史一词最早由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沃尔夫·沙弗（Wolf Schafer）等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据其代表人物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言，1991年夏在意大利的贝拉吉奥（Bellagio）举办了首届以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为名的研讨会，以探讨该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随后，经一些与会者如雷蒙德·格鲁（Raymond Grew）、沃尔夫·沙弗、王赓武（Wang Gengwu）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决定在该学科名称的前面再冠以“新”（New）的字样，用以表示其与世界史（World History），特别是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区别。马兹利什此处所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我们国内所论及的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有所区别。在西方历史学界，一部分学者认为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没有区别，世界史即全球史，但马兹利什却认为两者有所区别，不能等同而论。除此之外，新全球史和全球史之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又有所区别，因此就有了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的区别。而由于我国世界史研究自建国以来一直采用的是苏联式的世界史研究模式，因此在分类上与西方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世界史基本上等同于除中国史之外的“外国史”，而最近在国内兴起的全球史则基本可以等同于美国历史学者所言及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如果不对两者加以详细区分的话）。因此，国内史学研究中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概念与马兹利什所言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是不同的。本文所涉及的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概念都建立在马兹利什对其所做的定义之上。

之所以要在全球史的前面冠以一个“新”字，主要是由于就马兹利什等学者看来，虽然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有些学者甚至将其追溯至早期的采集狩猎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进程就发生了质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信息革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因素的促进下，发生了一种可以与过去的缓慢进展截然分开的“断裂”（rupture）过程，以至于必须在其前面冠以一个形容词“新”字才能表明这种突变的重要意义。[2]

二、新全球史与世界史、全球史的区别和联系

在马兹利什看来，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联系来看，马兹利什认为这三者在研究背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相同之处。在研究背景上，马兹利什认为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的出现都与全球化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研究中试图理解全球化的努力大致被冠之于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名下。”[3]在研究理念上，虽然这三者之间有所分歧，但都力图超越“欧洲中心论”和民族国家的藩篱，在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将一些之前被忽视的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重新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内，并予以重新的阐释。在研究方法上，这三者都同样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虽然仍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体，但也强调跨学科和多学科探讨的重要性，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去。

除以上相同之处外，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之间也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三者的研究对象上。马兹利什认为世界史潜在地囊括了过往发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因此人类过往的所有历史都可以被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之内，并成为世界史的研究对象。而在这些研究对象中，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如在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两位世界史学者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的研究就主要是以文明为单位而展开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这个术语逐渐开始流行起来。有学者认为世界史和全球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马兹利什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两者之间仍有所区别。马兹利什认为全球史所关注的是“世界史中涉及的一种全球进程，即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渐增进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对此，我们可以回溯到早期的采集和狩猎时代，随后这种生活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一直到我们自身所处的当代世界。沿着这一线索，历史学家关注的通常不是本质上恒久不变的文明，而是动态的建构和彼此间的交流。”[4]更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探险后的历史，而且常常涉及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开始的全球化过程”。 [5]因此虽然与世界史有所重叠，但两者的侧重点仍有不同。在全球史研究中，文明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如威廉·H·麦克尼尔的代表作《西方的兴起》就仍然主要是以文明为重点而展开论述的。但麦克尼尔此处所关注的文明已并不是汤因比意义上的纯粹的、几乎不受其他文明影响的文明，而是一种复杂的、“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并且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与同样存在巨大内部差异性的临近民族交融到一起”的文明，会随着与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不断交往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此外，除文明之外，诸如跨文化贸易、环境、疾病以及观念的流转等超越传统民族国家藩篱的主题等也是全球史关注的重点。如麦克尼尔的另一部代表作《瘟疫与人》就是研究疾病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

而就马兹利什看来，新全球史在研究对象上也与全球史有着明显的区别。事实上，新全球史最初就是在全球史的名义下展开的，而且两者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着明显的重叠之处。只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一体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出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时空压缩的局面，由此而出现了一种类似质变的历史的断裂。以致只有在全球史前面再冠以一个新字才能表明这种质变的重要性。对此，马兹利什曾用法国大革命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的意义来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突破性发展。马兹利什认为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仅仅看作是一种历史的渐进式的发展的看法是不公平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他反问道：“难道法国大革命仅仅只是过往历史的水到渠成的渐进式的发展吗？”相反，马兹利什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是一种历史的断裂而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延续。[6]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断裂和质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革命、核武器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爆发式增长，因此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全球史虽然也关注历史上不同地区和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马兹利什认为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进程的一部分），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形势和情况，因此有必要将这一段历史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s）、人权运动、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出现的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等问题的研究上，并在此基礎上对可能出现的全球道德和价值观以及人类的共同命运进行探讨。这是新全球史在研究对象上与全球史的区别，也是全球史的最大意义和目的所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兹利什意义上的新全球史实质上研究的是1945年以来全球化的历史。

三、新全球史对全球化的关注

新全球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对全球化的关注，并直接将研究领域限制在1945年以来的全球化（马兹利什将其称为新全球化）的历史，[7]从而与世界史和全球史进行了截然的区分。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毋庸置疑。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尤其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世界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当下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是脱离在全球化影响之外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球化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8]在此情况下，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文献和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在这样一种热潮下，历史学界却似乎并不为所动，而依然执着于传统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对全球化的一些热点问题不闻不问，或只限于表象的描述。马兹利什对此曾坦言，历史学界对全球化这一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现象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9]伊格尔斯也谈到，“全球化的研究已经大量出现， 但它们仍然主要出自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手笔。令人惊讶的是， 史学家几乎对此漠不关心， 其中也包括了《世界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的作者们。”[10]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马兹利什曾分析道，这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可能与历史学界的传统认识有关，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在史前人类采集狩猎时期即已出现，并且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跨国贸易相比，现代的跨国公司也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对其大惊小怪并大书特书。其次，与第一个原因相联系的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资料和时间的沉淀，现在就对诸如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还为时过早。我们距离这些事物的距离太近，因此并不适合在现在就对其进行研究。[11]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观点。实质上学术界对于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观点早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虽然反映了治当代史的一些客观困难，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并不可取。在西方史学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都是当代人治当代史的典型。在我国，虽然有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说法，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代表我国古代史学最高成就的《史记》却实质上也是一部当代人治当代史的典范。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的历史。但在其130篇的内容中，完全写西汉史的有51篇，重点写西汉史的也有15篇，两者相加超过全书篇幅的一半。对此，刘知几曾评价道《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12]而梁任公也极力倡导当代人作当代史，认为当代人作当代史不仅有史料上的优势，而且可以更好的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他认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 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 但以史学自任的人， 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 资料较多， 询访质证亦方便， 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 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恍中， 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 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13]而且传统史学的“四弊”之一就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史贵宗旨， 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 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 以为经世之用也。”[14]杨奎松教授在谈到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时也曾说道：“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不怕学者逾矩。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有太多的学者因为怕逾矩，坚持不越雷池半步，害怕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某种现实关怀的倾向，而被学界中人指为媚俗。”[15]因此，从历史学的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来看，历史学者固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和研究专长从诸如丝绸之路、古罗马的驿道等问题展开对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探索，但如若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因素不闻不问，甚或自发地将其排除出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则也不免令人痛惜。

【注 释】

[1] 杰里·本特利里、赫伯特·齐格勒. 魏凤莲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06.

[3] 布鲁斯·马兹利什.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赵婧译.《全球史评论》（第二辑），刘新成主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3—14.

[4] 布鲁斯·马兹利什.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赵婧译.全球史评论（第二辑），刘新成主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4.

[5]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42， No.3， August 2006.

[6]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06.

[7]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5.

[8] 俞可平.全球化譯丛.总序，见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等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总序）1.

[9] 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xvIII：3 （Winter， 1998）.

[10] 乔治·G·伊格尔斯，王晴佳.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

[12] 史通·杂说上

[13][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4472，736.

[15] 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09.25.

【作者简介】

王晓辉，男，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全球史、世界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