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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斜阳》中和子救赎者形象的形成

2019-11-07王兆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9年10期
关键词:精神分析斜阳

王兆

内容摘要:太宰治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创作了《斜阳》,其主人公和子被太宰治赋予了自我救赎的重任。在救赎的过程中,和子经历了精神分析理论中人格结构的三大阶段,并在最后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达到超我的人格,成为了当时人们进行自我救赎的目标。

关键词:太宰治 《斜阳》 精神分析 和子 救赎者

《斜阳》是太宰治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根据情人太田静子的《斜阳日记》改编的一部描写没落贵族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主要塑造了作为传统贵族代表的母亲,渴望改变现状的女儿和子,当兵归来想要进入新生活不得而自杀的弟弟直治和出身低下但又挣扎生存的作家上原先生这四个人物形象,并具体描绘了他们在战后的生存状况。主人公和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太宰治进行身份转变与救赎的代表。本文尝试运用精神分析法来追寻和子这一寄托了太宰治救赎之道的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借此把握太宰文学中的救赎之道。

一.镜像下自我的生存

弗洛伊德认为人自诞生后最先表现出来的是本我,即处于全力满足自身欲望的状态。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在最初的阶段,各个对象在一个密封起来的回路之内不断地相互反映着,而种种真正的差别或区分则未显露出来,能指和所指构成了一个完整无暇的统一体。[1]165本我与自我统一,因而该阶段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出各种要求以满足自身欲望。

在《斜阳》的第一阶段,和子与母亲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全书以母亲贵族式的进餐方式开始,我则“无法像母亲那样轻松自如地驾驭汤匙,只好低头望着盘子,按照所谓正规礼仪,枯燥乏味地用餐。”[2]123而母亲则在搬家时对“我”说出了:“因为有和子在,因为有和子跟我做伴,我才去伊豆的啊……因为有和子跟我做伴啊……”[2]134如同拉康提出的主体认同具有想象性那样,此时母亲是“我”贵族身份习得的对象,“我”是母亲身份延续的确认,两者互为镜像,均是相对真实的,这在后来和子选择出嫁或者去做帮工的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在搬家后得知直治即将回来,母亲决定让“我”选择出嫁或者去一个皇族家中做女佣,但是由于母女二人身份上的互相认同,脱离了彼此都无法继续生活,所以在和子提出坚决的否定后,母亲很快就做出了妥协。和子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通过相似的意象即母亲而形成了对自身贵族身份最初的认知。

除了母女二人相互映照之外,当地村民对她们贵族地位的尊敬也是和子身份确认的助力。尤其在火灾事件的处理上,无论是当地村民的鼎力相助還是村长、警察以及警防团团长对这次事件的包容都表现出他们对母女二人贵族身份的反映。在这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火灾事件之后和子也就很适时地回想起自己之前在战时做过的体力劳动,特别是一位军官对她的关照。回忆中军官洁白的牙齿,给她的读物以及后来分别时两人眼中的泪水都代表着和子内心深处不自觉地对传统贵族身份认同的最终形成。但由于诸如家道中落,战争时的强制劳动,火灾事件时一位村民不客气的责备等一些细节,和子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在弟弟直治回来后,这种认同感则正式开始被打破。

二.想象中本我的成长

《斜阳》的第二部分以“直治从南洋归来,我们的地狱生活才真正开始”[2]161为起点,到母亲因肺结核离世为止,主要讲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状态,其中直治的《夕颜日记》,和子给上原先生的三封信以及母亲的离世对和子形象的形成至关重要。这里太宰治将直治作为苦难而荒诞的现实生活的代表插入母女二人的生活之中,直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思想?骗人的。主义?骗人的。秩序?骗人的。诚实?真理?纯粹?全是骗人的!”[2]169-170此时的直治正是当时心理极度虚脱的普遍国民的象征,只能借助毒品和酒精来麻痹自己。母亲病重后,直治更是说到:“变了!变了!变得憔悴了,还不如早点死了的好。在这个世上,像妈妈这种人根本就没法生存。太悲惨了,简直看不下去。”[2]166母亲的病重自然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但更是传统贵族没落的象征,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不去改变就根本没法生存。直治让和子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在类似于“阉割恐吓”的惊吓中,和子将刚刚形成的贵族身份进行了压制,打入自身的潜意识领域,自我逐步形成并开始谋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生存。

此时,作为来自社会底层力量的上原先生介入,和子在他身上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上原先生最初作为弟弟还钱的中介人而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和子拜访了他并与之饮酒,随即被他身上所体现的来自民间底层的气质所吸引。在临走时“我禁闭着嘴接受了他的吻。尽管我并不爱上原先生,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埋藏了那个‘秘密。”[2]180此前太宰治将归来的直治作为现实社会道德的要求来打破和子先前的生活,而现在上原先生则成为了她最终追求的那个“超我”。但是这样的上原先生也只是和子单纯的想象,类似于“绝对的形式”,这在和子给上原的三封书信中得到了体现。第一封信和子暧昧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慕,第二封信通过将他与一个艺术大师的对比说明了她的爱慕并非出于物质条件,而最后一封信则明言:“我喜欢坏蛋,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坏蛋,而且也希望自己变成挂牌的坏蛋……我清楚地知道,那些在社会上被人赞美、受人尊敬的人都是骗子,都是伪君子。我不相信这个社会。只有声名狼藉的坏蛋才是我的同伙。”[2]195-197这里,和子将受人赞美和尊敬的东西都指认为是骗人的,正式与过去的自我决裂,她爱慕上原先生其实爱慕的是他身上的那种与传统为敌的精神。但这种精神也只是和子自我建构的奋斗目标,上原先生后来的生存状态或多或少地打破了她的这种幻想。到此为止,希望进行道德革命的自我在现实的“恐吓”与对旧秩序反抗的“超我”的想象中形成,和子这一救赎者形象趋近完满。

如果说弟弟的回归和上原先生的出现让和子的自我形象形成,那么母亲最后的离世则彻底打破了和子对往日的幻想,和子救赎的使命也被最终赋予。母亲临终前,直治再次强调到:“我们现在已经穷了,没有能力邀请那些大人物来了。”[2]214母亲是和子贵族身份的习得对象,但最后母亲的逝世却相当凄凉:“在直治和我两个亲人的守护下,日本最后的一位贵妇人,我美丽的母亲辞世了。”[2]220在此情况下,和子忍不住喊出了“我要当个革命者”[2]214的口号。与传统的旧道德和现实环境的悲观绝望相斗争,和子将其作为自己的使命加入“超我”之中,成为了“自我”的追求目标,她想要救赎的不仅仅是旧日的自我,更是如她一般的民众,至此和子救赎者形象基本完成。

三.破碎后超我的升华

和子在母亲去世后,毅然前往东京寻找上原先生,希望借由这个之前引导自身的“超我”完成自我的升华,但是在费尽周章于一家小酒馆中找到的上原先生却是“他乱糟糟头发虽如往昔,却已变成稀疏的红褐色,脸色蜡黄浮肿,眼圈溃烂,门牙脱离,嘴巴不停地咀嚼着,佝偻着背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活像一只老猴子。”[2]227但是在与上原的一番交谈之后,和子很敏锐地发现此时的自己还抱有很明显的偏见,潜意识中的贵族情怀依旧时时可以冲破自我的钳制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上原先生对直治的评论中,和子读出了身为贵族与生俱来的傲慢,因此想要自我升华达到超我以完成道德革命,必须彻底隔断自身与贵族的一切联系。虽然现实中的上原先生和想象中的差别巨大,但她还是与他发生了关系,他已从单纯的人上升成为和子完成革命的最坚实的力量,只有借此她才能完全放弃自己旧日的身份。所以次日早晨和子看到的是“牺牲者的脸。高贵的牺牲者。我爱的人。我的彩虹。我的孩子。可恨的人。狡猾的人。……我再也离不开他了。”[2]239-240

就在和子完成自我升华的同时,弟弟直治却选择了自杀。直治自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爱慕上原夫人不得,其实是无法控制潜意识中贵族精神的冲击,就像他在遗书中最后写到的:“姐姐,对于活下去,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再见!……再说一次再见!姐姐。我是贵族!”[2]252直治是这个家族中很早接触外部环境的人,他想要摆脱如影随形的贵族味儿,但在一次次选择沉沦后却只能感到真实生活的低贱,却无法真正地融入。后来他喜欢上原太太又碍于道德无法去追求,最后在本我和超我的夹击之下,他选择了自杀。

上原先生是那个时代来自底层革命者的代表,直治则是传统贵族的象征,两者都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自己潜意识中的旧身份,而现实生活的冲击过于强烈,所塑造的“超我”又難以企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毁灭。和子则最终突破了身份的限制,战胜了本我的欲求,突破了自我的限制,不惮去追寻超我的目标,这正是太宰治所想表达的救赎之道。

结语:《斜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民内心的荒芜与迷茫,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精神分析,可以看到寄托着太宰治救赎之道的和子几乎完整地经历了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母亲、直治和上原先生则为这一形象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物以及动力。和子从一个没落的旧贵族成功地转变为完成道德革命的革命者,在她经历的每个阶段,当时的人们都能从其身上找到自身的影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她成为了当时日本国民集体无意识的象征,而这正是太宰文学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日]太宰治.人间失格·斜阳[M].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刘小桐.从和子的精神变化探究太宰治《斜阳》中和子的再生主题[D].长沙:湖南大学,2016.

[5]段叶青.《斜阳》中登场人物的悲剧原因[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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