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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朝乐府民歌看南北文化融合

2019-11-07陈孟莹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9年10期
关键词: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各具特色,都具有主导地位。等到唐朝时很明显南朝文化占据上风,但北朝文化也被继承其中较好的融合在一起,而最初的融合发展就体现在文学的融合发展中。南北朝时期上层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也进入了自西汉后又一个高潮,但北朝的文豪数量不如南朝,南朝的永明体诗人、宫体诗诗人、皇室文学家都创作乐府诗,但题材风格偏重艳丽绮靡。而南朝乐府民歌却风格多样,也有不少佳作,同时南朝的乐府民歌开始体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的痕迹,这给唐代以后的文化融合带来很好的影响。

关键词: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文化融合 文化气息 女性形象 边塞题材

乐府诗在经历汉朝的兴盛之后,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创作高潮,从刘宋时期的鲍照、齐梁时期以沈约为主的宫体诗诗人到陈朝的江总等文人都创作了许多乐府诗。北朝的王褒、庾信也有佳作流传。上层文人中已普遍流行,民间的乐府民歌数量就更多了。这些乐府民歌许多和汉乐府一样没有具体作者,最多可考证出它们产生的时代和如何流传演变,但也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多是质朴刚健,南朝乐府民歌多秀丽缠绵,在《乐府诗集》[1]中就有评价“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在今天南朝乐府民歌约存500首,大多保存在清商曲辞中;北朝乐府民歌相比数量较少约有70首,大多保存在横吹曲辞中。虽然在内容取材上北朝乐府民歌更为丰富,南朝乐府民歌多为男女恋情的情歌,但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决定了它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地方,其中一部分作品已经有了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初步显示南北文化并存与融合。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唐代的诗歌彻底的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唐初文人们相争南北文化哪种文化为正宗时,魏征提出对待南北文化差异应各去所短、合其两长,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结果,而其实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就已初步具有这样的融合。

阎采平在《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其对南朝文坛的影响》[2]中考证,公元494年后北朝的乐府民歌已经成为文人们模拟的对象。刘宋初期北朝音乐就流入南朝,文人们模拟时是不仅用了北朝音乐,也开始用北朝的语言。因为这时候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改革,北朝语言、语音汉化水平提高,给南朝文人模拟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以前有历史记载的仅鲍照的《梅花洛》,这其实是因为鲍照出身低微,多和下层文人、市井百姓来往,而他本人是南朝初期创作乐府诗最多的文人,齐梁之后乐府诗盛行,而在这之前乐府民歌的创作早已在市井百姓中十分普遍。这也使得南朝的乐府民歌不仅有上层文人的引领,也融入了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最终使南北文化在南朝乐府民歌中进行融合。

首先我们常认为北朝乐府民歌多具有乡土文化气息,而南朝乐府民歌多具有市井商业文化气息,其实这两种文化气息都可以在南朝乐府民歌中找到[3]。《子夜四时歌》(夏歌,其七)就是代表,“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这首诗风格质朴充满生活气息,诗中这位农村妇女辛勤的干农活,思念外出的丈夫,情感真摯。《采莲童曲》中也有体现,其一“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侣,齐声采莲歌。”虽然诗风清新,是典型的江南民歌,但描写的也是生产活动,表现劳动者的欢快之情。任何一种文化都少不了乡土文化气息,劳动者是最值得尊敬与歌颂的人,南朝乐府民歌中这类题材较少,但后代文人诗模拟层出不穷,例如白居易也创作过《采莲曲》,相比之下这首民歌浑朴天然,充满活泼健康的气息。其二“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依旧从采菱之类的生产活动开始写起,第二首相比第一首的欢快基调,这首明显有愁思,体现了日常生活中劳动的艰辛。同时也有像北朝乐府民歌中的铺排写法,例如《木兰诗》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这三首南朝乐府民歌相比同时期的艳丽诗风,更具有北朝质朴健朗的风格,南北文化的融合已体现在这几首民歌中。

其次南朝乐府民歌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般是秀丽温婉,而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多是英勇矫健,在《木兰诗》和《李波小妹歌》中就有体现。这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这样的差异,北朝多年频繁战乱,人口数量骤减,尤其青壮年男子都被征兵入伍,整个北朝都充满了尚武的风气,因此民歌中也有很强烈的尚武气息。南朝女子虽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学习骑马射箭,但因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不在是单一的纯情柔弱女子,也出现了刚烈活泼的个性描写。例如《襄阳乐》(其四)“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这虽然是一首爱情诗,题材并不新鲜,但是文中的女性已不是柔弱的形象,她不愿受人摆布,发愤追求自由的生活。尤其第三句表现出这位女子的倔强、泼辣的性格。其八写到“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前两句选择松萝和长松这两种朴素的意象比喻贴切,其中女萝这种意象最早出自《诗经》,在南朝乐府民歌中继续发展,到了唐代杜甫的《新婚别》中依旧有使用[4]。后两句女子表达出爱情重于生命,感情热烈真挚,但又朴实纯洁,整个这首民歌的风格是刚劲拙朴。相比其他南朝艳丽柔媚的恋情诗,这两首爱情乐府民歌是优秀的佳作,体现了南北朝文风的融合,也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代表。

还有一个部分是融合了北朝乐府民歌中的题材。我们今天认为边塞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关于征戍、徭役的一些诗歌作品。到了汉乐府诗歌中有类似《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这样的军戎诗,到了三国时期北方曹操的乐府诗、王粲的《从军行》、由南入北的庾信、王褒二人的一些边塞诗作都是影响边塞诗的重要因素,因此北朝的乐府民歌也直接影响边塞乐府诗和边塞诗的发展。南朝的乐府诗对于边塞题材的描写只占很小一部分,南朝乐府民歌也是,但是北方的边塞题材是可以找到的。比如《丁督护歌》五首全部都是边塞军旅题材,其一“督护北征去,前锋无不平。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其二“洛阳数千里,孟津流无极。辛苦戎马间,别易会难得。”其三“督护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樯如芒柽,督护今何渠。”其四“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其五“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诗中的初征、北征、前锋、戎马很明显写出了男主人公的从军经历,同时后四首诗中还有女主人公的存在,表达送别的不舍与担忧,心情悲伤泪流满面。这些乐府民歌既有北方边塞题材也融入了南方的闺怨题材,使其完美的融合,在这唐代王昌龄、李益的边塞诗中就更明显了。

最后一种在南朝乐府民歌中体现的南北文化融合是诗歌句式。南朝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句式,因为当时盛行文人五言诗。而北朝乐府民歌句式比较自由,有三言、七言组合的杂言句式,比如《隔谷歌》、《地驱乐歌》,也有五七言结合的作品,《木兰诗》就是杰出代表。南朝上层文人对七言、杂言的发展较慢,而民间的创作发展很快,比如《西曲歌》里就有很多七言乐府民歌。《青骢白马》“青骢白马紫丝缰,可怜石桥根柏梁。汝忽千里去无常,愿得到头还故乡。”《女儿子》“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当文学作品中互有南北两朝的文风,文化的交流是更为丰富的,进而会推动民族融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到唐朝文人们的作品中是完全体现南北文化的融合,其中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更为多一些。从唐代诗人们对南朝乐府民歌的学习借鉴就可以看出。比如《子夜四时歌》(冬歌)中“昔别春草绿”化作王维诗歌《山中送别》的“春草明年绿”;《青溪小姑曲》中描写的是人神相恋的故事,从屈原的《九歌》中一脉相承,王维《鱼山神女祠歌》也模拟了相同的故事。甚至也影响了宋代以后的文人们,例如《欢闻变歌》“计约黄昏后,人断犹未来。”化成欧阳修词中“人约黄昏后,不见去年人。”同时南朝乐府民歌中语言清新活泼,风格明丽,善用双关、谐音、隐喻等修辞手法,是宋词、元曲、明代时调之类文学的先声[5]。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

[2].阎采平,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其对南朝文坛的影响[J].湘潭,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1月第1期.

[3].魏耕原、张新科、赵望秦主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2年6.

[4].曹旭撰,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5].袁行霈主编、刘跃进副主编、程章灿撰,南北朝诗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

(作者介绍:陈孟莹,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硕士在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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