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玲

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喊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推动了我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融合了中西文论二者所长，采用中西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起颇具划时代意义的小说理论。不同于传统书商重利轻本，梁启超不仅重视文化传播源头的质量，还积极启用新兴媒介传播思想理念，并将读者感受纳入研究范围，这样的现代文学传播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小说从古代向现当代转型的跨越式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梁启超 小说理论 中西融合 传播理念

一.小说批评理论的奠基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早期维新人士黄遵宪、康有为率先注意到小说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没有的社会功能。小说实现了语言与文字的复合，能够在俗世社会得以流通，因此社会改革家企图借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推广自己的政治观点。黄、康二人的小说理论启发了梁启超，1898年他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中正式提出“政治小说”的说法。他对“政治小说”的推崇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严复和夏曾佑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是中国近代第一篇用新观点专门讨论小说价值的文章，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并透露出提倡“政治小说”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受日本的影响，在明治维新时期，一些领导民权运动的政治家自己撰写政治小说，借小说宣扬天赋人权的政治思想。梁启超借鉴于此，也希望通过翻译、创作政治小说为改造中国的政治服务。

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宣扬前期主要停留在小说的社会功能上，他希望借小说这种流通于俗世的文学形式，开启民智，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成功。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社会功用，主张将小说作为改造政治和社会的工具，是对小说认识加深的表现。另外，梁启超点明要求“仁人志士”亲身投入小说创作，这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轻视小说的传统，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最高峰，是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文中他指出“嗜他书不如嗜小说”是人的普遍特性，否定了小说作者无足轻重的传统说法，带动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创作小说。同时，他还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结论，将小说的地位抬高至与诗文媲美的高度，确立了小说在文学界的地位，并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通过对小说的深入研究，梁启超对文学的功能认识不再仅停留在社会功能上，他开始从反映社会人生的角度认识小说的文学价值。他认为文学作品只要同时具备两个特点就能打动读者，一是使读者经历渴望体验但未曾体验过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二是记录读者曾经经历过但未能把握其中实质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小说最容易满足这两个特点。在探讨小说的文学价值时，梁启超还察觉了小说创作的典型性。虽然由于时代限制，他还不能明确提出小说的典型性，但他朦胧感觉到小说创作高于生活，触及到小说创作的文艺功能。梁启超进一步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并指出小说有能够“支配人道”的“薰”、“浸”、“刺”、“提”四种力，①能对读者产生教育、刺激作用，这是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进一步认识。梁启超对小说发展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对小说的传统内容进行根本改革，主张在小说中创造新人物，反映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虽然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偏向政治鼓动，其小说理论在文学理论领域有失偏颇。但他的小说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显现出资产阶级先进的文学思想，对近代小说理论贡献巨大。②它不仅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正宗地位，还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文艺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引导一批学者对小说开展独立的理论研究，推动了我国小说理论研究向系统化、专业化、学术化发展，为我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融合的批评话语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中西融合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理论语言既保留了中国文论的美感，也借鉴了西方文论语言的精炼明晰;另一方面则是他采用了中西学科相结合的小说理论研究方法。

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小说理论体系，即使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已经实现了相当的文学自觉，但这样的点评始终是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相反，西方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相对独立，很多小说家本身也是出色的理论家，他们有专文来论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原则，如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左拉的“写小说就是做实验”等。

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其凝练的语言、丰沛的情感对我国古代文论发展有深刻影响。首先，中国古代文论充满诗性、重视意会。其次，中国古代文论注重审美，缺乏理性分析。这样的特点和局限性，是中国文论语言优美感性，容易混淆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原因。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因此缺失了一些美感，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为中西文论的融合提供了文化背景。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正是在吸收前人见解，同时借鉴西方新论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建立起来的。

以梁启超小说理论中的“二体四用”为例。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抛弃了传统文学按题材内容分类的方法，提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种分类方法，与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类方式大相径庭。在论述小说“感人”的原因时，梁启超提出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薰”、“浸”、“刺”、“提”。“薰”，就是人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得到熏陶，逐渐改变自己的氣质。“浸”与古典文论中的“神与物游”一脉相承，其中涉及的“时间”、“空间”概念又明显借鉴于西方文论。“刺”也者，强调读者通过阅读小说与作者产生共鸣。关于“提”，梁启超认为：“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③即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进入角色”，且情不自禁模仿主人公的处事行为。这两个例子都是用佛学思维来思考文学问题的应用典型。如果说“薰、浸、刺”三者还主要停留在小说对读者的作用上，那么“提”则提高了读者的参与程度，读者只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主人公位置上体味，审美鉴赏活动才能跳脱普通境地，进入“他境界”的极致状态，这其实也就是接受美学中“审美认同”，也是我国文学创作与心理学、美学的较早互动。

另外，梁启超强调的小说的社会功能，受日本明治维新和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启发很大，但也没有忽视中国古典文论中“兴观群怨”观点的影响。对小说文学艺术价值的判断上，梁启超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古典小说，而是对其中的封建内容加以批判，而且梁启超还意识到小说创作高于生活的典型性，这不能排除当时西方文论中典型的影响。

三.先进的文学传播理念

除了理念宣传，梁启超还积极推动小说创作的实践活动。他率先翻译、创作、刊登政治小说，鼓励广大仁人志士加入到小说创作的队伍中来，并创办了以刊登新小说为主的刊物，开辟“小说丛话”专栏，提高读者在文化传播中的参与度，根据读者特点和需求调整传播手段和方式。

在传播源头方面，梁启超意识到创作者的品格对小说内容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率先翻译、创作、刊登政治小说，打破了认为小说作家多是失意文人、落魄贵族的传统观念，鼓励“魁儒硕学”将其政治抱负寄于小说之中，把小说创作发展为一切有志之士都应当参与其中的社会事业。此举不仅壮大了小说创作队伍，还大大提高了小说创作的品质，从传播源头上推动了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繁荣。

在社会舆论方面，梁启超对文化传播具有高度的自觉，他积极借助当时的新兴媒介报刊广布信息、扩大社会影响力。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文学期刊《新小说》。《新小说》带动了小说杂志时代的到来，它是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④为小说作品的发表提供了阵地，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发展。此外，他还细心考察小说与民众传播的关系，充分利用小说在俗世社会流通性强、传播度高的特点，以报刊为媒介、小说为思想载体，实现对下层民众的引导和笼络。

在受众方面，梁启超将报刊读者看成舆论的制造者，时刻考虑到受众的阅读需求。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他详细论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薰”、“浸”、“刺”、“提”，立足于读者的审美接受，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以受众为研究对象对传播方式进行调整。另外，他提倡采用文言复合的小说形式来宣传思想，也是因为考虑到其启蒙思想的受众以底层人民为主，阅读能力普遍不高，而小说可读性强、“易入人”的特点恰好能够同时满足传播者和受众的需要。

与传统书商重利不惜粗制滥造不同，梁启超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启用新兴媒介传播思想理念，考虑受众的感受，这样的文学传播理念显然优于传统传播理念，更有利于小说事业的长远发展。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喊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第一人，他的小说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正宗地位，还引导一批学者对小说开展独立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小说理论中西融合的批评话语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文化传播拥有高度自觉的梁启超，其重视文化传播源头、积极采用新兴媒介、重视读者感受的现代文学传播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小说从古代向现当代转型的跨越式发展，对后世极具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年。

[2]王国伟：《吴研人小说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3]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注 释

①连燕堂：《梁啟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22页。

②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00页。

③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23页。

④王国伟：《吴研人小说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版，第75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