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德国诗人海涅漂泊异乡20年后，根据两次回国见闻所创作的政治长诗。在宏深壮阔的民族历史维度下，海涅极大地构筑了德国19世纪的政治统治阶层面貌及意识形态格局，并以此为基底，讽刺、审视德国历史进程中腐朽败落的黑暗时期，同时又以尖锐、顽强的叙述风格，抒发个人政治论断与价值倾向。这一叙述体系，既是历史的、革命的，是主体力量的迸发与果决，同时也正在逐层架构起应然的历史格局和未来图景。

关键词：德国 民族历史 意象讽刺 政治变革 个体意志

一.原乡情结中的政治信念

海涅虽经历了近20年的异乡生活，但他对主观情感的把握在文字间得以自然流露又有所保留，而保留的那部分却能让人相信他爱国主义情怀的深邃与真实。“我觉得我的胸怀里，跳动得更为强烈，泪水也开始往下滴。”他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磨难与哀伤、所有的主观化思绪与情感依托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就早已化为泪水融进了祖国的泥壤之中，为祖国所包容和吸收。在主体亲历与自我形成的情感状态下，海涅在浓烈的故土情丝中发出了对祖国最美妙的愿景与期望：“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海涅的感叹与呐喊，是时代格局中个人意志力量的理性体现，他以张扬性的话语向我们呈现自我的价值偏向与追求。

诚然，再凶猛的烈火也会有减弱与熄灭的结局，只靠纯粹的原乡情怀而无现实依托是无法把希望得以延续与壮大的。因此，纯粹的故土情怀是诗人海涅意志得以保存的原始力量，更多的意志力量将以此为基点得以建构、修葺与坚固。原始力量的滋长是需要“我”拥有如猎犬般的警觉与雄鹰般锐利的双目去体会周遭环境的转变的。这种环境的转变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之下突出显示为政治格局的转变与迁移。踏入国境，“我”受到了普鲁士关税人员的检查，搜查了一切物品，寻找违禁的书籍。毫无疑问，国家设立思想形态上的关卡，禁止一切外来思想的传入与散布是荒谬且无用的。“你们翻腾箱子，你们蠢人！你们什么也不能找到！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这是“我”内在情感的流露，充斥着讽刺、得意的语气，明讽德国书报检查令的“无用功”属性，这一强制的、麻木禁锢的制度统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阻碍自由先进思想的传入的，“我”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就是坚定的革命主义者之一，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总有一天会涌入这个被君主独裁制度统治的国度。

初入故土，诗人便生发了如此猛烈而坚定的信仰品格，而在后续不断的递进过程中，场景切换与历史语境的结合，使原始故土情怀中的政治信念愈发激烈与鲜明。对普鲁士军人服装与举止行动的描述，表露出“我”对普鲁士军队顽固愚昧的不屑与讽刺，同时也将场景固定在了重新被普鲁士统治的莱茵区。在海涅的少年时期，莱茵区成为了拿破仑的占领区域，使德意志变得更为四分五裂，同时在莱茵河以东地区，特别是在划分好的莱茵联盟地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的速度更为迅速且来势汹汹，法国式的资本主义改造保持着强烈的影响力度，与原先的封建天主教会思想及部分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对抗，这幅场景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可谓是无法存在的，有着其独特性和优越的思想主流形态，可之后又因拿破仑的战败，莱茵区再次由普鲁士统治，许多方面又恢复了旧观，海涅对此十分不满，字里行间不仅充斥着对过去封建落后的旧德国社会面貌的讽刺，同时也描述了法国的现状，表现其已完全不是革命时期那样蓬勃朝气的景象与发展前景。因此，“我”要推着革命与社会意识朝着历史进程而发展，创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以此来终止和推倒科隆教堂的重建工程，摧毁这座禁锢人欲的巴士底狱，净化中世纪余存下来的僧侣阶层。若不采取行动，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迷雾将再次笼罩整个德国土壤，越来越多的人民被剥夺而不知反抗与自救，人们将陷入迷茫，那么自由理性的光辉又如何打破阴云的遮盖而直射人的内心呢？

二.意象塑造中的讽刺冲击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在久别故乡十余载后重回故土的写实之作，对客观民族历史的渲染与陈述必然有其稳妥独到之处，这是真实且必然的创作基点。同时，这一政治讽刺长诗也必然需以巧妙、针砭时弊又略带风趣的叙述手法来表达强烈而富有冲击性的政见与预见。因而，在客观性叙述表达的篇章语句中，也不乏海涅个人的意识体现。一针见血的明讽方式、多重的象征手法将海涅个体性创作特色鲜明地体现在诗歌的用词与词句组合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海涅在词语选取与组合之中将对意象的塑造与当时多重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紧密且适当的结合与处理。正如海涅本人在序言中所言：“我不得不立即把些好像不适应德国气候的地方加以冲淡和删削”。诚然，在当时的大体历史语境与德国社会构成之中，个人缜密的思想创造与信仰坚守必然与黑暗时期的主流意识相抵抗，而意象形态的塑造更是成为客观与主观、历史与个体之间的桥梁与良性缓和剂，缓解了二重“叙述立场”之间直接冲击的紧张程度，但却又于明讽、象征手法之中强化了意象的讽刺功能，将海涅的个人立场和政治倾向发挥得彻底且淋漓鲜活。

海涅对意象的严谨塑造呈断裂、跳跃性的篇章分布，或强化讽刺力度而集中于整一篇章成为引导中心，或隐晦，或突出，但始终挑起读者的对抗欲望和对历史真相的诉求。第一章除了“我”这一主流情感充沛的形象之外，却又隐藏着“一个弹竖琴的女孩，用真感情和假嗓音曼聲歌唱，她的弹唱深深感动了我的心”。这一弹竖琴女孩的人物意象，因本真的内在感情抒发与外在虚伪假象的语言表达的结合而变得虚无缥缈，无法追溯其根本内质，然而从下文我们却进一步走进这一人物意象的深刻寓意，“她歌唱古老的断念歌，歌唱天上的催眠曲，用着把哀泣的人民，当作蠢汉催眠入睡”，看似美妙的歌唱和善意的指引，背后却蕴藏着极大的政治阴谋与统治阶层意志，纯洁、卑微的下层人民在曼妙的歌声中被迷惑，古老幽闭、封建落后的思想在一个个无知天真的灵魂中发散开来，最终统治与麻痹歌唱者的意识格局。他们逐步迈向无可触碰与展望的深渊，更是无法意识到歌曲作词者“暗地里享受美酒，公开却教导人们喝白水”的言语反差与压迫性的政治图谋。

并非仅塑造单一独立的人物意象，多个人物意象组合的意象群体也更加丰富了讽刺内涵和隐秘的政治格局形态。在第四章中，海涅构筑了以科隆为场景的政治框架，他欢喜沉醉在莱茵酒绝妙美好的酒香之中，却又在朦胧夜色之中缓慢步入科隆荒遠古老的传说之中，由此形成了两个相互割裂独立的意识画面。圣城科隆在历史的缔造中衍生了种种所谓虔诚、忠实的信仰，愚昧顽固的黑色身影在高大的教堂上空盘旋，仿佛污浊瘴气充斥着整个教堂——“神圣”教会的代表建筑，而教堂内部的“三个圣王”——“安息在里边的神龛”也将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被“装进那三只铁笼里”，这“三个圣王”是来自东方的朝拜者，他们拥立基督教会。如今这个“东方的神圣同盟”，影射着三个主要国家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的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同时也在极力维护着维也纳体系与君主专制政治秩序，操持着罪恶的君主互助同盟协约。他们最终将被悬挂在圣拉姆贝尔蒂教堂的塔顶之上，面对着三个再洗礼派的领袖。罪恶的统治与刚强的革命力量对立，无疑是更好强化二者形象，在割裂对立中升华，又在矛盾中摧毁罪恶。

三.浪漫与现实交替的叙述语境

塑造宏观历史语境的工程是非常重大而艰巨的，而对民族历史的再现与重提也需要更为严谨与细密的叙述手法。诗人海涅作为民族历史的亲历者与叙述者，也无法完全免去自我身份的代入和情感认知的注入在创作过程中的影响，因此，在客观民族历史的叙述维度与自我本位身份的立场之间，固然需要一个特殊且必然的叙述语境来过渡与衔接。

“艺术离不开生活，但又不拘泥于现实生活，‘真正的艺术，有夸张的权利（高尔基语），允许作家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之上，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在这部长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以说得到了巧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诗中的形象更加丰富，而且更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当时的社会面貌。”从长诗命名角度分析，“德国”、“冬天”是客观地理位置与季节时间上的现实表征，而“童话”却是非现实而浪漫的限定词，将“童话”作为“德国”的同位语词，显然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高度结合，这就脱离了诗歌本身内容而提前为我们塑造了双重情境之下的叙述体系。

从诗歌本身包含的意象、事件内容、语言环境、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出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体现在传说故事的叙述与现实的自我理解之中，第十四章，红胡子出现在老保姆的叙事中，这一封建社会的产物，含有着唯心论、宿命论的思想，本就是德国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浪漫幻想。在第十五章的描述之中，“红胡子皇帝”的意象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这便是在倾听老保姆叙事之后，现实状态下“我”的意识与“红胡子”形象进行互动交融的认知过程所产生的梦境效果，在梦境中与“红胡子皇帝”的对话体系是虚幻语境与现实语境共同拼凑与构筑的。总言之，这是梦境的虚无空间之中出现了现实意义上的思想觉悟与感受。

将现实代入浪漫虚无之中，是交融的形式之一，同样，将缥缈的幻影掺杂在现实背景之下，却也给现实平添了不少内涵本质。在第五章，海涅将若隐若现、或真或假的“奇异的伙伴”融入了自己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通过奇妙的幻想与逼真化的叙述，让一个意识形态的实践者传达了诗人个人的哲学性方法论：思想必须见诸行动。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说，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得安宁，直到我们赋予它以形体，促使它成为感性的现象为止。思想要成为行动，语言要成为肉体。”这就影射出海涅对德国资产阶级怯于革命而沉迷于美好世界的幻想，对反革命力量的妥协与服从这一软弱性质的尖锐批判。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相互过渡融合可见海涅创作上的大胆、奇特，使得以政治讽刺为主题的长诗变得更为诗意化，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用海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篇极其幽默的旅行叙事诗”，“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的旅行记，它将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

四.对话框架中的个体意志表达

海涅所描摹与架构的历史语境必然如洪涛汪洋般席卷到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之中，但这并非意味着历史对个体的压倒性摧毁，而是推动着个体在宏阔层级中发挥好个人本质力量，将自身智慧、能力、奋斗熔铸在时代革命的过程之中。无疑，在现实的革命奋斗过程中，海涅始终以其睿智、大胆的革命思想不断挖掘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意义，而在主观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海涅也在注重对话语言系统中的个体意志表达。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表述体系之中，海涅安排了多个叙事方式，其中较为鲜明的即构造两个对象之间的对话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与凸显个体价值表达与行动准则。

将对象拟人化是构成对话体系的重要部分，而在这一过程中所选取的对象并不是随意而自由的，因此海涅所精心设想与缔造的人格化对象存有着其显著而不可代替的历史使命与象征性寓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第五章节将“莱茵河”比作“莱茵父亲”，将自然地理景观喻为一位发出低语和软弱呻吟的老年人形态，老年人倾吐着自己“吞下石头”、“胜利者的尿水常常掺和在水里”、“使我在政治上也有几分感到难堪”的悲惨遭际。自然景观本身属性并无法承载起情感的诉说与传递，但就“莱茵河”的历史价值意义来看，“莱因父亲”的叙述就显得更有依据与历史依托，其可信性与参照性也更为深刻。“莱茵父亲”的述语是与当时法国拿破仑征讨德国莱茵河区域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也是历史语境下的自我抒发。

海涅在经历了莱茵地区从被他所推崇、渴望的资产阶级思想浸染再到重回旧景的起伏转变，从高昂的革命热情到失落糟心的心理感受，在这之后，他却仍存期望，不断安慰“莱茵父亲”：“你满足吧，莱因父亲，不要去想那些恶劣的诗篇，你不久会听到更好的歌——好好生活吧，我们再见。”与这一对话框架所系连的是海涅在序言中提及的“你们安心吧，我永远不会把莱茵河割让给法国人，理由很简单：因为莱茵河是属于我的。诚然，它属于我，是由于不能出让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是自由的莱茵河的更为自由的孩子。”这看似与莱茵河在普鲁士统治下诗人的愤恨相矛盾，但却充沛地映照了海涅本人强烈的国家归属感与民族主义精神，他的本土情怀，是对祖国的深深包容和吸收，也是激发他向迷雾处进发的牵引力。

与饱经风霜的“莱茵父亲”截然不同的是，在另一个对话框架中的对象却是一位身姿曼妙、挺拔潔净的女人汉莫尼亚。她是资产阶级市侩女神的化身，是部分德国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她的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立场，庸俗、愚蠢、天真的语言始终迷幻着“我”的意识格局和认知，成为德国延宕历史的遮羞布，可“我”却也能依然保持清醒与理性，回答这位市侩女神：“思想在人心深处睡眠，它们常常醒过来，在不适当的时间”，在虚幻轻柔的中，“我”仍然无法忘却曾经的信仰与温情，而处于现实状态下的“我”也更加无法忽视如今“实用的、表面的自由，将会有一天把理想消灭，理想在我们的胸怀里——象百合梦一般地纯洁！”的隐性毒瘤和演变趋势。怀疑和否定在心中愈演愈烈，思考、沉淀与理性也在头脑中不断发散与深入。海涅无法原谅过去旧制度给社会带来的满目疮痍之景，同时揭露当下市侩阶级的自我愚昧和迷惑品性，讽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五.结语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带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政治讽刺长诗。全诗始终贯穿着诗人对德国检查制度的严厉讽刺，指责这一阻碍新思想传入的愚昧制度，同时诗人也以自我原乡情怀为基底逐步延伸革命思想，对资产阶级市侩进行批判和讽刺，激进而理性，大胆且含蓄，是民族历史维度中对自我表达最大程度的暴露与抒写，并在层层抒写过程中，用意象表达、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以及多重对话框架等方式将个人与民族历史融洽地结合，既回顾历史，又以个人客观的现实评价及主体情感抒发来对表明对自由、革命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充分显示了宏阔历史语境中个体意志层次内涵的丰富与深刻。

参考文献

[1]亨利希·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第8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2]李稼蓬：《海涅和他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51页。

[3]訾晓红：《试析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讽刺对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10月，第10卷第10期。

[4]宋景颖、赵福君：《论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明讽特点》，《语文知识》，2013年第2期。

（作者介绍：聂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