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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安全的课堂氛围

2019-11-07金立群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9年10期
关键词:尼采陈独秀超人

某大学一位教师,据学生举报,发表了贬低“四大发明”的不当言论,于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尽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网等国家顶级主流舆论机构为这位老师鸣不平,但是对于这位老师来说,后果和伤害已经造成,能挽回到什么程度还真是不好说啊。

这件事情在教师,特别是高校教师当中引起了不少反响。许多老师认为学生举报实在是一件太恶劣的事情,而且违背了正常的文化伦理,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伦理。还有的老师感到网络舆情防不胜防,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自己就突然“火”了,于是一件小事被放大,最后上纲上线。特别是人文社科方面的老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束缚,觉得今后再想讲出点有思想、批判性的内容时恐怕要三思而后“言”了。

我觉得老师们的反应,总体上来说,还是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老师是干什么的?教知识的呀。学生相对来说是无知的,是少知的,老师应该是博学的呀。比如那个陷入“四大发明”风波的老师,那段关于四大发明的话,“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老祖宗编出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这里面都是情绪化、简单化的论述,没有任何的依据说明,没有权威的引用,这怎么行呢?比如说“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至少要引用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中的一段话:“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卻拿来当饭吃。”当然,或许有人还不服,鲁迅说的难道都是对的吗?许多学者认为鲁迅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所谓的“国民性批判”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那么,我们的老师应该拿出毛泽东同志的话来反驳。毛泽东在他作为形成毛泽东思想之纲领性著作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鲁迅对所谓“四大发明”的价值地位提出了质疑和反思,难不成鲁迅还没有你这样一个幼稚的学生爱国?比你这样一个幼稚的学生还无知?还冲动?还口不择言?难不成中国文化的方向是你这样一个幼稚学生的方向?这位老师如果这样详加解释,会将自己陷入到如今这样一个境地中吗?

网络环境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环境,大量的发言者,特别是年轻人、学生、“民粹”者,知识面偏狭,一知半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于是简单化地上纲上线,作为教师怎么办?还是要练好自己的内功,用自己掌握的全面的知识,教育和说服学生,绝不能将自己降低到和不成熟者一样的脸红脖子粗的吐槽水平啊。这既是对学生的真正的、全面的教育,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用自己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来保护自己。

比如我给学生讲法兰克福学派,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我重点讲的是卢森堡对列宁的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为什么重点讲这个呢?因为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杰出的领袖之一,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领袖之一,是“十月革命”之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德国1918年“十一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被敌人杀害,所以也是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生命的革命烈士。同时,卢森堡还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列宁曾经长期流亡德国,和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不是任何对列宁的批判都要归于敌人的攻击而不能容忍、大逆不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同志式的争论、分歧很正常,在当时都没有影响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谁是谁非暂且不说,这种意见的表达对于国际共产运动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告诉学生不要简单化地看问题。

再比如我给学生讲尼采的“超人”学说,尼采这个人,极为叛逆,“超人”学说的核心就是否认“理想”、本质的存在,强调个人的纯粹的生命意志和自我超越才是最为可靠的力量。这个就和我们主流的观念大相径庭了。以学生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和思想,很容易就想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怎么能没有理想呢?尼采这不是歪理邪说是什么?好家伙,老师你这是宣扬歪理邪说啊。所以我在介绍了尼采的“超人学说”后特别引用了茅盾的一段话:“尼采的超人说,便似乎是晴天一个雷,大家都觉得诧异得很,以为是创举;其实从前也是有人感到的,不过有了尼采的雷声和电光,前人的喇叭声和烛光便给盖住了。”茅盾可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主要作家之一啊,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至于鲁迅,对尼采及其“超人说”的评价就更高了。鲁迅本人就深受尼采影响,尼采的批判性、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及其深刻的洞察是鲁迅深刻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鲁迅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评价纷纭,而鲁迅本人最认同的则是这样八个字:“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尼”就是指尼采。在《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1949年前)》中还收录有鲁迅生前好友孙伏园的一篇文章:《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其中记载了鲁迅对尼采提出“超人说”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的精髓在于“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留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体现出鲁迅一贯坚持的对精神自由与个性价值的肯定:“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文化偏至论》)

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如是评价尼采的超人学说:“尼杰(即尼采)者,乃欲于其自己要求与确信之上,建设真实生活之人也。对于弱而求强,缺而求完,悲惨而严肃深刻之生活,奋往突进,以蕲人性之解放与向上,有虽犯百战而莫辞之勇,内对一已之自我与生活,为锐敏之省察,外对当时之实状,为深刻之批判,以根究人性之弱点与文明之缺陷,而以匡救其弱点与缺陷为自己之天职。彼固爱自己、爱社会、爱文明,而又酷爱生命者也。”(李大钊:《介绍哲人尼杰》,1916年,见《李大钊文集》上)。

当然,我以上列举的革命先驱其后思想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尼采思想的信仰者,但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在他们摆脱旧思想、探索新未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启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尼采的“超人”说当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歪理邪说。

在人文学科的教学中,关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一个雷区,很容易被人扣帽子,被人骂是“美分”、民族虚无主义、不够文化自信。而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重要变革离不开这个批判,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没有这一切,我们的思想、文化、视野、知识系统就还是过去经史子集那一套,就不能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对于这个问题,老师必须通过大量历史材料的呈现给学生以全面的引导,自己不能流于情绪化。老师应该尽量引用革命先驱、为当前国家意识形态所肯定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其实这些革命者之所以为革命者,可不像一些无知狭隘的“民粹”者,他们的思想都是非常开放的,而且也是够敢说的。

比如鲁迅在他早年歌颂近代西方革命文学、反抗封建专制的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写道:“嗟夫,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孙?否亦仅自语其前此光荣,即以形迩来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纵文化未昌,而大有望于将来之足致敬也。故所谓古代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语耳!”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代文化“呼吸不通于今”,赞美过去,“自语其前此光荣”,恰恰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不过是印证了“迩来之寂寞”。相反,那些没啥文化传统的国家,“纵文化未昌”,但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包袱,“而大有望于将来之足致敬也”。所以归根结底,总是将文明古国挂在嘴边的人,其实没有意识到,“所谓古代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语耳!”

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所评价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纲领性、宣言性的文章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也就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青年》正式发刊。(《青年杂志》创刊半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下了发刊词《敬告青年》。在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的文章中,陈独秀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摆脱传统文化的桎梏而成为一个现代人的意义进行了鲜明的阐发: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难道陈独秀是美分,是卖国贼吗?这些言论放在今天,如果在某些无知的年轻人看来,若不知是陈独秀写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会不会也要举报呢?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陈独秀甚至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这究竟是民族虚无主义,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勇敢的反思精神和创造精神呢?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甚至还断言:“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这究竟是在赞美侵略战争呢,还是体现了“危机”意识,将民族面临之危险化为民族发展之机遇的伟大气魄呢?一个民族有这样的思想家,究竟是民族的光荣还是民族的耻辱?究竟是带来了民族的进步还是民族的倒退呢?而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又写到“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这又是为何呢?这和前面的那番对文化传统的否定是否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孔、墨在历史上有其思想文化的创造贡献,这种创造性,这种以时代问题为自己的思考方向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在两千年前思考的结果仍然要成为我们今天的行为和思想法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革命先驱对于传统的强烈批判并非民族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对民族巨轮航向的重新选择。

的确,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但是首先,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是靠着批判、反思、反抗、改革旧的传统、旧的政治、旧的制度而来的。同时,即便我们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难道就可以不保留那种奋斗、批判、反思、革新的精神吗?我们的国歌歌词为什么始终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某些人看来,难道也要扣上危言耸听的“帽子”,而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辉煌的时候”呢?

显然,一个老师如何让自己所传授的知识、思想拥有一种可以争论,但不可非议,不可歪曲和攻击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确实有一个从哪里寻找我们在教授人文类课程时的文化资源的问题。我们应该全面地从我们民族,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中寻找、占有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主要表现为中国近现代以来革命、改革的历程。这是主线索。我们的老师应该到这条主线索中去寻找资源,其视野之开阔、反思之深刻、立场之鲜明、创新之义无反顾,以及其政治之正确,哪里是现在那些一知半解,为简单的网络思维所鼓动,自以为掌握了所谓正确规则的学生、年轻人所能相比的呢?

此外,关于现在比较热议的,容易引起争议的娱乐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和外来文化的问题等等,我们都可以从这条主线索中寻找到丰富的、全面的营养和资源。这里限于篇幅我就不再列举了。

我们的老师要是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和思想逻辑全面向学生介绍了,个别学生的心地再阴暗,恐怕也无从举报了吧。或许有的老师会说,你这也太费劲了吧,介绍点思想文化,难道还要如此大费周章地给自己加上各种“防护罩”。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作为老师,教育学生、传授思想文化,什么叫苦口婆心?什么叫披肝瀝胆?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这样做当成是自我保护。这同时也是在保护学生啊,保护他们的思想不受到简单化思维的破坏!保护他们真正拥有民族的本位、世界的眼光!这正是教育啊,告诉他们,世界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非黑即白,那样动辄就你死我活,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一个教师,知道的比学生多,难道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吗?

作为教师,当我们教育学生危机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以身作则,在碰到这样的“教学的危险”的时候,也要将其看作一种倒逼机制,不是让我们从此做照本宣科的提线木偶,而是倒逼我们将全面的知识完整地呈现,避免和克服教师自我的情绪化和简单化。这才是当下构建安全的课堂氛围的根本之道。

金立群,文学评论家,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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