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凌

1991年，我考入渭南师范专科学校，简称“渭南师专”。学校在渭南市的最边缘，地势也较市内高得多，进城是一路下坡。奇怪的是，学校是该市唯一的一所大专院校，校门口竟无公交车站，出入多少有些不便。我当时的感觉是：上这样的学校，有点像充军发配。

至于渭南這座城市，那时的我只知道两个名词，“西岳”与“北塘”。是两个大型商场的名字吧，相当于西安市那时远近闻名的康复路批发市场——下面各县城的商人都在那里批发衣物。西岳与北塘的衣服多是几十块，十块、十五块也能买条裙子或上衣，适合最底层的平民消费。自然也包括从农村来的穷学生们。

在西岳，为了一件上衣，我使出各种能耐压价，从款式到质量，紧紧抓着衣服却是各种嫌弃，以至于老板被我说到无语。她不甘地问，你看着年龄不大，是干啥的？

“师专。”我很响亮地回答，似乎不过瘾，又补充道，“中文系。”特别是“中文系”三个字，拖得很长，好像我讨价还价的本领全是它教的。

如今想起，那一刻的自己真是狭隘幼稚到了极点：陕西高校云集，我们学校放在全省大学里应该是不入流的，让我沾沾自喜的，仅仅因为它是渭南唯一的大专院校。况且是在“西岳”这种接近城市贫民窟的地方，宛如在一堆穷孩子里拿着别人吃完巧克力的空盒子来炫耀自己的富有。

老板满脸热情与迫切地追问了句：那你一定会写作文了？这一问，正好戳中了我的骄傲点，毫不夸张地如实概述：初中二年级开始发表习作，中考语文全县第一……“孬种”都喜欢提当年勇啊，全然忘了自己就读的只是“师专”而非“北师大”。

我和老板很快达成了协议，一周来一次，辅导老板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写作文。一次是二十块还是四十块，已记不清了。至此，我的家教生涯拉开了序幕。从学校到西岳商场，得往下走到4号信箱，坐公交车。车票两毛还是四毛，也忘了。路是有点远，多是走着去。脚下放快点，也就半个钟头的样子。

走出商场时，我很大气地甩开胳膊，满满的成就感。就像跟着大人在地里干完农活，从来都不会精疲力尽灰溜溜，扛着的锄头或铁锨，总会在肩膀上骄傲地晃悠着。

不是每次结算，也还没拿到报酬，毕竟自己开始挣钱了。情不自禁地在信里嘚瑟了一下，身为数学老师的母亲捕捉到这一信息后，让我如实写出以下三点：在什么地方辅导，那对夫妇的性格，孩子的具体情况。

我在回信中逐一答复：在衣服店里辅导，环境是柜台后面有把大椅子，我跟孩子分坐在小矮板凳上，趴在椅子上给他讲。对这个家庭做了较为客观的描述：男的沉默，女的开朗，极为普通的一家。在男女交流中听不到新鲜事物或思想，接触中也感受不到优雅。孩子学习极差，简单的字词有时也不会写，精力不太集中，学习过程几乎是我说他写……

母亲回信简单明了，说不用去了，咱家不缺钱。不能提升自己的事，不用做。

说真的，我那时的猜想是：她多半是嫌伤了我的自尊，在闹市里的小店，还藏在背后，缩在角落里。也可能是怕没效果，到头来人家不好好出辅导费，白辛苦。还可能觉得那对夫妇不是理想中的城市夫妇，怕我受他们影响，变成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小市民。

接下来的那周辅导完后，我很抱歉地说因为别的原因不能再来了。也记得自己当时蛮义气的，老板按次数结算后拿出钱，我没要一分钱。？？

第一次做家教，义务辅导，不到两个月。除了这件事，我的大学生活就简单成了“课堂——图书馆——阅览室——宿舍”。没有任何故事发生。

不过人生又有多少大事？记住的小事，也就变成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