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

近日回老家小住。清早起来，嫂子点火做饭，我帮哥哥打扫院子。突然，一阵节奏分明、清脆悦耳的梆子声由遐及迩。哥哥放下手中的扫把：“卖豆腐的来了，我去打两块。” 说着转身回屋去拿碗。不知怎的，我心情竟有几分激动，脑海里不由浮现出一幅幅久远的画面……

我在农村长大，这清脆的梆子声，一如岁月的鼓点，伴我走过快乐的童年、懵懂的少年和踌躇的青年！那时候农村物质匮乏，文化生活也很单调。走村串乡的小商小贩，不光丰盈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是一道独特的乡村景致。在我们冀中老家，各路商贩都有本行独特的吆喝方式，或可称之为“暗号”。有的打小铜锣，有的摇拨浪鼓，有的则是敲梆子……不一而足。

听到“嘡、嘡、嘡嘡”的小铜锣声，孩子们就会从家里往街上跑。因为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是卖糖的来了。卖糖的推着一只独轮小车，车上一个个小木格子里，放着花生糖、芝麻糖、橘子瓣糖、冰糖之类自制的糖果。我们村就有一家熬糖的，每天由家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推车出来叫卖。小姑娘叫玲，本姓刘，人们却都给她叫“糖玲”。论乡亲辈我叫她姑姑，后来成了我本家婶子。直到现在村里人开玩笑还叫她“老糖”。那时没几个孩子手里有零花钱，多半只能是围着卖糖的小车转。偶尔有孩子能从大人手中讨到毛儿八分，或者翻箱倒柜找到两三个钢镚儿，换上几块糖吃，会让别的孩子“羡慕嫉妒恨”上好一阵子。

拨浪鼓则是货郎们的专属“道具”。货郎有的推车，有的挑担，进了街口把车担放下，先是拉着长音吆喝一声：“破铺衬烂套子换碗——，碎头发换钢针——”，接着就“拨楞楞楞、拨楞楞楞”地摇起了拨浪鼓。这时候，家里的主妇们就收拾出那些没用的旧物件，用现在的词叫“可回收垃圾”，换回些针头线脑、碗筷勺子之类的小日用品。其实换得的东西村里“小合作社”（商店）也有，不过得用钱买。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更受老百姓欢迎。

敲梆子的，通常是两种生意人，一是换香油的，二是卖豆腐的。他们进村一般不用吆喝，左手拿着一只带木柄的梆子，右手拿着一截摩挲得发亮的木棍，“梆梆梆”一敲，人们便知道来的是哪一路生意人。“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种节奏，是卖豆腐的;“梆梆梆梆……”连续敲击，则是换香油的。过去我们村有两户做豆腐的，早上推着车出来卖豆腐，傍晚挑着担卖豆腐脑。村里人给这两户人家的男丁，名字前面都冠之以“豆腐”二字。豆腐锤、豆腐响、豆腐庚……几乎淡忘了他们的本名。豆腐可以用黄豆换，而豆腐脑得用錢卖，一毛钱一碗。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十天半月也不换一次豆腐吃，而豆腐脑更得生病了才能吃上，以至巴不得天天有个小病小灾的。

食用油是生活必须品，每家都会用芝麻、花生、棉花籽来换。邻村有个老胡，几乎天天骑着大水管车子到我们村转上一圈。他那只梆子和木槌似被油浸过一般，油亮油亮;一年四季穿的衣服也似被油泡过，油乎乎的。人们都叫他“油胡”。不过油胡并不“油”，他做生意实在，从不缺斤短两。因此尽管有时也会有别的卖油郎到村子里来，但大家却更认老胡。老胡不愧为“油胡”，他的梆子敲的也油，不急不缓，不轻不重，节奏分明，让人一下就能分辨得出。

不知不觉中，这熟悉的梆子声，我已阔别30多年。现在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连村里的超市都颇具规模。走村串乡的商贩，连同那些独特的乡音符号，正渐行渐远。如今，又闻乡间梆子声，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