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李福 蔡郁文 冉佳立

【摘 要】 以沪深上市国有企业2008—2016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证明：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国有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但不同于宏观政府干预，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微观干预模式不会造成公司多元化战略的折价效应，反而能保障公司合理科学地经营多元化战略，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文章从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视角拓展了国有企业多元化战略及其绩效的研究，揭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这一治理模式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党委参与公司治理; 多元化战略; 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6.1;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22-0037-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稳定增长，既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机会，也给企业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保持自身长期稳定发展？多元化战略能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吗？

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产业多元化经营问题，到了60年代，美国第三次并购浪潮来袭，更多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迈上了多元化经营之路。学术界也随之开始探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尤其是针对多元化战略经营经济后果的研究，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经验证据却是矛盾的。现有研究呈现四个方向的结论：第一类研究者认为，多元化战略对企业公司绩效有正面影响[ 1-2 ];第二类研究者认为，多元化战略与企业公司绩效为负面关系[ 3-4 ];第三类研究者认为，两者没有显著的关系[ 5 ];第四类研究结果呈多样化。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战略与企业公司绩效的表现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曲线的[ 6-7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受到企业特征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 8-9 ]。对于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目前还未达成一致结论。

当今，党中央强调我国道路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有企业也在探索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该模式最大的特色在于党委的嵌入治理。我国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都确保了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设立党组织并开展党的活动。《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二条也指出：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的参与，不仅仅只是政治参与，其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同时，需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参与企业的业务决策。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在公司治理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核心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现状还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究竟党委应如何参与公司治理，是政治性参與还是经济性参与、集中参与还是分散嵌入，都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10 ]。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党委对公司治理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党委既要对公司进行政治参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又要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决策。这样，既可以制约公司内部人员行为，相抵代理成本，方便公司获取政府补贴，又可以保证公司的科学化管理，促进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提升公司绩效，促进公司做大做强，推动公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并在检验其经济后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情境下党委对多元化战略决策的影响。对现有文献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本文创新性地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与多元化战略融入同一研究框架，并检验了其经济后果。多数学者只研究多元化战略对财务绩效的作用，忽视了党委在国有企业政治参与及战略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本研究丰富了有关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为明确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提供理论支撑。（2）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超越了现有对多元化效应研究的文献，有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正确评价国有企业多元化战略。（3）本文检验了在不同情境下，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试图验证其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为后续研究党委参与对公司决策影响打下基础。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与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是一种既能扩大公司规模，又能降低风险提高利润的重要经营战略。企业开展多元化战略的动因繁杂，战略管理专家Staudt[ 11 ]提出企业出于谋求生存、抵御风险、稳健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获得成长等43种原因会促使企业实行多元化战略。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更适用于西方成熟市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且国有企业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战略可能存在更多特殊动因。

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微观的政府干预行为，对多元化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党委作为国家的意志代表，在公司决策中会考虑更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社会群体的利益，让企业承担更多的政治目标。例如，让国有企业积极建设地方经济、维系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稳定、帮助贫困国企脱困、稳定地方就业等。因而党委参与治理越好的公司，越注重政治目标的达成，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务增加且多元化。其次，多元化公司涉足较多业务，需要极其雄厚的资金资源支持。公司党委与上级党委、地方政府以及国资委都有密切的联系，出于其政治背景，更易获得政府性补贴和银行贷款。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公司多元化战略的资金需求，以便更好地实行多元化战略。再次，国有上市公司因为经营者提升公司价值的激励不足，先天存在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损失，管理者更加注重政绩的表现和职位的晋升。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点关注对象，必须坚定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遵守“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公司党委成员，更有条件和平台晋升，遂更加注重完善地方经济建设，提交优秀的政治答卷。最后，政府在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了“组建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目标，倡导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因而组建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就成了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公司党委极力推进的事项。多元化战略可以让企业涉足多个领域，迅速扩大规模。因此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公司多元化经营，以达到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的目标。

综上，提出假设1：

H1：国有企业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

（二）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

目前，多元化战略的经济后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尚未得出统一结论。支持多元化折价观的学者认为：多元化战略是一条管理者谋取私利的途径[ 12 ]，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战略提升个人薪资、个人声誉，稳固个人地位，甚至可以通过设置堑壕来侵占股东利益[ 13 ]。与之观点对立的学者则认为：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从而缓解外部资本市场的约束，提高企业价值[ 14 ]。我国经济制度和市场有效性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现有研究证明我国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更容易出现多元化折价问题，主要缘于代理问题加剧影响多元化经营的业绩[ 15 ]。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微观的政府干预形式，是否与宏观政府干预结果一致呢？

首先，高管团队积极参与了多元化战略的部署和实施过程，直接影响了多元化战略的绩效。不同CEO的管理风格导致不同的制定和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方式，并且这种策略产生的效果取决于它如何制定和实施[ 16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倾向于以代理人身份行事的CEO可以通过多元化战略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个人声誉，降低自身离职风险，即以牺牲企业财富为代价来获取个人利益;而倾向于担任管家的CEO将使用多元化来服务于企业，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提升绩效[ 8 ]。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主要在公司中发挥“管家”作用且可控制内部人行为[ 17 ]，则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高管团队作为管家角色经营公司的比例就越高，進而促进多元化战略服务于公司发展，提升公司绩效。

其次，本文认为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可以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且监督管控管理层通过公司战略决策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规定，党委参与决策是一种组织行为，其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不是代表个人决策，个人行为应与组织行为形成统一，所发表的意见要体现党组织的意图，且个人不能发表违背党组织意图的意见。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地位，并指出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侧重于“政治性参与”，主要监督保证企业重大决策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符合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符合企业科学发展的规律。多元化战略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党委在参与决策中，将审慎考虑该多元化战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确保该决策在符合利益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符合企业科学发展的规律。另外，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决策流程也是极为严谨和科学的。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序。首先，党委在形成决策意见时，必须先经过党委会议，集体讨论并组织专家论证;其次，在公司决策会议中，党委代表将发表组织意见，提供意见予董事会参考;最后，党委会成员将在决策过程中加强监督，保证民主科学决策。这一系列严谨的决策过程，促进了科学决策，降低了决策偏误，从决策流程上保证了多元化战略的科学实施，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但与此同时，党委成员参与公司治理促使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政治任务，实现一定的政府目标，尤其是维持地区就业稳定，进而产生了冗余雇员[ 17 ]，背离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原则。多元化战略是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就业、维系本地经济稳定的重要方式。党委在决策中会更多地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进而削弱对公司战略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考量。党委治理会导致市场化的扭曲，且随着规模扩张，企业组织成本也相应增加。因此产生的政治成本导致了其多元化战略的折价，降低了公司绩效。

综上，提出竞争性假设2：

H2a：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能保证战略的科学安排，产生多元化溢价效应。

H2b：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迫使公司承担政治任务，产生了多元化折价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8—2016年沪深上市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量6 569。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以及ST公司，从高管简历中手工收集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数据，多元化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并进行了手工整理和计算，其余数据来源于CSMAR。

（二）变量定义

1.多元化

现有研究对多元化的衡量主要采用赫芬达尔指数、业务单元数和熵指数。其中赫芬达尔指数（HHI）取值范围为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公司的专有化程度越高。本文效仿现有研究，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以制造业中二位SIC码为标准，采用经过调整后的赫芬达尔指数（AH）以及熵值（Dt）来衡量企业产品多元化的程度[ 18 ]。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公式为：AH=1-HHI=1-■p2i。其中pi是公司当年第i个行业营业收入占比，非百分比。熵值计算公式为：Dt=■pi*ln（■）。

2.党委参与公司治理

至今，对党委参与公司治理指标的衡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设置是否参与治理的虚拟变量[ 15 ];二是在第一种研究基础上设置党委成员是否兼任董事或副总经理、兼任监事会主席或监事长的虚拟变量[ 19 ];三是构建党委成员在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中的重合比例[ 17 ]。而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本文在参考马连福等[ 17 ]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郝云宏和马帅[ 20 ]的研究，用公司整个党委会与所有高管层重合人数以衡量公司整体的党委治理水平。在计算该指标时，首先删除高管层当中在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重复任职的高管人数，确保无重复任职后，计算出党委人员与公司高管层人数的比重。

3.公司绩效

现有研究普遍使用ROA、ROE以及Tobin'Q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本文使用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公司的财务绩效。出于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和股票市场弱有效性的考虑，以及本文主要考虑党委参与公司治理是否对多元化战略产生的财务绩效有所影响，遂不将Tobin'Q纳为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

4.控制变量

参照现有研究，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留存收益、股权性质、管理费用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三）模型设置

本文构建以下两个模型以检验假设。其中模型（1）检验假设1，模型（2）检验假设2。

Diversification=？琢0 + ？琢1party + ？琢2share + ？琢3earned +

？琢4size+？琢5lev+？琢6MSH+■Year+■Industry+？着  （1）

ROA=？琢0+ ？琢1Diversification+？琢2party+ ？琢3Diversification*

party + ？琢4share + ？琢5earned + ？琢6size + ？琢7lev + ？琢8MSH +

■Year+■Industry+？着  （2）

两个模型中的Diversification为多元化战略的衡量指标，分别用AH和Dt进行回归。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检验，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为规避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winsor缩尾处理，所有处理操作和回归分析均在Stata14中完成。

四、實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连续变量均值为0.14，即国有企业平均党委成员与全部高管层的重合程度在14%左右，党委建设最好的公司重合比例在50%。（2）经过winsor处理之后的多元化程度衡量指标AH的均值为0.25，最小值0，最大值为0.82。用Dt衡量的多元化程度均值为0.39，公司间的多元化程度差异较大。（3）公司绩效衡量指标ROA的均值为0.04，最小值为0.16，最大值为0.19。其他变量特征与现有研究相似，在此不再赘述。表3汇报了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除AH和Dt相关系数大于0.7外，其余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党委参与公司治理（party）与多元化战略（AH和Dt）相关系数均大于0且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1，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表4是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为假设1的检验结果。无论用AH还是Dt衡量企业多元化程度，党委参与公司治理都会促进国有企业多元化发展。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与AH的相关系数为0.121，与Dt的相关系数为0.215，两者皆在1%程度上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列（3）和列（4）为假设2的检验结果，汇报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影响的经济后果。列（3）中的AH与party交乘项（AHpar）系数和列（4）中Dt与party交乘项（Dtpar）系数均为正，且AHpar与ROA的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H2a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肯定。一方面，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确可以制约内部人行为，在高管团队制定多元化战略时，其监督控制作用可以促使高管团队制定和实施服务于公司绩效的多元化战略;另一方面，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可以促进科学决策，纠正偏误，促使公司稳健有效地发展。综上说明党委参与公司治理是一种不同于宏观政治干预的微观干预形式，它通过高管和党委会的交叉任职，制约了内部人行为，产生了内部效应。但从根本上看，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这一政府干预行为仍会迫使公司多元化以扩大规模承担就业目标，产生政治成本，造成多元化折价效应。正因为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成本存在两面性影响，究竟以何程度何方式参与治理，进而显著地提高多元化绩效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进一步分析

本文检验证明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可以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即促进多元化战略的同时保证其科学决策，提升公司绩效。进一步，本文将考虑不同情景和背景下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首先，从公司内部大环境而言，公司所处生命周期将极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决策。本文初步考察公司不同生命周期对结论的影响。其次，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虽然会提升政治成本，但能降低代理成本，促使高管发挥管家作用，监督管理层内部人行为，保证其不通过多元化战略谋取私利。本文探究不同程度代理成本下，党委治理的作用效果。最后，本文结合管理层心理，从管理层是否存在过度自信来考察不同管理层心理特征对决策的影响。

公司所处生命周期对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和多元化战略二者关系的影响如表5中列（1）、列（2）和列（3）所示，在此省略控制变量的汇报。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仅仅在公司成熟期较为显著。公司处于成熟期时，资源丰富，合理的多元化能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而当公司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时，其资源和能力有限，进行多元化扩张的可行性较低。尤其是成长期时，公司最容易盲目且过度扩张，影响绩效。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很好地解决公司成长期盲目扩张的问题，选择公司成熟期进行科学的多元化，促进公司做大做强。列（4）和列（5）汇报了高低代理成本组的情况（分组标准按50%分位数）。代理成本较高时，管理层和股东冲突较大，管理层可通过隐藏内部信息，促进多元化战略来谋取私利。其中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仅在低代理成本组显著，即党委选择公司内部代理问题较少、公司治理较好时期的公司进行多元化战略，以保证科学决策。列（6）和列（7）展示了管理层不同心理状态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管理层的过度自信会导致其盲目相信自己的决策正确性，产生决策乐观性偏差。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仅仅在低过度自信时对多元化战略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说明了党委决策时对所处环境选择的科学性。

五、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本文以2008—201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样本企业中党委参与公司治理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对多元化战略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证明党委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管家作用”。虽然此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深入探讨过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结论相互矛盾，且暂未有文献从党委这种特殊治理机构角度进行研究。而党委参与公司治理恰恰是我国党建工作反复强调的要点，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此，本文按郝云宏和马帅[ 20 ]的做法，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来衡量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现有研究对多元化战略褒贬不一，本文从多元化战略这一视角出发，探求党委参与公司治理是否对其有所影响，且绩效如何。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2）党委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会促进公司合理科学地部署和实施多元化战略，产生溢价效应。

从长期来看，党委“交叉任职、双向进入”的作用和地位将对公司治理越来越重要，制定有关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具体内容和方式的政策制度已迫在眉睫。本文研究表明党委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正向的作用，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政策文件也多次强调要保证党委在企业领导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但如何发挥核心作用，以及如何平衡政治核心与经济决策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企业党建工作的一大难题。想要处理好党委与高管团队的关系，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机制，必须明确党委与高管团队的职能定位与边界，必须在确保党委政治核心地位的同时保证其治理职能不受干扰。此外，企业在考虑黨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如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公司的股权构成情况、企业的生命阶段、是否为上市公司等，不同的公司特征会对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产生不同影响。正如王元芳[ 21 ]的研究指出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型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会随着党委“双向进入”的程度先上升后下降。这一结论表明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程度，这个最优程度就是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大程度发挥党委监督管理作用，同时不过度干预企业决策的区间，因此，寻找党组织“参与而不干预”的最优参与程度是实现公司治理水平提升，进一步提升绩效的关键。

本文对研究公司多元化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不足之处在于未进一步分析党委治理对不同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影响，例如将多元化战略分为“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进行研究，这也是笔者的下一步研究方向。另外，现有研究对企业多元化扩张前后的绩效变化关注较少。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规范披露行业信息的时间较短，企业多元化扩张前后绩效变化的数据无法有效收集。但随着我国政策对公司行业信息和财务数据披露的要求逐渐规范和完善，企业多元化扩张前后绩效变化问题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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