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祖国大地沧桑巨变。在这个秋收的季节，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回顾和总结学校体育70年的历史进程与宝贵经验。《体育教学》杂志第10期特别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通过评述、访谈的形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学校体育行政领导、专家学者、教研员、特级教师、媒体工作者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学校体育进行回顾和总结，勾勒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足迹，展示学校体育前辈的赤诚之心与无私奉献，进一步激励与增强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意义深远。让我们携起手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将中国学校体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体育教学》编辑部委托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樊江波对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司长宋尽贤进行了访谈。此次访谈以“学校体育法规制度”为主线，围绕70年来国家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体育法规制度建设、《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修订等，宋尽贤结合亲身经历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中成立70周年;學校体育口述史;宋尽贤教授;学校体育法规制度建设;访谈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19）10-0004-04

宋司长的开场白回忆起他学生时代的学校体育：“我在农村上小学，四年级前是复式班，五、六年级在乡完小，都没有体育课、没有操场。课间活动男生玩‘撞拐，女生‘跳房子。中学在天津，学校是原来租界的一个兵营，有一个非标准的田径场和几块篮、排球场，后来推行‘劳卫制又添加了单双杠、体操垫、跳马、爬绳（杆）的架子等，有了正规的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上大学是在北京，体育设施当时是全国一流。可以说，从小学到大学，我亲历了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变化。”简短的开场白，为这次采访勾画出一幅导引图，让我们迫切期待对历史发展每个细节的了解。

一、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体育持续发展

1.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国家始终关注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学校体育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学生健康，重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致信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良，以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1年初，毛主席再次致信马叙伦说：“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会后由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纠正忽视学生健康的思想，切实改善学生健康状况，并作出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时间、减轻学生课业及社团活动负担、改进卫生工作、注意体育娱乐活动、改善伙食、学校经费支配适当照顾保健工作需要等六项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对改善建国初期学生的健康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其后中共中央起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高教60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时，这个决定的六项要求都作为基本依据，对推动1949-1966年“文革”前17年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学生健康的关心依然始终如一，对学校体育的指导也越加深入、具体，支持力度更大。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从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到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一系列法规文件和重要指示，无不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国家强盛为学校体育发展提供物质支持

宋尽贤认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支持是70年来学校体育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在学校体育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谈。”他解释说，“原来学校体育发展缓慢，不能武断地认为是‘教育看不起‘体育，国家没钱是重要原因。198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不少农村学校还没有达到‘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椅）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更晚些才提出几个配套，要求必须有校墙（门）、厨房、操场、厕所等”。

从现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中能反映出，随着国家的发展，学校体育的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全国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也可以清晰看到数据的变化：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用地面积39.8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2.59亿平方米，场地面积19.92亿平方米。其中，室内体育场地16.91万个，场地面积0.62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152.55万个，场地面积19.30亿平方米。随着“校园足球”的发展，国家计划到2020年，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

3.改革开放拓宽了学校体育视野

宋尽贤认为：“现在很多制度、规定，是改革开放，是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他解释说，例如《青少年学生体质调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1979年“文革”后召开的第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上，学校体育界、学校卫生界的老专家叶恭绍教授、徐英超教授等倡议要像发达国家一样，把对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调研列入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他们积极建议，在制订“文革”后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时，将“对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进行调查研究”列为这个纲要主要任务之十九的第三项。

依据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这项规定，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先是于1979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及13个省的省会共16个城市及其郊区，对7～25岁的城、乡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测。1985年按照这个规划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青少年學生体质调研，样本量达到98万人、28个民族。那次调研结果成书出版以后，亚洲各国的体质研究专家称赞说是人类历史上样本量最大的关于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调研，而且这个调研对后来我们国家半个世纪的体育、卫生包括民族政策的制定都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从科研上说不仅仅是卫生学和体育学有价值，还包括人类学。

4.教育改革发展为学校体育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每个时期学校体育的发展都是和我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息息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继承解放区的革命精神，吸收国民政府时期的合理内容，借鉴苏联的经验，实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宋尽贤回忆了他上初中时，不光有体育课，还有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领操老师用抗美援朝志愿军英勇杀敌的故事激励学生自觉坚持体育锻炼，“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激昂口号响彻校园。

1957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番话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此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都沿用了这一说法。一直到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教育要“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宋尽贤提到“文革”前的情况，他说：“尽管受限于师资不足、经费拮据，广大农村学校上不了体育课，城镇学校上不好体育课，人们普遍存在轻视体育的观念等阻碍学校体育的种种顽疾，但德智体全面发展却挂在各级领导的嘴上，写在了所有有关教育的官方文件里。”他调侃地说：“能这样，我们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宋尽贤认为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对学校体育的支持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是怎么夸大也不会过头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师范院校的设立，到“文革”结束后用各种手段大办体育师资班，从体育专业本科教学改革，到各级教研机构组织的在职培训，都对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体育教师队伍作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对学校体育的最大支持之一是依法治教。他解释说：“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依法治教，法规制度建设力度加大，学校体育发展开始寻求制度保障。”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6年7月1日起施行。接着于1990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原国家教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条例的制定是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会同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6个部门会签后提交国务院审定、发布的。

宋尽贤进一步解释说：教育真正有足够的能力支持体育、关心体育，还是在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如果普九没有实现，学校体育则谈不上。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普九的时候，就开始明显把“开足开好体育课”作为一个重要要求提出来。

二、学校体育法规制度发展

国家体育法规制度的建设是促进学生健康、增强体质的基础。宋尽贤说：“‘贫穷落后这个帽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刚刚彻底地摘掉。”他举例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我们国家开了一次关于青少年成长的会议。我参会时听到了一个数字，当时就忍不住掉眼泪，‘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到20世纪90年代初东亚地区有4个国家没有消除：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国家的各个方面确实是穷得不得了。现在大不一样了，我国的计划免疫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

为了促进学生健康和体质发展，宋尽贤认为：“中央政府及国务院一直把毛主席当年针对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提出来的‘健康第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总要求在贯彻执行。”

1.以学生为本，一以贯之地落实“健康第一”“增强体质”的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首先构建了“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1949年10月，朱德在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的题词是在“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明确和规定了体育的目的和任务是“增强体质”。这就为学校体育法规制度以学生发展中心，增强体质奠定了基础。

前面提到1950年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周总理在北京召开会议，政务院发文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怎么加强体育活动提出了六项措施。宋尽贤认为，这六项措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校体育所有的法规文件依据。

1978年，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并于1979年基本确立了以“增强体质为主”的学校体育思想。改革开放之后，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第7号文件，意见中提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至此，“健康第一”和“增强体质”的体育思想一以贯之地在学校体育法规制度中延续至今。

2.基础教育交给地方管理是《标准》出台的背景

1990年国家公布了“两个条例”之后，由国家教委体育卫生司起草，国家教委颁发的标准有：《大学体育场馆与器材设置的标准》《中小学体育场馆与器材设置的标准》《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和《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宋尽贤认为这是学校体育的“物质条件”和“合格标准”。

宋司长进一步解释说，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决定，是制定这些标准的基础依据。国家把责任交给地方，就涉及地方依据什么去“管理学校体育”“支持学校体育”，这也是“依法执教”提出的要求。所以政策法规要靠一些具體措施、具体规定。这就是制定标准的出发点。

3.政策法规所起的作用

宋尽贤认为，一方面，“体育急不得，体育是个群众工作”。还要学会把领导当“群众”，要说服领导，让他们了解体育的重要性，请求他们的支持、帮助。另一方面，学校体育物质条件的建设需要法规制度的推动。他进一步说，比如实现普九以后，新建立的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师很努力。化学教得好，语文教得好，但是想把学校工作搞好，学校体育该干什么？校长不一定知道，他要问体育教师，但发现还没有体育教师。所以，配齐教师就是要告诉校长学校应该有什么最基本的设备，为什么必须有一个卫生室，甚至也得告诉他都该有什么。认识学校体育工作对很多人来说，就像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民主和科学”一样重要。

法规制度的落实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条件不具备，制定出来的法规制度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例如，1956年颁布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宋尽贤说，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省市区县能逐级把文件都传达下来，然后每个假期还给体育教师培训，所以，那时一些法规和制度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一方面表现在地区差别上，如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办学差距很大，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西部地区教师缺编很厉害，当然这不仅仅是体育，其他如英语等学科也一样。

宋尽贤强调说，教育的根本问题在教师。基层执行这些法规制度，除去学校领导和有关行政部门的因素之外，教师的配备情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创造条件可能还需要下很大的力气，对现在农村来说，彻底脱贫以后才有可能在教育上再使一把劲。

三、修订两个《条例》的建议

经国务院批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简称两个《条例》，下同）分别于1990年3月和1990年5月正式发布实施。两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关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层次最高、最全面的行政法规，是学校体育卫生法规制度建设的基础，也是检查评估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根本依据。两个《条例》的发布，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约在十年前，教育部考虑对两个《条例》进行修订，并召开座谈会征集修订意见。综合起来大体归结为以下几点。

1.修订时机

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即修订，二是可以稍缓。稍缓的主要理由是一旦启动修订程序，“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立即降格为“教育部发布的法规”，即《学校体育工作规程》《学校卫生工作规程》。早在两个《条例》起草时就经历了1986年以“条例”规格立项，1988年改为按“规程”上报国务院，1989年恢复为“条例”的过程。当时一再坚持，就是为争取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会签，使条例规定的体育经费和教师编制等能得以落实。宋尽贤建议，可考虑暂缓，不主动上报修订立项，同时做好准备，一旦上级要求必须修订时立即启动。

2.按7号文件要求增加相应内容

2007年中央7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发出后，鉴于中央7号文件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件关于加强学校体育的政策、措施在不少方面比两个《条例》更全面，力度更大，以适应新的形势。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等学校制定实施办法

宋尽贤认为：“光有条例没有实施办法，具体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难。”他进一步解释说，198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基础教育交给地方负责。这就是说落实各项法规制度都需要各省市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因为国家基础教育经费是转移支付，只有各省市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教育经费才能得到保证。例如，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学校卫生人员编制、体育教师工作量计算、服装费等，应有原则规定。但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改革进程差别很大，不宜全国统一标准。

4.体育课教学要留有创造性空间

宋尽贤认为，制度法规不宜管得太死，特别是体育课教学。他说：《条例》主要是管政府部门、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和学校校长，而体育教师的教学应该提倡有创造性，在教学计划和课程纲要的大框架下“开花茂盛”。允许体育教师在指导纲要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不能把制度法规定得太具体，这样容易限制教师。因为体育属于文化、艺术，尽管有规定要教什么，但如何教不应是千篇一律的程序，不是几个固定的教法，提倡“法无定法”。所以教师自己一定要有创造性，这样的体育教学才能够生动活泼。

宋尽贤进一步解释说，比如摄影，一幅好的照片需要有光圈、快门、景深、白平衡，还有色温等，现在用手机花样更多。目标是明确的，可以用自己的办法，但必须照出质量好的照片。提倡体育教师勇于在教学一线创新，不要用规章制度把体育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管死。

5.学校竞技体育应另行规定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了学校体育的基本任务，其中一项是“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为国家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实践表明，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条件，建议改为“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有条件的学校还要努力为国家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关于课余体育训练，建议在体育工作条例之外另行规定。因为，培养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才，不是面向全体学生，更不是所有学校必须承担的任务。

四、结束语

访谈结束前，宋尽贤说，今天回顾70年发展，有形的物质方面说得多，人的因素说得很少，要补充几句。

一是精神方面，应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形成推动学校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致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重智育、轻视体育、忽视青年一代身心健康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畸形发展的现代体育也影响了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体音美小三门”“体育棒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体育老师教的”等充斥于社会和校园。曾听一位很敬业的体育教师气愤地说：“一些人从骨子里瞧不起体育。”应该说现在情况有好转，但还不好说有根本转变。因此在强调学校体育法规制度建设的同时，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每个学校都应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应当坚信，清华学生能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当作自己一路成长的座右铭，自觉意识到“无体育不清华”，其他学校也能做到。

二是体育教师基本技能。体育教师除了要拥有教育学学士学位的基本技能外，如果不是教育学毕业，补也要补上教育学和心理学。其次就是对中小学最基本的几个运动项目，不用很专，但一定要了解;开展竞技体育必须同时遵从教育教学规律和竞技体育训练规律。再就是需要在英语上下点儿功夫，学习英语不仅能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能总是看别人翻译过来的资料），还能够提高管理能力，例如，现在校园足球发展拥有很多与国外交流的机会，教师在与之交流中要有具备各方面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三是借此机会感谢体育教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校体育的发展变化，归功于广大体育教师的艰苦努力，学校体育工作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希望广大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