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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城“走运”

2019-11-07段菁菁

瞭望东方周刊 2019年21期
关键词:大运河杭州市巴士

段菁菁

大运河杭州段

古往今来,中国南方城市的兴盛,大运河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假如没有大运河,苏州的刺绣不会通达全国,皖南的盐商不会聚拢扬州,杭州的“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也要打个折扣。

2019年,中国大运河迎来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它在传统运输功能弱化的今天,又在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古韵焕新生,这意味着枕河而居的运河人,迎来了新的明天。

情缘

跑船人施仲庆看着运河上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从船的牌照就能判别它来自哪里,从船吃水的深度就知道它这一趟跑船的行情。

施仲庆22岁开始跑水运,当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三堡船闸打开后,他成为了首批过闸船户。“小船户们都卯足了劲儿,驾着货船,经过运河、太湖前往江苏,将一船船石子运回杭州。没有这船闸,小船户不可能生存下来。”

从早期的木质船到水泥船,再到如今的铁船,几十年转眼而去,施仲庆成立了航运公司,拥有20多条500吨以上级别的货船。从“运石子”到“运箱子”,他依然行驶在这条黄金水道上。

“以前有句老话,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施仲庆说,常年漂泊在江河上的跑船人都体会过艰苦和寂寞。“旧船要废弃,船的更新换代让人看到了时代的变迁。运河上的货船除了运力的增强,跑船人的生活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卫星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都已装备,甚至一些船上还装有无线上网装置。”

2010年回迁之后, 陈爱娟和拱宸桥西的居民开启了新的“枕河而居”的生活,他们仍然是这里的主人,是發展的受益者,也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水运成本低,运河在今天的浙江、苏南一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运输功效。不过随着申遗成功,大运河的景观、生态、文化及客运观光等功能日益凸显,一批新的跑船人应运而生。

拱宸桥、信义坊、武林门、艮山门、濮家站……一座城市的模样,随着船上一声声报站变得鲜活起来。方红建掌舵的水上巴士每天从最南端的拱宸桥穿行而过,这些年来他已经穿越了上万次。

作为中国首个开通水上公交巴士的城市,杭州水上巴士最初的定位是运河观光,此后,为缓解市区交通压力又开通了公交运输功能。如今,这依然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的公共交通线路。

从开船到现在的几十年里,方红建从未离开过水,更没离开过大运河。1996年,18岁的他从开货船干起,从上海黄浦江装货回来,经过江苏的太浦河再到大运河。2008年,方红建成为杭州市内公交水上巴士的一名巴士司机。他说,“一开始坐水上巴士的人不多,运河申遗成功后,游客人数直线增长。原来每天夜游跑一班,现在要跑四班。”

跟随方红建往返于运河的还有一本航行日志,这是他每天都要记的。像这样的航行日志,他记了有上百本。“在繁忙的运河上,除了来往的水上巴士,还有途经的货船,这考验着我们的技术和应变能力。”

4条公交线路、双向通行76个班次、每日运载乘客近千人,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如今方红建已是杭州市水上公共观光巴士有限公司公交船队的一位船长,他把这份对工作的责任心言传身教给徒弟,并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继续做他的老本行,延续自己与大运河的情缘。

转身

中国民俗风情画家吴理人的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他说那是儿时在运河里打水仗时留下的。“那时运河水很清,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水质变坏了。现在又慢慢好起来,我希望它能恢复到我童年时的样子。”

同样的记忆保存在“老杭州”丁云川的脑海中。他自小住在运河边,千年水脉从家门前蜿蜒而过,风和日丽的时候,推开家里朝西的窗户,运河水是清是浊一眼便知。

60年代,丁云川常因公事频繁穿梭于运河上。他回忆说,那时运河上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小货轮,一早从卖鱼桥码头上船,下午四五点便到苏州。“一路上河水清澈,风光如画。”

因为水运最为经济,从上世纪50年代起,杭州段运河沿岸陆续冒出大量的工业和仓储企业。“张小泉剪刀厂、红雷丝织厂、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土特产仓库,还有中石化的油库和炼油厂……”杭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江说,改革开放后,各地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疯长,100条支流将工业和生活污水带入运河。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居民都不愿意往运河边走,因为过了武林门,空气中就泛起刺鼻的味道。运河航运的圈子里更是有“闻到臭,到杭州”的说法。

2019年6月18日,两名年轻人在杭州市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博物馆内学习制作油纸伞(金立旺/ 摄)

“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晴天三尺土,雨天两脚泥。”住在拱宸桥西社区同和里的陈爱娟说,拱宸桥一带平均海拔全杭州最低,逢雨季很容易受淹。拱宸桥地区曾是杭州老工业基地,随着其他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一地区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明显滞后。

更令人担忧的是,能够代表运河文化和历史的遗迹逐渐消失,除少数几处文保点外,与运河相关的原有城市风貌几近湮灭。坐落于运河边的拱宸书院主理人任轩,每年都要到各地的运河河段走走看看。“整个京杭大运河沿线风貌较好的河段不多了,在遗产点中,只有6处历史文化街区,苏南3处,浙江3处。”

“在大家普遍没有文化保护观念的年代,如果杭州没有启动运河综保工程,可能连为数不多的运河文脉也无法得以保留。”陈江说。

1997年12月22日,作为当年杭州市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程铲下第一锹土。改造过程中,保留与拆除的争论一直不曾中断。对于原住民是否可以回迁,杭州提出,运河记忆、生活方式都是传承保护的一部分。于是,3000户居民暂别老宅旧居,等待一场华丽转身。

对于运河,首先是保护,最终是服务民生。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杭州坚持以人为本,保持原生态,运河边的居民没有因为保护工程而背井离乡。2010年回迁之后,陈爱娟和拱宸桥西的居民开启了新的“枕河而居”的生活,他们仍然是这里的主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在10年运河综保工程中,杭州市还调查整理了大批历史文化遗存实录,修缮了拱宸桥西、小河直街、大兜路等历史街区以及富义仓等文保点。

运河边的居民大多數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建筑要保,通过回迁,烟雾袅袅的场景不见了,活的民俗文化也保住了。“我们在这里住了40多年,”陈爱娟说,这些老建筑承载了太多的记忆,现在回迁回来,记忆还在延续。

蜕变

自1992年从事图书策划出版事业起,吴艾倩在行业里已经摸爬滚打了20余年。图书连锁经营如火如荼,但吴艾倩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梦,是开一家自己的书院。

然而,四处物色地方吴艾倩都不满意。直到2010年,听闻杭州市有意把富义仓打造成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处所,她决定去一探究竟。

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在京杭大运河两端的北京和杭州,各有一处清代的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仓库。当发动机的轰鸣声代替了船工的哨子,运河南端的富义仓退出历史舞台,静静等待重生。

1999年,时任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主任毛昭晰发出保护富义仓的呼吁;2003年,拱墅区政府提出设计“富义仓保护开发方案”的设想——修旧如旧;2007年,富义仓以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进行修复,慢慢展露历史原貌,最终焕然一新,重新回到市民眼前。

吴艾倩见到富义仓时,已是“粉墙黛瓦,庭院深深”。“推门而望,南面是康熙、乾隆下江南登岸时的古老御码头,往北是佛教文化气息浓厚的香积寺和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东为特色临水古街,西与运河特色画舫隔河相望。”吴艾倩看到了梦想中书院的样子。

2010年12月,她的韵和书院落成开张,这也是运河拱墅段开出的第一家民营书店。

从富义仓沿运河上溯三公里,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则浓缩了自晚清以来近代杭州百余年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缩影。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和杭州产业结构的调整,盛极一时的老厂区逐步走向衰落。

“桥西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新,是一个充满创新的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为群众提供游憩和教育机会的过程。”杭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心主任胡红文认为,做好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应该将历史肌理和情感记忆融入到城市发展中。

“工业搬出去,文化住进来,就是实现工业文明保护与城市特色文化传承相结合的鲜活实践。”

如今的拱宸桥西,是旧工业遗存改建而成的中国刀剪剑、扇和伞博物馆等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它们与历史文化街区互为依托,游客走入其中,恍若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工业搬出去,文化住进来,就是实现工业文明保护与城市特色文化传承相结合的鲜活实践。”胡红文说。

从改善民生、保护历史的角度,杭州市还改造了小河直街、大兜路等老街,修复了1000余幢特色民居,让它们成为展示“老杭州”市井生活和漕运文化的动人画卷。在不断整理、挖掘、展示和重塑运河文化的过程中,运河沿岸的人们逐渐唤回文化自信,重拾发展的信心和方向。

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吸引了一批文化名人、名企落户,钢琴家郎朗、名导孟京辉、越剧表演艺术家赵志刚等相继在运河边设立工作室;张小泉剪刀、朱养心膏药等一大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齐聚运河畔;重点培育的十大新兴文创园区也成为未来大运河文化带发展的亮点。

“走运”

建章立制,是保护传承利用运河文化的重要保障。杭州在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沿线27个城市中,率先启动遗产保护与利用标准化试点工作,推进市级地方标准规范试点项目,编写《杭州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

2017年3月,《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出台,这是中国首个保护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2019年1月1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批复《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了《规划》是实施杭州市大运河保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

“《条例》和《规划》互为支撑,保护运河遗产的工作就能做得更实更细。”陈江介绍,以此为基础,他们还与市场监管部门合作,进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标准化试点;与高校合作,对运河水利工程遗存实施三维立体成像,形成了数据模型。

不仅如此,在大运河杭州段,民间研究保护力量也不断壮大。杭州市余杭区的企业家沈万林创办了江楠糕版艺术馆,展示自己收藏的运河沿线的各类糕版。他从杭州一路往北,沿江苏、山东一直收集到北京。“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展示出来,观众可以真切感受运河文化与风情。”吴理人最近出版了一部《运河南端民俗图志》,“运河文化是两岸勤奋善良的百姓创造的,我一直在挖掘运河的故事,抓紧记录下来。”

2018年初,杭州市成立了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在专家的推动下,杭州有了首个以“大运河”命名的公交车站和地铁车站,运河两岸新建的一批文体设施也将用“大运河”冠名。

每年的新年伊始,杭州市民和国际友人都会在运河沿岸以“走运大会”的形式喜庆新年。基于“走运”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凝聚力的元素而举办的活动,不仅展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彰显了眼前的幸福生活,更蕴含了对未来的信心。曾担任“走运大使”的画家何水法说,大运河能改变一座城,影响运河人家,也许就是因为它自带历史气场与文化魅力。

滔滔运河水带走千年光阴,也为枕河而居的百姓留下无数遗产。今天,人们从运河再出发,为的是“走运”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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