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旺，路明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江苏 徐州 221002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于1967年由日本川崎富作首先报道，又称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目前病因不明，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高达25%～30%未经治疗的KD病人发生冠脉损害（coronary artery lesions，CAL），据统计KD已成为儿童后天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对KD病人的预后至关重要。目前，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C-reactiveprotein，hs-CR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AAG）和前白蛋白（prealbumin，PA）的检测在临床已广泛应用，血清hs-CRP、PA浓度在KD中变化明显，且二者与冠脉损害相关。但同样作为急性时相蛋白的AAG在KD中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尚未见相关报道。为此，本研究检测51例KD病人AAG、hs-CRP、PA，与50例年龄相仿正常体检儿童及50例住院的感染性疾病病人比较，旨在探讨AAG的检测在KD中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KD病人51例，男34例，女17例，男∶女＝2∶1，年龄（1.7±1.3）岁，选取同期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年龄相仿健康体检儿童50例及住院的感染性疾病（细菌性肺炎）病人5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三组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KD病人入选标准参照2002年日本KD研究委员会第五次修订的诊断标准［1］。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健康体检儿童和病人近亲属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三组均在治疗前采静脉血分别送检，血清AAG、hs-CRP及PA定量检测均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使用BECKMAN ARRAY360SYSTEM全自动微量蛋白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测定，由专人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所有数据均先行方差齐性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方差齐时采用LSD法，方差不齐时采用Dennett’s T3法。假设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KD组血清hs-CRP、AAG与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比较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D组血清PA较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hs-CRP、AAG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PA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KD组、健康对照组及细菌性肺炎（感染组）hs-CRP、AAG、PA比较/± s

表1 KD组、健康对照组及细菌性肺炎（感染组）hs-CRP、AAG、PA比较/± s

注：hs-CRP为超敏C反应蛋白，AAG为α1-酸性糖蛋白，PA为前白蛋白；整体分析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为LSD-t检验；a、b分别为和正常对照、感染组相比P＜0.05

PA/（g/L）组别例数hs-CRP/（mg/L）AAG/（mg/dL）0.18±0.04 0.15±0.04a 0.11±0.05ab 33.128 0.000健康对照组感染组KD组F值P值50 50 51 1.86±0.84 15.65±11.65a 92.22±59.25ab 96.342 0.000 83.35±17.00 155.56±42.31a 239.43±61.57ab 157.151 0.000

3 讨论

KD是一种全身性的血管炎症，多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临床主要表现为口唇皲裂、草莓舌、眼球结膜充血、皮疹、淋巴结肿大、手足硬肿脱皮等，常造成冠状动脉损伤，严重者可危及病人生命。目前KD的发病机制不明，可能机制为在常规抗原或超抗原介导下，以单核/巨噬细胞为主，多种T细胞和B细胞参与的免疫激活，启动细胞因子的瀑布效应，产生大量炎症因子，造成内皮和其他细胞损伤。目前KD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实验室诊断指标，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且往往不同时出现，临床上不典型KD（Atypical KD，AKD）占比高，且有逐年增高趋势，给临床诊治带来困难，临床上易误诊为其他疾病（如败血症、麻疹、荨麻疹等），误诊及治疗不及时可导致冠状动脉损害机会增加。有关研究显示，不典型KD由于临床诊断困难，未能及时运用丙种球蛋白、阿司匹林等治疗干预，不典型KD病人冠状动脉损害的发生率比典型KD高约85%［2］。为此，寻找实验室客观指标协助KD的早期诊断成为时下热点。

近年来研究显示，KD病人血清hs-CRP明显增加，hs-CRP升高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程度呈正相关［3］。KD合并冠脉损害病人急性期和恢复期PA水平显著低于无冠脉损害病人，通过对PA值的动态的监测，PA可早期预测冠脉损害的发生［4］。本实验结果显示，KD组hs-CRP、PA与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有关报道结果一致。可是同样作为急性时相蛋白的AAG在KD中的临床意义，目前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AAG主要由肝巨噬细胞和粒细胞产生，为血清黏蛋白的主要成分，含糖量为37.9%，包括等分子的己糖、己糖胺和唾液酸，是人类血浆中含糖量最高、酸性最强的精蛋白，分子结构为单链，由18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链构成，分子中某些氨基酸顺序区与IgG重链及轻链的某些区具有同质性，AAG相对分子量为40 000，等电点PH2.7，电泳移动时在α1位置，故称α1-酸性糖蛋白［5］。与hs-CRP相似，AAG也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平时处于无活性状态，含量较低，在感染、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病理状态下，在炎症因子作用下释放出来，成为有活性的蛋白，血清AAG急剧升高。炎症相关因子包括IL-6、IL-1β、TNF-α、IFN-γ、TGF-β及IL-8等是急性时相蛋白的主要调节因子，在这些因子中以IL-6最为主要。上述因子作用于机体，促进急性时相蛋白的合成，并参与AAG的调节［6］。AAG为正性急性时相蛋白，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能够较迅速地反映病情变化，与炎症程度相关，AAG具有结合药物，抑制血小板凝集，强力的免疫调节功能［7］。

血清AAG检测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运用价值。细菌性感染疾病AAG明显增高，本实验研究显示感染组AAG高于健康对照组，与报道相一致。临床上AAG常常作为鉴别细菌与病毒感染的可靠指标［8］。此外，结直肠癌、多发性骨髓瘤、肝癌、肺癌等肿瘤性疾病AAG高表达，治疗有效后AAG水平降低，AAG有助于肿瘤疾病诊断及疗效评估［9-11］。肝硬化失代偿期血清AAG浓度下降显著，AAG可作为肝脏储备功能判断的指标［12］。AAG升高程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明显正相关［13］。可知AAG检测在感染、肿瘤、心血管疾病等中均有一定临床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显示类风湿关节炎病人AAG明显增高，活动期明显高于非活动期［14］。但AAG在同为结缔组织疾病的KD中有无价值未见文献报道。已有报道证实KD病人急性期IL-6明显升高［15］，Ueno等［16］报道KD病人急性期血清IL-6明显升高，恢复期降至较低水平，血清IL-6水平与急性时相蛋白（如CRP，触珠蛋白和AAG）浓度呈正相关。本实验结果显示KD组AAG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KD组AAG亦高于感染组，说明AAG升高不能用合并感染来解释，提示AAG参与了KD的发生发展，结合文献报道，推测KD血清AAG的升高可能与KD中炎症因子IL-6明显升高有关。

本实验结果显示KD组血清hs-CRP、AAG与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比较均明显增高，KD组血清PA较健康对照组及感染组明显降低。感染组hs-CRP、AAG高于健康对照组，PA低于健康对照组。说明了同样作为急性时相蛋白的AAG与hs-CRP、PA一样在感染性疾病及KD中有明显变化。KD组AAG和hs-CRP较感染组增高，KD组PA较感染组降低，说明KD与普通感染性疾病不同，其炎症反应一般较重，急性时相蛋白变化较明显。据此得知KD病人具有AAG明显增高的特点。

KD病人可出现血象增高、恢复期血小板增高、轻度贫血、CRP增高、血沉增快、转氨酶增高等血检特点［17］，临床上对于临床表现不典型的可疑KD病人，可参考实验室指标进一步评估，及时治疗干预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冠脉损害。本实验结果提示同样作为急性时相蛋白的AAG与hs-CRP、PA一样，与KD的发生发展相关，AAG可作为一项新的实验室参考指标协助KD的诊断，AAG联合其它实验室指标可一定程度上帮助不典型KD的诊断。

KD中AAG的升高对机体的利弊，以及AAG是否和hs-CRP、PA一样与冠脉损害有关，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此实验基础上，下一步拟收集更多的样本资料，观察KD病人不同病程AAG的变化，并随访病人冠脉损害情况，探讨其在预测冠脉损害上的临床意义，以期获得更有意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