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丰

在“追随三部曲”后，路内的《慈悲》一度被学者认为是其作为70后作家在脱离青年进入中年后的转型之作：“《慈悲》之前的五部小说，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它们都没有跳脱青春叙事，到了《慈悲》，才真正实现了对青春的超越。”然而《十七岁的轻骑兵》的问世似乎昭示着，来源于自身经历和写作经验的青春叙事仍然被路内牢牢地把握着。对于路内所谓的“过不了写技校这关”，与其说是扎根于1990年左右的青春叙事是路内作为写作者的舒适区，不如说这是路内最丰富的素材矿区。路内描述它来源于工厂等城市内容的消失：“必须得等到它彻底被铲平，我们才会体会到，一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一去不返的夏天的光芒。我想这是‘70后城市青年最无聊的惆怅，它被电影和小说滥用了多年，成为文艺富矿，而最终被挖掘成一个深渊似的矿坑。”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其所立足的城市空间和时代内涵已经在巨变中显得几乎无迹可寻，这种青春叙事才在当下获得了空前的意义。这种“追忆”来源于提喻，它建立在记忆废墟上，试图通过过往建筑的痕迹在事后进行溯源：这是在整体内容消失后，个人记忆的碎片对于整体试图还原的结果，一定不确实，但真实。

《十七岁的轻骑兵》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篇《四十乌鸦鏖战记》早在2009年便收入在张悦然主编的《鲤·最好的时光》中，此时的路内还在构建他“追随三部曲”的世界，而到2017年《十七岁的轻骑兵》全部完成后，从作品上看，路内的个人创作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十七岁的轻骑兵》作为一部贯穿前后的作品集，它所包含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体系性。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小说集前五个故事，从《四十乌鸦鏖战记》到《妖怪打排球》，路内都在努力构建一个“89级机械维修班”四十个男生的群体肖像，而从《偷书人》开始，故事从群体聚焦到了个人，从较为疏远的朋友如刀把五，逐渐拉近到自己真正要好的亲朋乃至最喜欢的女生。前五个故事无疑为这个逐渐拉近的过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故事中，在把时代背景作为常量的基础下，路内为我们展示了群体和个人的复杂关系，这又体现在人称的运用上，如对于这个四十人群体以及其中的个人或组合，在不同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我”“我们”“你们”和“他们”。当然，在作为最后一篇小说的《终局》中，路内陡然将时代从常量转化成变量，为这些人称的解读又赋予了多重的含义。

被附身的“我”

《十七岁的轻骑兵》的英文名为“So young”，直译过来是“如此年轻”。尽管年轻的叙述主体本身也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年輕，但是能够发出“如此年轻”感慨的一定是来自一个不再“如此年轻”的对象。这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对立，蕴含着这部小说集复杂的叙事模式。《十七岁的轻骑兵》从头至尾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第一人称往往意味着限知视角，但文中的“我”却又不能完全进入单纯的限知叙述模式。因为从一开始，由于作者对“一九九一年”等诸多时间戳的强调，读者便得知这是一系列具有追忆性质的小说，纵使这种记忆是虚构的，它仍然是站在一个后来叙述者的立场上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第一人称“我”背后真正的指涉，极具探究的空间。

从文本中，作为十七岁的路小路的“我”一直是表面上的视角提供者，也是故事发展的推进者。尤其是在对话上，后来的“我”似乎并没有太多混入其中的空间。但路小路的自我叙述在整本小说集中并不算多，更多的时候，路小路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的话语超越了引号的限制，进入了整个小说的叙述中。最主要是这些对话之外的内容，为我们展示着“我”在十七岁路小路皮囊下有未来属性的灵魂主体。“这一双重视角的叙述机制创造出一种书写上的自由：故事的主角既为历史所囿，感受到线性故事时间所给予的种种限制与无奈，同时又似乎拥有了跳脱历史，并且反身把握、评论历史的能力。”

于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被统一在“我”的人称下，十七岁的路小路兼具观察和被观察的功能，而来自未来的路小路则通过对前者的观察，影响着前者观察的属性。最为微妙的是，十七岁的路小路和之后的路小路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后者对于前者的很多事件和行为并非全盘接受，更有反对的时刻。甚至在之前的文本中，路小路曾经在对青春的总结中得出“我觉得，年轻根本就不是优点，而是……是一种残疾”的结论。这样就蕴含了两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我”背后的多重人格之间的复杂关系蕴含着小说主人公未来的发展空间，有经验的读者可以在洞察到这种矛盾的同时看到小说主人公延伸在有限文本之外的走向；另一层逻辑是未来的路小路在叙述中会不断地对当下的路小路调侃、讽刺，却又对其给予相较于其他人物的特别优待，为其小心翼翼地辩护。这种辩护不仅体现在“我”身上，还体现在对自己参与的群体不良行为的割裂尝试上，这一点在本文第三部分还会提及。

但通过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作者实际上已经将未来的“我”拽出了水面，第一处出现在《十七岁送姐姐出门》的尾声部分：“我活到二十四岁时变得身心俱疲，那时总算有一个女孩喜欢上了我……那可以让我虚度时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下岗而发愁。”另一处则是在《终局》，第一句话便是“我活到二十四岁，技校的那帮同学已经全都找不到了……”作者在此“活到”“现在”的应用，有意地限定了未来的“我”的年龄为二十四岁，也暗示着这部小说《终局》前的内容应为叙述者在二十四岁时候对自己十七岁技校生涯的一次系统性地追忆。在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更大的裂隙，那就是这些叙述内容，无论是来自十七岁的路小路，还是二十四岁的路小路，都依托着已到中年的作者真正的个人经验——在这部小说的“我”中实际上容纳着三个主体，由表到里分别为少年、青年和中年三个层次。而最深层次的中年追忆反而是最具有话语权的，它扮演了二十四岁的叙述者，进入到十七岁的主人公中。

因此，在这个深层次的中年叙述者层面上，二十四岁的青年路小路也变成了被观察者和被呈现者，他局限于特定时代对于下岗的顾虑、对于人生的见解等观念又一次被反拨。显然，统一在“我”身上的这三个叙述主体观念并不一致，而来自更深层次的观念往往会下意识地“上泛”，以修正表层的观念，但又同时在修正的过程中，为了保持表层主体性的统一而慌忙进行解释。例如，当十七岁的路小路“终于有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文学功底了”的时候，叙述者很快引入“丹丹告诉过我，堂吉诃德就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骑士，他疯了，把风车看成是敌人”来进行解释，以强调当时的“我”并不具备主动获取此类知识的合理性。

“我”被他者附身的另一个表现是文中那些寓言性质的隐喻，这一点从小说开篇就被体现出来。四十个同学（包括“我”在内），被比喻成乌鸦，这还停留在明喻的层面，但在喻体的选取上无疑已经超越了表面上十七岁的路小路的认知。在《妖怪踢足球》中，“我”观察到“草丛里有一群野鸟呼啦一下惊飞到天上，掠过我们的头顶，落在稍远的地方，不知道它们到底是真的受惊呢，还是仅仅想换个地方待着。”这无疑是一次后来者的观察，是潜藏的路小路将此刻的情景进行意象化的抽离才使这次观察获得了言外的意涵。涉及更深层面的“我”的隐喻则更晦涩，“这太诡异了，我骑的是二八凤凰，可以在公路上和卡车比速度，但我竟然追不上一个念高中的女生”，被隐藏在这一看似荒诞的语句中的信息已经开始脱离“我”正在叙述的情节本身，而直指社会的选拔制度，这种更加抽象的反思超越了文本中肉眼可见的路小路。

“我们”的意志

“我们”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复数性代词，指涉着群体。这种群体可大可小，但一定要包含着“我”，这就暗含着“我”对于这个群体的认同感。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我们”有许多范围。在前五篇描述四十人群像的小说中，“我们”所指的对象大部分是整个班集体，而在后面，则又内化为几个人的小群体，乃至两个人的空间。在《四十乌鸦鏖战记》中，开篇便是“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率先限定了叙述者（至少是表面上的叙述者）处于这四十个人的群体中，而非一个真正的旁观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也被“我们”裹挟着，服从于“我们”的行动，并共享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对象对于“我们”的评价——当然，除了对“我们”比喻性质的自我评价外，“我们”之外的对象在发言时采取第二或第三人称，这些内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展开。

但“我们”这个群体，在同一个文本中也经常出现所指层面上的摆动。读者经常可以发现在上一个段落依然隶属于“我们”的某个群体成员，在下一个部分就变成了“我们”攻击的对象，而之后可能又会回归“我们”的叙述中。这中间有着微妙的叙述逻辑，“我们”实际上超越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拥有了一个独立的意志，遵循着一个自洽的逻辑。“我们”作为整体，对成员的特殊性非常警觉：“这副样子太不像是我们的同伙了，他变成了一个文静的人”，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压制。在贱男春骑着一辆和“我们”不同的高价自行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扑了过去，按住贱男春，把他的脑袋埋在雪里”。但他很快回归了“我们”之中，因为“我们”抢走了他的自行车后，他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怨言，甚至还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考虑。“所以说贱男春还是很可爱的，他虽然有点贱，但因为这份可爱，而不至于死在我们手里。”作为回归的回报，“我们”为他重新抢夺了一辆自行车。

另外，“我们”的内部也并不团结。首先，有很多个体因为自身原因而退出，例如猪大肠等；另外，以花裤子为代表的一些个体，对于“我们”的行为逻辑非常排斥，但却依然在整体之中进行活动，也并不会让自己被群体排斥出去。还有一些个体，以大脸猫、卵七为代表，则完全被“我们”所排斥，虽然他在大部分时候仍处在“我们”的人称中，但因为早就触怒了大部分人，随时都会被抛弃。这种抛弃的代价是失去群体的保护，甚至遭到群体的暴力：当飞机头被堵在书店的时候，“我们”很快赶来救场；但当大脸猫被打破脑袋的时候，我们则袖手旁观，甚至“在一边鼓掌向他们致敬。这显得我们喜怒无常，天威难测。”实际上，“我们”的袖手旁观并非是“喜怒无常”的表现，恰恰是严格遵循这群体逻辑的表现。由于“我们”的强大而“我们”中每一个个体的弱小，当有个体成员试图脱离的时候，“我们”有恃无恐：“有他没他，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过几天他自己会买了香烟来赔罪。”

这种群体逻辑在文本中已经被“我”所觉察，在瘟生说了不适合的话后，“我”认为“按理说，我们应该揍瘟生一顿”，这句话中的“理”指的正是“我们”意志的体现。然而因为这种“觉察”，“我们”与个体的较量还呈现在具体事件之外的精神层面。实际上，“我们”的意志无法被“我们”主动、自由地展示出来，只能通过“我们”中的个体来猜测或者感受。在这种感受之中，“我们”的话语权在很多时候被个体篡夺了，整体被个体代言了。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最常见的代言来自“我”对于“我们”的代言，例如，由于“我”对闷闷的特殊感情，便会下意识地夸张为：“妖艳的闷闷”是“化工技校89级机械维修班四十个男生的梦中情人”。这种代言还来自于其他的个体：“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她，这个‘自己包括我們所有人”，个体的得失体现着群体的得失，也影响着群体的得失。

在明确了这种个体对于群体的投射和代言后，再反观“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意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读者需要判断具体的“我们”的行动，究竟是“我们”在群体意志下的行动，还是被“我”理解或者代言的行动。此时我们再看“按理说，我们应该揍瘟生一顿，但此时此刻，我们竟都沉默下来，看着电视机发呆”这句话时，因为“我们”的行动和叙述者本来的预期并不一致，一层疑虑便浮现了出来：究竟是“我们”按理说应该揍瘟生，还是只是“我”一度想要揍瘟生。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疑虑在每一处群体的行为中都应该出现。

“你们”和“他们”

尽管“我们”作为容纳着包括“我”在内诸多个体的群体，被认同、依附和代言着，但是个体对于群体的反抗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非常明确。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形象学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形象在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都在被污名化。在群体内部，在言语上最不满的人物是花裤子。对于这种不满，他最惯用的方式是将自己和群体对立开来，用第二人称（偶尔用第三人称）指责这个群体：“你们不要这样贱好不好”“你们是不是很自卑？”“他们全都疯了。”“如果不是你们这群白痴……”“你们什么都不懂。”微妙的是，花裤子对于群体的鄙视感并不影响他融入在群体之中，但我们在《终局》中也能看到他为了脱离这个群体——更是为了脱离这个工厂制度规范下的技校学生与工人的生活所做出的努力。

与花裤子相似的，在表面上就对这个群体大加不满的是更多群体之外的人，不论是教师陈国真、来讲课的科长、中专或者高中生，还是经过“我们”的人、进入的工厂员工等等。走在路上的“我们”就像“粪车”一样令人避犹不及；而进入工厂以后，则被告知“养不起你们这四十个混蛋，你们请回吧。”在这些时候，“我们”变成了冠以贬义词的“你们”和“他们”，被社会和他人所排斥、厌恶。这种斥力实际上倒逼着“我们”中的个体更加紧密和统一，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紧密和统一是被动的。

最值得探讨的还是对话之外、出现在叙事中的“你们”和“他们”，因为有的时候这体现着潜藏在“我”之下的叙述者们的在场和价值判断。当然，在第二三人称作为叙述出现时深层叙述者现身的情况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比如在“我”没有参与而“我们”其他人参与的事件中，第三人称的使用就不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不管哪种说法是真的，他们都没追上她，也没能和她搭上话。”“自行车停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来不及回去拿车，全都选择了徒步追击。”在这种时刻，“我”和“我们”的脱节有的时候是行动力的脱节，有的时候是主观意愿的脱节，与人物的内质有关。但又有一些时刻，当时的“我”明明没有从“我们”的集体行动中脱离出去，也兴致勃勃地参与或不假思索地认同着某些事件、行为或价值判断，但在叙述中“我们”依然被叙述者处理为“他们”“后面站着一群莫西干头的少年，我将和他们一样，或永远和他们一样。”“四十個男生决定跟踪她，这次不会有人来做斥候了，四十个人只能一起行动，他们跟在稻草人女孩身后……在冬天，四十个男生都变得很温和，甚至有点忧郁。他们为什么会忧郁，说也说不清，假如这是夏天，他们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在橡胶厂、炭黑厂、糖精厂为非作歹，打伤了好多人，像一群发疯的暴徒，没有人可以制止他们。”在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叙述者对于自己身处的群体的不认同，还有对“我”自己所作所为（参与其中或袖手旁观）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源于内在的羞耻心，而在语言中外化为用第三人称来替代第一人称：将“我”从“我们”中抽离出去，使“我们”变成 “他们”。这种羞耻心驱动着自我辩护和自我修正，试图将“我”的在场蒙混过去，以减轻“我”对于自己的不满。在这种不满的状态下，作为“我们”的重要代言人之一的“我”在日后被描绘成“在这班级里一直不太合群。——可以看出来，在文本中“我”希望将自己内在的不合群放大、外化，以至于蹑手蹑脚地修改了“我们”的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