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丽

企业管理活动中最为显性的两大要素就是人和制度。首先是人的要素，因为企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第二是制度要素，制度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基于制度的人性管理，最终形成企业文化，这是促进企业健康运营无以替代的潜在因素。

人性法则

关于组织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是“觉察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人类行为通常并非是对“客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对其所“觉察的现实”的反映。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无论在思想、分析、推理或与其他人打交道，总是无法避免受到情绪因素的影响；人的情绪反应，虽然有时候不易觉察，但与人的行为高度相关。人的情绪既可为企业提供资产，如人的忠诚、热情、干劲、承诺、责任感、自信等，也可给企业带来负债，如敌对的情绪、阻抗的情绪、不合作的态度、不合实际的观点，狠毒、自私、不成熟、嫉妒、贪婪、不合理性的行为等。正常人都具备有关人性法则的观念，都受到人性法则的约束；人虽然知道人性法则，但却经常违背它，这两个事实可以在讨论企业管理行为中认识人性的基础。

公司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很多绩效卓著的公司的领导都已经学会了把组织看成一个具有公共目标与利益的共同体，他们用吸引员工的目标和利益来为公司员工创造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公司在制定制度时，要考虑到以人为本的基础因素，让员工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公司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感觉到很安全并受到关怀，感觉对任务充满激情，并且相信其他人对自己的依赖，那么他们一般都会对这个团体做出有益的贡献。

制度的设计应该是基于公司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利益，并用共同的语言和词汇来表达，即大家都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最重要的是，高层管理者不能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一项新的制度出台之后，员工们倾向于首先观察领导人的行为，一旦领导违背了制度，而没有受到惩罚，哪怕是象征性的惩罚，那么该项制度将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员工会有一种不公平感。

所有公司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始终基于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环境并与之紧密联系。对于已定好的制度而言，管理人员必须为其他所有人树立一个仿照的典范。由于高层管理人员有能力树立个人的榜样，有能力制定政策和规范，处于提供高度可见的角色典范的理想位置上，他们有权威和能力制定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是正式的（显性的制度）或暗示（隐性的规范）的，这是任何组织任何领导岗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学者亨利·凯斯格尔说：“领导者的工作，是要把他的部属带到一个不曾到过的境界。一般大众并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领导者就必须拓展他们的视野。如果不这样做，这种领导者，即使现在很受欢迎，最终还是注定要失败的。”

制度和文化的推进实施，管理者的积极倡导和模范带头作用同样重要。管理人员首先要积极行动起来，率先垂范，加强企业文化的学习与贯彻，从自身做起，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不是现代企业独有的特征，而是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提及的方法论。

仁者爱人

《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自古言兵法者，必推司马穰苴与孙武。《孙子兵法》现仍保存完好，故孙武被后世誉为“兵圣”；而《司马穰苴兵法》今已不可见。然而，就是这部残缺的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讲道：“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

《论语》中也有多处记载孔子讲到“仁”。譬如，“里仁为美”“泛爱众而亲仁”“当仁不让于师”“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可以说，“仁”是孔子核心思想的全部精义所在。

仁者爱人。“仁”的核心是“爱人”。《论语》和《礼记》中亦有多处记载孔子讲到“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

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他是一位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卓越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政治哲学就是“实用”二字，故深知得人之重要性。他在《管子·权修》中讲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并在《管子·霸言》中进一步申述：“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正是他在《管子·霸言》中首次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孔子一生讲“仁”行“仁”，强调“爱人”，自然也包括爱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重视民本思想的。

稽考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由来远矣。《诗经·商颂·玄鸟》即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尚书·五子之歌》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子》四十九章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左传·哀公元年》也有“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等语。国家力量具体体现的就是人民的力量：“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所以孟子才把“民本思想”强调到空前高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唐太宗才讲：“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以身为本

孔子自我评价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有黾勉、努力、用功之义。“好古敏求”，则是喜好古人的思想和学说，并去努力地探求它的深意，即“道心惟微”之所在。明代大儒王阳明对之解释得很到位：“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孔子还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宋代大儒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考求孔子一生对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删《诗》《书》，订《礼》《乐》，赞《易》著《春秋》”，其他五经只是整理删订阐发“故有”之经典，而“创作”则只有一萬八千字的《春秋》一部而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述而不作”。为何“不作”？大概是因为孔子生活的年代所能见到的“故有”文本太经典了吧。譬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和“以仁为本”，即是很好的范例。

所以，孔夫提出“以身为本”的全新理念。据史料记载：“孔子曰：‘……故君子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情迩畅而及乎远，察一而关于多，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孔子讲“以身为本”的前提，是“君子南面临官”，即是对做官的人来说的。“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讲的是做官的首要条件是做人，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好自己。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好自己都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汉代韩婴《韩诗外传》记述孔子的两位高足曾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无）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无）患至而后呼天。子贡曰：‘何也？曾子曰：‘内疏而外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此三言真可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是值得世人终身记取的至理名言。其中，“身不善而怨他人”，不就是说那些不能“以身为本”而只管把自己搞砸事情的责任统统推给他人的人吗？其结果不仅只是一句轻轻的“不亦远乎”，甚而还会“患至呼天”，肠子悔青，噬脐莫及。

数千年来，儒家所一直倡导奉行的“修齐治平”，就是从“修身”即“以身为本”开始的。任何一个人，只有从做好自己开始，才有可能做好一切。故《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同“型”，即标准和模范。大意讲的就是以自身的良好品格和行为，为妻子兄弟树立榜样，并从家庭一直影响到邦国的治理。所以《孟子·尽心下》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讲的也是“以身为本”、身行正道的重要性。不然的话，无论何等量级的人物，口是而心非，言清而行浊，连家人和身边人都不会相信他，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也。

春秋晋国有一名叫李离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词，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贼，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不但要像先人李离那样勇于替下属承担责任，而且要事事为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旦通过表率树立起在员工中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下属敬佩的领导将使管理事半功倍。

在构建执行力的组织中，管理者自身因素非常重要，企业所有员工往往将管理者行为作为自身的参考物，將他看成风向标，所以优秀的管理者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要积极参与，身先士卒。如果管理者在会上大讲特讲某件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号召广大员工加班加点，而管理者自己却正常上下班，行为懒散，漫不经心，员工会作何感想呢？

管理者只有自己积极参与才能带动员工的共同负责，这就要求广大管理者身体力行，你的身影要经常的出现在员工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样，员工才会受你的影响，以你为榜样。

两千年前，孔子提出“以身为本”是想强调，管理者首先必须从自我出发，正心诚意，做好自己，向我看齐。所以说，要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司，应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培养以身为本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