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乘兴而来”的故事，中国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诗》;想起了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事听上去，像苏轼夜游承天寺的翻转版……如果苏轼来个“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造门不前而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张？”——嗯，感觉这也不像苏轼做的事。当然，也可能張怀民睡着了，苏轼怕就落得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话说，普通人的心理，为什么会舍不下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

嗯，跑题了。

且说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那就是放任心神了。的确。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船上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见戴逵吧。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是很能割舍得下了。

《世说新语》的另一个故事，也说王徽之很舍得下——他弟弟王献之过世，王徽之就将王献之的琴一起摔了，是谓人琴俱亡。

话说，普通人的心理，为什么会舍不下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

但许多人未必有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头脑吧？1927年，布鲁玛·蔡格尼克阿姨前辈研究出，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是所谓蔡格尼克效应。

比如苏轼去访张怀民看月亮，这事完成了，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王徽之夜雪访戴逵，没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觉得有些怪。

这种心态也可以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人老来后悔，相比于自己所做的，往往会后悔自己没做的。“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相比起上面这段痛彻心扉的独白来，“真后悔我当初跟她表白了呀”，那就少得多了。

所以电视连续剧要告诉你未完待续，评书章回之间会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情肠，算是人的普遍心理。

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狠得下心。

乐毅离开燕国后，写了著名的书信，“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但他这话其实也是事后了，毕竟，他也是被燕王的猜忌给弄走的。

这种心理，自然也有积极的用途。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说过类似的意思：他们会偶尔先构思好一个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

尼尔·盖曼说他写字的诀窍：“写，写完一个;持续写。”

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先别前思后想，先开始了再说。

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完成”的心理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

先开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