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佳瑜

付费自习室又“火”了。国庆期间，你在疯玩的时候，别人却在默默读书。

付费自习室是“舶来品”，在日本、韩国等地，付费自习室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运营模式与稳定市场，并作为日常生活的取景地出现在影视作品中。最近几年，付费自习室开始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国内一线城市的街头。

对付费自习室而言，以“北漂”群体著称、高校林立且考试氛围浓厚的北京无疑是最重要的“据点”——仅就考研数据来看，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北京的人数占约13%。

如今在美团等平台，你可以搜索到至少20家开在北京的付费自习室，而这个数字在去年是个位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付费自习室是一门好生意，一方面因为它面向消费群体固定且目标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消费空间”概念尚未成形的本土市场，它仍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很接近“熬夜独自学习的氛围”

深度阅读区的B02号座位是魏超的“专座”。储物柜里放不下的参考书和习题册被整齐地码放在书架上，书桌面前的墙上贴着几张便利贴，密密麻麻地写满复习计划，以及不知从何处誊下来的一句名言，书桌上还摆着她的闹钟和电脑支架。

今年大四毕业后，魏超在位于北京大望路的“肆阅空间”开始了她的“二战”考研之旅。过去三个月，她鲜少离开这个座位。国庆期间，除了自习室停业的那两天，她保持着惯常节奏，早上九点多出现在自习室门口，夜晚十点左右离开。

魏超不是唯一一个把假期留给自习室的人。肆阅空间在国庆期间罕有空座，而在北京，多家付费自习室上座率同样居高不下。一家望京自习室的负责人告诉我，其假期上座率稳定在80%以上。

应对考试是这些年轻人选择在假期留守自习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寂静无声的暗室里，你可以借着微弱的灯光，越过那些伏案的背影，窥见与CPA（注册会计师）、司考、考研、托福、雅思等考试有关的各色教辅资料。

早在今年3月，魏超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付费自习室。经过一周考察，她最终选在肆阅空间，花三千多元办了一张半年卡，并在六月毕业后正式转战于此。稳定的座位，安静的环境，以及与学校考研自习室相似的氛围，是她对付费自习室最大的诉求。

今年大四，忙于司法考试的小明是付費自习室“温书客”的用户，从9月中旬开始，她每周有三天固定在这家位于中关村的自习室复习。与魏超不同，小明选择更灵活的按时计费模式，每小时12点（即12元），并根据剩余点数定期小额充值。她将付费自习室视为一个更具稳定性的选项：“这段时间学校图书馆的座位特别难抢，得提前两天预约，稍晚几分钟就没有位置了。”

肆阅空间与温书客都有在线订座系统，这让魏超与小明得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查看自习室空座情况，并且据此提前预定座位，而由于用户数量相对有限且需要付费，其预约难度也远低于免费的校园公共资源。

相比于在校学生，告别了校园资源的青年职场人士对于这样的空间有着更为直接的需求。事实上，当面临专注度要求极高的阶段性目标时，无论是备考的求学者，还是自我提升的职场人士，他们对于空间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它需要比图书馆等公共资源更加稳定，需要排除咖啡厅、快餐店等场所可能面临的干扰，也需要比要求长期签约的联合办公更加灵活。

付费自习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它也在巧妙地满足着年轻一代对于“仪式感”的微妙诉求。比如，不少受访者都曾提到暗室的设计很接近“熬夜独自学习的氛围”。

很多人，没有能正经学习的地方

“来我们这里的都是有深度学习需求的人。”肆阅空间创始人何敬平告诉记者，肆阅空间的用户集中在15-30岁，大多带有考研、考学或考证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现在也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习。一开始是孩子自己来，后来家长说感觉太好了，我也来。”

2018年，海外留学归来的何敬平与David凭借付费自习室的创业方案进驻人大的留创园。第一家分店设在中关村，据何敬平回忆，刚开业时北京只有两家付费自习室，但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间正以她难以想象的速度攀升。

早在2012年，David就曾萌生打造付费自习室的想法。当时他在工作之余备考一级建筑师，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学习空间，他无意间发现流行于日韩、台湾等地的付费自习室，并对此产生兴趣，开始赴日韩等地考察与做市场调研。

“去年年底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家分店，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也陆续出现很多付费自习室，有一些还是在我们这里学习过的用户开的。”何敬平说，“大家还处在效仿阶段，基本以早期几家自习室的模式为主。”

何敬平认为安静与整洁是用户对于学习空间的主要诉求，参考日韩主流模式后，选择了“暗室+单人隔间”的布局，桌面上只留一盏台灯：“通过灯光与黑暗形成虚拟的包裹感，不至于完全压抑，又能集中精神。”同时，肆阅空间通过开发在线订座系统让用户更灵活地使用自习室，并分设深度阅读区与键鼠区，以匹配不同用户在学习习惯上的差异。

另一家位于海淀区的“自在读书馆”则以自然光源的开放式布局为主，形式上更接近咖啡厅等场景，但相较于后者，其从灯光、座位到服务模式都更加精准地匹配用户对高强度学习与工作的细分需求。

备考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培训机构的学生构成自在读书馆的核心用户群。“楼下就是新东方，周围也有很多培训机构，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复习还是集中在海淀区的这些机构里。”几年前，自在读书馆的张乐乐也是其中一员，但由于培训机构在课余时间不向学员开放，她几乎没有一个正经学习的地方。

“我们这些人没有学校可去，也没法回家学习，也不想去星巴克。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对安静、能够伏案工作的空间而已。”张乐乐说，“好像轻易就能获得，但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地得到过。”

今年集中涌现的付费自习室远不止自在读书馆一家，它们的选址往往集中在高校林立的海淀区，以及年轻人居多且交通便利的大望路与望京等地。

位于望京的“水滴空间”刚刚开业半月，是一家少有的24小时付费自习室。负责人于润泽告诉记者，夜间运营采用自助模式，全凭用户自觉。自助模式的推行也让自习室遇到一些麻烦——某天早晨，于润泽在茶水间里看见了不知是谁留下的烟蒂，可自习室一直以来都是禁烟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要有这个服务。”在于润泽看来，包括24小时运营在内的种种尝试还算不上是竞争优势，只是单纯地在趟模式，试图弥补市场所出现的空白。

需求真实存在，生意不好做

一个摆在经营者们面前的问题是，高度准确的人群定位和消费目的让付费自习室陷入微妙的处境。

拥有2154万常住人口的北京从不缺少考生，且每年都会更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CPA考试的报考人数为15.3万，今年报考司法考试的人数接近4万，是全国最大的独立考区。“市场潜力很大。”何敬平评价道。

但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付费自习室，从学校自习室、公共图书馆等免费资源，到星巴克、麦当劳这些需要消费有形商品的空间，它的替代品太多了。“前段时间做30元一天特惠，也有人觉得不划算拼命跟你讲价，但转眼就在楼下买了杯咖啡。消费者并不是没有付费使用空间的习惯，只是跟租房相比，学习空间更容易被替代。”何敬平说。

付费自习室的可替代性、学生群体有限的消费能力，以及集中于特定时段的消费方式，共同挤压了它的收入天花板。肆阅空间在开业10个月后才首次实现月收支平衡，何敬平预计要三到四年才能完全收回成本。自在读书馆遭遇着相似的困境，但他们对用户消费习惯的养成抱有信心。

尽管自开业以来就一直遭到各路“同行”的考察与模仿，何敬平认为，付费自习室的市场依然小得尚不足以谈竞争。“我们去年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孤独，很希望能有相同创业想法的人一起把市场做起来，再进入良性竞争。”

张乐乐有着相似的看法，只有付费自习室被更多人所认识，产品和需求两端才能产生连结。同业数量的猛增侧面印证了张乐乐对于自习室前景的预判，包括她在内的经营者们仍在一片空白中探索着付费自习室的运作模式。“为了生存，大家会找到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到底是专攻备考，还是做一个面向工作人群的办公空间，或是更加多元化。有了不同的自习空间，用户就会被引流到更适合他的地方，大家各取所需。”张乐乐告诉记者。

付费自习室的运营者们正在思考这一业态的更多可能性。何敬平一直在调整肆阅空间公共区域的布局，她希望未来能够让肆阅空间承载更多社交属性。艺术专业出身的張乐乐想在“共享阅读空间”的基础上加入文学、艺术相关的分享会与付费课程。而本身从事培训工作的于润泽将付费自习室视为流量入口，未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后将成为连接培训业务与特定用户的纽带。

难点同样存在。数量有限但流动性极大的用户群体、高度明确的消费目的，以及相对固定的业务模式，都让付费自习室在商业层面难以在短期内延伸包括增值服务、社交功能等在内的更多可能性。

但只要这座城市一如既往地迎接为考试或自我提升而奔波的年轻人，满足他们种种需求的付费自习室就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启迪于自身需求、看中市场潜力的运营者们，也将继续他们对于付费自习室的模式探索。毕竟在北京，不分年节与昼夜地为了某个目标而奋斗，才是他们不变的常态。（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魏超、小明、David为化名，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 摘自微信公众号三声 ID：tosan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