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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商贸流通业发展及其区域差异性分析

2019-11-06陈芳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21期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面板数据长江经济带

陈芳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省域面板数据,从乡村振兴视角研究乡村振兴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认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商贸流通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呈现出“东強西弱”的特征。乡村振兴指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但对于不同区域省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长江经济带内东部区域省市乡村振兴指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驱动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同样体现出“东强西弱”的现象。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省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强,而居民收入水平和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却呈现“东弱西强” 的反向效应。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乡村振兴   商贸流通业  区域差异性  面板数据

引言

长江经济带是横跨我国东中西不同区域的经济大动脉,涵盖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11个省市,国土面积占全国四分之一,经济和人口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40%,成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两大纽带之一,是协调东中西互动合作发展、实现东部先进经济向内地纵深渗透的重要渠道。自2016年国家正式发布《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来,长江经济带已经上升为与乡村振兴、粤港澳大湾区等并列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乡村振兴和长江经济带同为国家发展两大战略,如何将两大战略协同起来,发挥优势互补作用,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内生动力已成为重要议题。

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恰好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投资乏力和出口不确定性倍增的现实背景下,以商贸业发展为基础的消费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唯一可行的渠道,被赋予重大历史使命。理论上而言,一个地区商贸流通业越发达,则该地区消费活力越强,且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深度推进,如何通过将消费下沉到乡村,并在乡村经济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视角)来研究乡村振兴对消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可能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就显得越发重要。事实上,要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互动、发展成果共享,让乡村振兴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融合,必然需要厘清乡村振兴与长江经济带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乡村振兴指数(作为乡村振兴发展情况的代表性指标)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大战略的消费发展情况)可以作为两大战略的缩影来映衬。所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区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及其区域差异性已经成为当前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但当前研究更多的却是关注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而鲜有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去考量乡村振兴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继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从乡村振兴视角入手,选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作为样本区域,研究乡村振兴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以期为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及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乡村振兴渠道的内生动力提供可行思路。

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趋势明显,但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我国经济发展的纵深战略,已被国家赋予极其重要的定位。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增长极,商贸流通业发展更是在全国占据核心战略地位。在国家大力倡导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区市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超越粤港澳大湾区,与泛珠三角“9+2”一起并称为我国经济发展横跨东西的两大经济走廊(大动脉)。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来看,2014-2018年,每个省区市都呈现直线上升趋势。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2014年的9303亿元,直线上升至12668亿元,江苏和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快速,分别由2014年的23458.1亿元和17835.3亿元上升至33230.4亿元和25007.9亿元,安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在2016年突破万亿。

相比于长江经济带位置上处于东部的五省市而言,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平零售总额增长也不容小觑,湖北、湖南和四川三个省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早已突破万亿,湖北省和四川省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分别达到18333.6亿元和18254.5亿元,超过东部地区的上海、安徽和江西。但值得关注的是,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2018年(相比于2017年)出现了下降,云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势头相对较弱。

总体而言,得益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升级,长江经济带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快速增长,且从趋势来看仍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也应该注意到,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规模和势头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增长势头总体要快于西部地区。

(二)批发零售业发展整体强劲,区域差异明显

进一步从商贸流通业各细分项目来分析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仅以批发业和零售业作为典型代表进行分析,住宿餐饮的表现与批发业和零售业发展情况呈现趋同效应,故此处不再详细展开分析),长江经济带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发展势头良好,总体呈现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趋同现象,但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之间的差异却异常明显,同处于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长势头均要好于安徽和江西,尽管在2015年不同省区市的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都出现了明显回调。

与东部五省市相比较,中西部地区的六个省市批发业商品销售额规模仍然偏小,即使是批发业商品销售额规模最大的湖北省,与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仍不在一个层次,但中部地区批发业增长相比于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稳健,特别是贵州和重庆,在2015年绝大部分省市批发业商品销售额出现回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

从另一个更能够反映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情况来看,上海、江苏、浙江和湖北的零售业商品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截至2018年底),处于第一梯队;安徽、湖南、重庆、四川超过3000亿元,处于第二梯队;江西、云南、贵州零售业商品销售额规模较小。

从增长情况来看,上海、浙江、贵州三个省市的零售业商品销售额连续保持增长,而其他省份零售业销售额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回调,但总体而言,各省市的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均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显然,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发展情况和细分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发展情况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且增长势头也表现不一。

实证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样本选取与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时间范围为2014-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区域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在实证研究时,既考虑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的影响,又兼顾长江经济带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影响差异性,所以,结合我国东中西不同区域的划分,将长江经济带根据东中西不同区域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区域,具体如表1所示。

实证研究的变量主要包括: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变量(Circur)作为因变量,乡村振兴发展情况作为自变量,以及其他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政府支持力度、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样本数据没有特殊说明的,其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于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君安数据库。

(二)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变量选取和实证研究的需要,设定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振兴对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实证模型如下:

Circurit=α+βRuralit+γcontrolit+μit                          (1)

其中,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变量(Circur):用各省市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商贸流通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三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各省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指数(该指数为无量纲化指数)。

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变量(Rural):采用各省市乡村振兴指数来衡量,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统计和测算乡村振兴指数,且从目前来看,关于乡村振兴五个维度不同细分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一定差异。相比较而言,西南财经大学西部经济研究中心2018年6月发布的全国首个乡村振兴指数,得到国内较为广泛的认可。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乡村振兴指数以西南财经大学提出的五个维度35个细分指标为基准,选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三个维度、9个指标予以近似考察,具体包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农产品加工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森林覆盖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公路里程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根据这三个维度的9个指标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近似测算了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发现,上海和浙江的乡村振兴综合指数最高,江苏紧随其后,处于第一梯队;四川的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位于上海、浙江和江苏之后,高于中部区域的湖北和湖南,但总体而言,中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指数还是要高于西部区域的贵州、云南。表2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且这种区域差异性比较明显,总体而言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但四川和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经济重镇,却表现出较好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

控制变量(control):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地区居民收入水平(LnIncome)、地方政府支持力度(Gov)和地方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省市当年GDP进行衡量,并进行取对数处理,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样进行取对数处理。一般情况下,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均成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支持力度采用财政支出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当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较多时,一般可认为地方政府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多,因此,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之间应该为正相关关系。考虑到我国金融发展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模式,为简化分析,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变量采用各省市年末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一般而言,地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商贸流通业企业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更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发展,因此,两者之间应该是正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指标,首先采用stata软件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均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能够通过面板回归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因此可以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估计。面板回归模型通过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最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全样本面板数据估计结果(1),以及进一步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根据东中西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得到估计结果(2)、(3)、(4),如表3所示。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鄉村振兴指数每升高1个百分点,将会推动商贸流通业发展指数增长0.1027个百分点,与理论预期结果一致。实证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从乡村振兴内涵来看,乡村振兴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的导向和推动促进乡村经济的重振和繁荣,达到产业兴旺、居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乡村经济振兴和繁荣的必然结果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能够推动以社会消费品、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住宿业等为核心的商贸流通业发展。事实上,乡村振兴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反哺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政策时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束缚,从乡村振兴维度去挖掘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增长的渠道。

但实证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乡村振兴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且这种区域差异性异常明显。根据表2的结果分析可知,上海、浙江、江苏的乡村振兴指数处于第一梯队,而表3的估计结果(模型1)表明,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指数的弹性系数最高,为0.2258,表明浙江、江苏和上海为样本的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拉动商贸流通业发展指数拉升0.2258个百分点。乡村振兴指数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同样存在正向驱动作用,但驱动强度相比于东部地区明显要弱,呈现东中西逐级递减的梯度关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而乡村振兴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性。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如果不改变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之间存在的极差(差距),则不同区域之间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并根据不同省份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势来缩小差距。

除此之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是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且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与理论预期一致。但这些因素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同样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本身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先天具有经济优势,能够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譬如物流、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创新等投入力度更强)投入更多资金,帮助建立完善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设施体系,显然更加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发展。而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金融越发达,而金融发达则有利于为商贸流通业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渠道和便利,更好地满足商贸流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商贸流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促进商贸流通业更好发展。而居民收入水平和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却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反向效应,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增长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效应强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居民对商贸流通业的边际贡献小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对于商贸流通业所包含的主要项目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收入增长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促进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同样,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对东中西不同区域省份的驱动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性,表现为东部地区较小,西部地区最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中西部地区要完善和发达,而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设施比较滞后,亟需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而政府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财政支出越多,越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越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即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对西部地区的边际效应要强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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