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霞

内容摘要：本文从企业行为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企业创新行为对其出口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均能够对企业出口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但产品创新和工艺流程创新之间并无显著交互作用。企业产品创新和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企业产品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工艺流程创新则对企业间接出口选择促进作用更明显。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及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仍成立。

关键词：异质性创新   出口方式选择   策略

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也是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但目前有关创新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文献，多数是在企业创新和出口行为加总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对一”研究，鲜有学者对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和不同出口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细致地研究。在考虑到行为异质性以后，原本企业创新和出口之间“一对一”的作用关系变为“多对多”的关系，此时企业不同创新行为是否还会对企业各种出口行为产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检验。

据此，本文从行为异质性角度入手，对企业差异化创新行为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利用世界银行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在考虑异质性创新行为的基础上将企业出口行为划分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不同创新行为对企业不同出口选择的异质性影响。

模型选择、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本文旨在研究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对其不同出口选择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行为选择，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参阅既有研究，本文具体模型设定为：

Pr（yi=1）=f（β0+β1Innoi+β2controli+rindustry+ηcity+μi）         （1）

其中，yi表示企业不同出口行为，属于二元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参与相应的出口行为则赋值为1，否则为0。Innoi表示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为核心解释变量，其对应的系数β1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controli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rindustry和ηcity为不同行业和城市的虚拟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按照企业出口参与度可将其分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直接出口是指企业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将产品直接出口到国外市场;而间接出口是指企业在国内将产品卖给第三方（包括零售商、批发商以及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然后再由第三方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据此，本文设置了三个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参与（ex）、企业直接出口（dex）和企业间接出口（iex），以对企业差异化出口行为进行刻画。企业出口参与（ex）指企业产品是否销售到国外市场，而不区分其是通过直接出口方式还是间接出口方式;如果企业有产品销售到国外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企业直接出口（dex）则是企业不经过任何中介而直接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如果企业选择直接出口的方式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企业间接出口（iex）则指企业通过中介机构而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如果企业选择间接出口的方式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参与（I）、企业产品创新（goods）与生产工艺流程创新（pro）。如果企业具有任何研发行为则认为企业参与了创新，I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进行新产品（服务）的开发、引进，则认为企业进行了产品创新，此时goods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有任何旨在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研究行为及优化措施，则认为企业进行了生产工艺流程创新，此时pro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控制变量。除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这一关键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将企业其它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主要包括：第一，企业性质。本文将企业按照其所有权划分为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其它企业四类。同时，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的发生，本文在模型中主要控制了私有企業（priv）和外资企业（fore）。第二，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年末职工人数并取对数表示。第三，企业人力资源水平（edu）。以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企业人力资源水平。第四，企业经营绩效（perf）。以企业近三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表示。第五，企业成立年限（age）。以2012年和企业注册成立年限之差并取对数表示。第六，企业高管个人经验（CEO）。以企业高管在本行业就职年限的对数形式表示。不仅如此，在后续模型回归中还对样本的行业及地区特征进行了控制。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该数据集最终形成于2013年，样本数据为2011年底抽样企业截面数据。数据集内的样本企业依据中国主要城市规模大小及行业分布状况，按照平衡抽样原则抽取了中国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25个主要城市的2848家样本企业，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及零售业等18个行业中2700家民营企业和148家国有企业，主要对企业经营外部环境、金融环境、企业投资、技术创新、政企关系以及经营管理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测度。由于数据中大量非制造业企业关于企业出口及创新方面的指标缺失严重，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对原始数据中非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剔除，同时将回归变量中企业回答为“不知道”以及缺失较多的样本进行删除，最终保留样本数为1659家企业。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结果

表1显示了基于Probit模型的基础回归结果，各回归均对行业和地区进行了控制。在第1到第3列中，汇报了企业创新参与对企业不同出口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整体来看，企业创新无论对于企业出口整体参与还是基于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的参与方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4列到第9列呈现了企业产品创新与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不同出口行为选择的影响估计结果。其中，第4列到第5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参与状况，第6列到第7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直接出口，第8列到第9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间接出口。从计算结果可知，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出口参与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加入二者的交互项，这一促进作用仍非常显著。对于企业直接出口来说，产品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在未加入交互项的情况下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而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加入二者的交互项以后，产品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的促进作用仍比较显著。对企业间接出口选择来说，在未加入交互项的情况下，企业产品创新和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均对企业间接出口选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显著性分别达到了5%和1%。在加入二者的交互项以后，企业产品创新对其间接出口选择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但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间接出口的促进作用仍显著，且显著性水平仍为1%。同时，所有回归结果中企业产品创新和生产工艺流程创新二者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二者之间并无交互作用。

经过对基础回归结果的观察分析可初步得出结论：整体来看，企业创新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将企业创新行为进行划分后发现企业不同创新行为对企业出口选择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企业产品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的选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企业间接出口选择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

企业不同创新行为会对企业出口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按照Klepper（1996）的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观点来看，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或出口前偏向于产品创新，而在随后阶段进行生产工艺流程创新或企业在国内市场先进行产品创新继而参与出口。此时企业对新产品销售具有的垄断性比较高，产品市场进入成本较低，企业进行直接出口可以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而使其更倾向于采取直接出口的方式，以此获取更多的出口收益。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产品生产技术被广泛掌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市场进入成本增加，而垄断利润消失。此时，企业一方面在产品产量较大且市场环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会更偏好于进行工艺流程方面的创新，以此获得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企业也会为了进一步扩大产品销售量和节约出口成本而选择间接出口方式，通过中介机构以快速、低成本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

第二，产品创新和工艺流程创新以及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于企业来说不同行为选择往往与自身发展意愿、综合实力以及行为成本有关。企业会依据自身不同的现实情况选择不同的行为策略，例如罗长远和季心宇（2015）研究发现，在实际情况下，企业出口和研发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替代性，企业只能在相关行为成本下策略性地选择两种行为组合。在将企业创新行为和出口行为进行细化后可以发现，产品创新较之于工艺创新的实现成本更大，对于企业知识储备及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进行产品创新。而企业直接出口较之于间接出口也需要付出更多的诸如搜寻和联络客户、市场营销、建立销售渠道以及海外仓储物流等固定成本。那么，在特定行为实施成本压力下企业基于自身能力的考虑，部分企业选择依托于产品创新在新兴市场环境下采取直接出口的方式以获得更多的出口收益。部分企业则选择在较为成熟的产品市场条件下通过选择成本较低的工艺创新获得部分成本优势，然后再选择间接出口方式，通过让渡部分出口利润给中间贸易商，以此降低出口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而增加出口转移成本的方式参与到出口市场中。例如，刘慧和綦建红（2018）研究发现，当企业受到自身流动性限制或其它约束条件而难以支付高额出口固定成本时，大量欲参与出口的企业便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通过让渡一部分出口收益给出口中介机构而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中。

（二）稳健性检验

模型回归。本文进一步使用多元离散被解释变量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具体模型设定为：

（2）

其中，k表示企业对不同出口行为方式的选择，k=0表示企业不参与出口，k=1表示企业只参与间接出口，k=2表示企业只参与直接出口，k=3表示企业既参与直接出口也参与间接出口。模型中其它项含义与模型（1）中类似，多元离散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10）-（12）来看，企业创新行为对于企业各种形式的出口选择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细分企业创新行为的情况下（回归结果（13）-（18）），企业产品创新和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对于企业间接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加入交互项以后，只有生产流程创新对企业间接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产品创新仅对于企业直接出口的促進作用显著;生产流程创新对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同时进行具有促进作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也对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了验证，表明上述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样本选择模型检验。在实际情况下，由于一些不可察因素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还可能对企业出口与否以及出口方式选择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在此，参照马光荣等（2014）的做法，采用Heckman两步法检验企业创新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首先，利用如下的Probit模型估计企业是否采取各种创新行为，以得到每个观测值的逆Mills比率。

Innoi=α0+α1controli+rindustry+ηcity+λi                         （3）

其中，Innoi表示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

其次，将通过（3）式估计得到的逆Mills比率再次带入到式（4）的估计模型中：

exporti=b0+b1Innoi+b2Millsi+b3controli+rindustry+ηcity+θi           （4）

式（4），exporti表示企业不同的出口行为选择，Millsi是上一阶段估计得出的逆Mills比率，如果其估计系数b2是显著的，那么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各种情况下的逆Mills比率系数及其显著性如表3所示，可知在大部分情况下模型中的逆Mills比率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而如果不解决样本选择问题将会使模型估计偏误。

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为克服模型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参考张璇等（2017）的做法，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予以解决。首先，按照企业是否进行创新将其进行分组以构造匹配样本，将进行了创新行为的企业划归为实验组，并从未进行创新的企业中寻找控制组。倾向得分匹配就是将特征比较相近的控制组企业和实验组企业进行配对。本文利用Logit模型估计企业创新概率，并将回归预测值作为倾向得分。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异质性企业创新行为，解释变量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人力资源水平、企业经营绩效、企业成立年限、企业高管个人经验。在得到倾向得分以后再采用核匹配的方式进行变量匹配，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衡性要求，各变量特征差异不显著。

运用匹配样本再次进行模型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从样本匹配后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较之于基础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显著的改变，说明在克服样本选择问题之后，前后回归结果仍然具有一致性，即估计结果稳健。

工具变量法。在对基础模型的回归过程中，企业创新和出口之间可能存在因反向因果及出口预期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即企业创新导致其生产率提升，由此企业自选择为出口企业，而企业出口能够通过发挥出口学习效应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不仅如此，如果企业对出口市场具有一定的先验预期，那么在这种预期下做出的创新决策也不再认为是外生的。受Fisman和Svensson（2007）的启发，本文选择同一城市同一行业企业创新占比作为工具变量。因为同一城市内企业创新状况与城市环境及各种创新政策有关，而一些行业特征也影响了企业创新选择，与企业出口与否无关，故满足了外生条件。表6呈现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符号显著性并没有变化（表6中呈现的回归结果显著性整体上并无太大的变化，但是在对于以直接出口（dex）为被解释变量进行IV回归时，在加入了交互项以后，产品创新项（goods）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变得大于10%，事实上其P值仅为0.13，不能显著拒绝原假设亦不能显著接受，因此认为整体上变化不大），说明上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启示

在生产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创新成为促进企业出口的新动力。首先，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来刺激企業创新积极性、增加企业创新投入，快速形成激发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其次，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尤其要解决企业在创新融资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企业“大胆”地创新。再次，要加强对企业创新成果保护，强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企业“放心”地创新。最后，根据异质性创新行为对企业出口选择的不同作用，要有针对性地促进企业创新。

参考文献：

1.刘斌，王杰.地方官员腐败与企业出口模式—基于中国事实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16，3（4）

2.罗长远，季心宇.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出口和研发：“鱼”与“熊掌”不可得兼？[J].金融研究，2015（9）

3.刘慧，綦建红.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出口：贸易中介是缓冲器还是推动器？[J].世界经济研究，2018（4）

4.马光荣，刘明，杨恩艳.银行授信、信贷紧缩与企业研发[J].金融研究，2014（7）

5.张璇，刘贝贝，汪婷等.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