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史珮瑾

清晨的秋日阳光透过落地窗，将屋子映照得明亮而富有暖意。在位于成都市育仁西路的家里，90岁高龄的李致向记者讲述起70年来经历的家国故事。这位17岁就参加革命，多年在四川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任职的老干部，如今仍担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一世清贫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客厅正中挂着的一幅寿联，是李致85岁生日时，知名作家马识途赠写于他的寿联。墨迹颜筋柳骨、苍劲有力，形、意亦如朱颜鹤发、声如洪钟的李老。

他的人生没有囿于“巴金侄儿”的标签，他活成了自己——为自由而奉献青春的革命家、“说真话”的作家、海纳百川的出版家……人生有过起落，而他一直扼守心中的理想信念，参与并见证了共和国70年的发展与昌盛。

冲破束缚，引“孔雀西南飞”

1929年，李致出生在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父亲也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早年经常买进步杂志《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讨论。追求民主进步与文化立身的家风，一直影响着李致。1941年， 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荣华寺街的家，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四爸”。

当时，不少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李致也模仿著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认真地用毛笔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话。

李致说，这几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影响着他后来的为人处世。他还记得四爸是当时的“新派”，家里祭祖，每个人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个人鞠躬。

“虽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这样的‘新派。”受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影响，李致开始提笔写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写了近百篇习作。之后就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

16岁那年，李致加入进步青年团体“未名团契”并在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等高校广交朋友，帮助中学生创办“破晓社”，引导青年学生读进步书籍。

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工作，李致怀着一颗文艺心，想当话剧演员。不过当时百废待兴，急缺干部，组织安排他在共青团工作，之后又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大门同时打开的，还有中国人渴望知识的意识，但由于文革十年的“文艺荒”，此时全国陷入了旧书没有存货，新书未能出版的书荒局面。

“我记得那时候去买《一千零一夜》，我们真的是排队排了一天零一夜。”李致当时被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深切地感到，“解决书荒就是出版人的责任。”

打响出版社事业第一枪的书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回想起当时购买这本书的盛况，李致说：“我们出版社在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个门市部，天天有人要来买这本书。”

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作品都无处可寻，李致就带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作家近作丛书”，想要尽可能多地收录当时知名作家们的新作。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满足了当时人们强烈的读书欲望，也让读者们了解了作家们的状态，可以说是复苏社会文化的一剂猛药。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如此评价这套书在恢复作家名誉、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这比上头发的红头文件更有作用！”

紧接着，“现代作家丛书”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相继出版，这些书涉及当代文化以及世界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当时具有科普、启蒙的巨大价值，在群众中深得好评。一时间，“川版书”享誉全国，很多知名作家们纷纷“孔雀西南飞”，将自己的作品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编辑周良沛找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想要出版《胡也频诗稿》《戴望舒诗集》和《徐志摩诗集》。严文井的回答却是：“我还看不出来现在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时候！”就在周良沛心灰意冷的时候，巴金给他指了一条明路——“找李致。”那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志摩的诗集。

在周良沛看来，位于成都盐道街3号的一间小小办公室，是李致的蜂房。他在里面酿造着思想的蜜汁，奏响了酿蜜的音乐，在解放思潮的时代，将一本又一本好书送到了公众面前。

“担任《红领巾》和《辅导员》总编辑的经历，自己的视野开阔一点，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李致将更重要的原因归结于开放而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和出版社每一名辛勤付出的员工。那确实是文化改革的风气吹遍全国的时代，但是，如果没有李致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改革精神，也不会有八九十年代“川版书”的辉煌。

1979年，前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将地方出版社“三化方针”改成“立足本身，面向全国”，李致是唯一一个在会上分享经验的出版人。这一举措，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一招。

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道尽了李致的“书生意气”。

小平同志与川剧团合影了三次

1978年1月底，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出访尼泊尔路过成都时，特地观看了当时尚未开禁的传统川剧《评雪辨踪》等剧目，没有看见当时的名角儿杨淑英来演出，听说是生病了。

“病了，那喊我的医生给她看看嘛。”隔天，邓小平安排的车开到了杨淑英的楼下……邓小平对川剧的关注可见一斑。这是一次川剧的复苏之旅，此行后，邓小平对开放传统川剧剧目作了重要指示。此后，《拷红》《花田写扇》《归舟》等纷纷上演。仅成都市1978 年 1月统计，就演出了82场，累计观众数达11万多人次。

1982年，四川省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当年，李致从四川人民出版社调到了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文艺百废待兴，他担任了“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既然要干，就要好好干。李致想起巴金教育自己的话。他将各个川剧团整合起来，选好剧目，组织汇演，也因此带动了全省群众性的川剧活动，在成都、德阳等地成立了“玩友协会”，成为了振兴川剧的群众基础。对此，著名剧作家曹禺曾评价道，四川振兴川剧的举措可谓“空谷足音”。

之后，李致又做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晋京演出”。这一次节目质量比之前的汇演更胜一筹，邓小平罕见地出席并连着点了十来个折子戏。

邓小平当时很激动，演出结束后挨个和所有人合影，包括幕后的技术人员。人民大会堂里看管小剧院的大爷说：“只有你们川剧团有这么好的待遇，可以让小平同志合影三次。”

可光在国内引起轰动不够，李致想要乘着改革开放的势头，带着川剧走出国门。1985年6月，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到西柏林参加“地平线85”世界文化节演出。

？“因为《白蛇传》的前半段是文戏，相比于后半段的武戏来说，比较难理解。我当时非常害怕他们听不懂，或者不喜欢。没有鼓掌，是不是代表人家不喜欢呢？”就在李致为此担心的时候，一次换场中在座的观众突然爆发出雷鸣的鼓掌声和叫好声，才让李致把心揣进了肚子里。这一出《白蛇传》演出艳惊四座，光是谢幕就用了足足14分钟。

之后，李致带着川剧团走到了荷兰、瑞士、西德、意大利还有日本，在这些国家展示着川剧的魅力，用它他身体的力量推动川剧的传承。

如今李致仍在写作，眼睛不好使了，word文档用的“二号”字体;他腿脚行动有些不便，仍然坚持去看川剧、提意见，为国粹的复兴发挥余热。

70年，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始终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放在首要位置，用人格建立起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