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琴

见 到王冀邢时，他刚从北京回来，精神矍铄。这段时间他都忙着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事。这部电影改编自82年前美国记者斯诺的纪实报道。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时代、社会、担当，是王冀邢采访中的高频词——“电影不仅折射出导演的艺术追求，还是导演对时代深入思考后的产物”，“我在筹拍电影或电影选题的时候，会首先考虑时代背景的问题。”这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共性，也是“峨影人”的特质，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思考民族文化和国家现实。

在王冀邢那里，30年前思考的结果是电影《焦裕禄》。“我认为当时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和共产党人出现在银幕上，《焦裕禄》也引发了亿万观众强烈的感情共鸣。”

30年后思考的结果是，“有必要拍摄一部影片，用艺术的方式向年轻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告诉年轻人，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如此巨大成就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便有了8月8日在全国上映的《红星照耀中国》。

思考与回答

再过几天，王冀邢就70岁了。他生于1949年10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年他父母随二野部队南下解放大西南后，就在四川扎下根来。他形容自己是“生于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后来王冀邢先到山西和四川农村插队，两年后参军到河南，部队的农场距离兰考很近，当地地理条件恶劣，而他们要在盐碱地上种水稻，“太难了”。从部队复员后，他被分配到科分院生物研究所当实验室工人，成天跟科研人员打交道。这些经历为他此后创作提供了源泉。

1989年3月，从编剧改行当导演的王冀邢开始担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当时峨影厂还是国营厂，依然保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年按指标能拍8到9部片子，头一年要把拍摄计划报给广电部电影局。”

当年年底，负责艺术创作的王冀邢开始整天整夜思考，应该拍什么题材。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导演”，但进入这个行业后，王冀邢认为“导演是仰望星空的人”，“电影是意识形态产品，艺术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人类关心的问题。”

当时王冀邢想起7月去苏联参加莫斯科电影节时看到的萧条景象，“超市里货架上都是空了，日用品都买不到”。这对于年轻的王冀邢刺激很大。他被迫思考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是什么改变了苏联？”

时值改革开放社会剧烈变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家经济日新月异，但是人心似乎变得浮躁了，一些官员的贪腐行为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是王冀邢第一次思考“初心”的问题，“党和国家需要怎样的党员干部？作为文艺创作者，需要给出一个答案。”

他想到了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他几乎代表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所有优良的品质，“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找到时任峨影厂厂长的吴宝文说，“咱们拍焦裕禄吧。”

巧合的是，30年后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类似经历和思考的结果。

“最近20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变化很快，各种想法也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认识，甚至出现了认识偏差。”2009年拍完《邓稼先》后，王冀邢虽然没有再拍电影，但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从未停止。

他称，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法压抑的焦虑。他发现，有人被“洗了脑”，有人开始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

2017年3月，王冀邢的爱人、编剧汤溪跟着代表团去了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回来后，她告诉王冀邢，影视展上满眼都是娱乐片，“几乎每一部都是”。这刺痛了有着40多年党龄的王冀邢。

他跟汤溪商量，要拍《红星照耀中国》，现在就拍。

“这不是一部应景之作，她是从我心里流出的东西。”王冀邢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就被它“点燃了”。

当导演30多年来，几乎平均每隔10年，他就会有一次想把这本书搬上银幕的冲动。“想用厚重的历史真实和严谨的细节刻画，将那段动人心魄的日子里的故事通过电影示于人前，勾勒出关于初心和使命的答案。”

“坚持”与“放弃”

王冀邢直言，他就是要拍一部拯救灵魂的电影。他毫不掩饰《红星照耀中国》的电影属性——“它就是政治片。它不是讲戏剧冲突、设置悬念、儿女情长的那类片子，它是讲思想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影片”。

《焦裕禄》创下新中国电影拷贝数量之最。“当年电影票三毛钱一张，如果换算成今天，那就是100亿票房。”但作为制片人，汤溪心里清楚，指望《红星照耀中国》赚钱，可能性太小了，她有过劝王冀邢放弃的想法，“一开始，我其实是不赞同，原因很简单，确实有风险嘛。”

争论过后，汤溪也没想到，自己被王冀邢“点燃了”。“他说，电影的使命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工具，还要有社会责任担当……有这么一部影片在，他就能影响人，只要上映了，能影响多少算多少。”

王冀邢显然不仅是个善于观察社会的导演，也有社会担当。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曾评价王冀邢说，他能看到社会问题，并能针对问题做有责任的表达。

《焦裕禄》中，王冀邢不仅塑造了朴实的人民公仆形象，还首次在大银幕上直击如“逃荒要饭饿死人、买高价粮”等社会问题。

而《红星照耀中国》启动，王冀邢决定，抛开先入为主的“人设”，找一位非党员的职业编剧创作剧本，自己只负责导演工作。

在他的预想中，编剧本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不是共产党员、要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具备扎实的写作能力。王冀邢说，他就是想要找一双如当年斯诺一般的“眼睛”，以第三者立场，客观公正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但《红星照耀中国》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项目刚刚启动，就陷入了“找不到投资”的困境。

汤溪带着PPT在各大电影节“碰机会”，约访各大电影公司、投资人，一圈兒跑下来，大家的态度如出一辙，“项目是个好项目，但是难度大，不好做。”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投资人们默契地以观望态度婉拒了汤溪。有说话直接的，当场就问汤溪，你怎么不去做其他赚钱的项目？

转机出现在汤溪见到峨影集团董事长韩梅之后。

讲四川故事、讲中国故事

汤溪知道，当时也有影视界“权威”劝韩梅不要介入，他们的意思是，资金不够、人员不够、时间不够，各种条件都不够，肯定拍不成，不要往里面砸钱了，毕竟峨影有好几个项目同时在做了。

但峨影还是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笔启动资金。

韩梅此后再谈及此事时，用了王冀邢说的同样的一个词——责任。“在今天重温《红星照耀中国》，并将它拍摄成—部史诗性、纪实性、政论性的电影，既是峨影集团作为国有电影集团的责任，也不失为生动形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

1957年5月，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利用在京开会间隙，邀请邓小平、郭沫若等在北京飯店， 观看进京调演的川戏。期间到北京饭店看望外国友人的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也顺道过来看望。

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总理说，现在全国上下百废待兴，都需要支持，我看能不能给四川批个电影制片厂，好让他们把四川的风土人情、名川大山、戏剧文化都记录下来，一可以让全国人民了解四川，二可以让全国人民看到四川的发展。

就这样1958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

可以说，自诞生之初，峨影就承担着讲四川故事、讲中国故事的使命，王冀邢等“峨影人”就传承着这份责任。

然而《红星照耀中国》的筹拍之路，远不是有了拍摄资金就能“万事大吉”的。即使在立项过程中，依旧有人旁敲侧击劝他们放弃，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剧本没有戏剧性、没有人物变化、拍出来不会卖座、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

面对汹涌的“劝退”声音，王冀邢说了一句在汤溪看来特别“悲壮”的话，“一年拍七八百部娱乐电影，怎么就不能允许一部这样真实的红色电影诞生呢？”

电影关机那天，《红星照耀中国》剧组评选了26个创造奇迹的人，汤溪说，自己特别感谢来自峨影的这些幕后英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

观影后，有观众深有感触地说：“看完这部电影，我便明白了在历史大潮中，共产党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赢得独立、走向胜利，实现民主和自由。”

“斯诺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冀邢说，斯诺发现了一个支撑中国向前的精神力量，而从《焦裕禄》到《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个老峨影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他也一直在尝试发掘和宣扬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