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宇

209年，正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第二十個年头。1999年9月，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西部院），是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由国家发改委与高校共建的专门研究西部的学术机构，历来被视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权威智囊。

接受廉政瞭望记者专访时，该院院长周谷平表示，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物质基础，没有特殊的体制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基本国情除了地大物博，还有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美国以平原居多，且东西面都有漫长海岸线。澳大利亚虽然中部的广袤地区是沙漠，但它四面环海，将有限人口摆在沿海区域，就足以支撑起一个发达经济体。这些自然禀赋是我们不具备的，所以中国的家不好当。”

采访过程中，周谷平多次提到“胡焕庸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一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现黑龙江黑河）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

周谷平认为，“胡焕庸线”是历史形成的，也说明东西部差距有极为复杂的成因，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因此，西部大开发难度不小，意义更加深远。”

“顶天立地”研究西部

许多人不解，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牵头部委，国家发改委为何将专门研究西部的学术机构选在东部沿海的浙江大学？

周谷平解释说，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了不同路径。浙江人多地少，山岭纵横，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这样的发展模式，或许对于西部地区更有借鉴作用。

此外，浙江的积极争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多次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浙江的干部群众眼中，支援西部建设，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不仅是先富带后富，更是自身的发展机遇。

2006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参加揭牌、奠基活动。在致辞中，习近平勉励研究院要为西部发展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做贡献，努力成为浙江与西部合作的强大助推器、孵化器。

西部院成立十余年来，全程参与了从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顶层文件的研究和制定。

周谷平从2008年担任西部院负责人，其间还兼任了数年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在她的倡导下，西部院形成了一种走出书斋、“顶天立地”的研究氛围。所谓“顶天”，西部院研究人员都必须去国家发改委挂职，“研究西部大开发，就得从源头上了解信息，明白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所谓“立地”，就是深入西部，多年来西部院的研究人员调研足迹遍布西部12个省市区，几乎踏遍西部陆上边境线。

“西部军团”熠熠生辉

谈起西部大开发二十年的历程，周谷平与西部院的研究人员如数家珍。2008年1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批准实施，200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11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同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以广西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兰银（西宁、兰州、银川）城市群，上下贯通，南北呼应。

西部大开发二十周年之际，广袤的西部熠熠生辉。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一条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构成了中国的“西部军团”。

数据显示，在2000年前后，“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4.4%的人口和95.70%的GDP。西半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7.1%，耕地仅占全国的8.9%，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4.3%。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差距大幅缩小，西部地区GDP平均增速高达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2个百分点，生产总值撑起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

周谷平多次来过四川，对于四川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称道有加。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来，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已由1999年的364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0678亿元，增长11倍、年均增速10.8%。“四川的增速在西部地区十分亮眼。尤其成都已跻身新一线城市，许多到过成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发展基础已不能用西部地区的眼光来衡量。若是西部地区能有三四座城市达到成都的水平，整个西部的面貌都将为之一变。”

西部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特别向廉政瞭望记者提到脱贫工作。近年来，中国共有数千万人摆脱贫困，西部这个“主战场”功不可没。5年来，中国重点抓好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支持陕甘宁、贵州毕节、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以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特困民族自治州加快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相继出台。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各举其力，脱贫致富。

以四川为例，该省在2018年实现了104万贫困人口脱贫、3513个贫困村退出，30个计划摘帽贫困县达到验收标准。从2019年开始，四川将再实现50万贫困人口脱贫，1482个贫困村退出、31个贫困县摘帽，藏区贫困县全部摘帽。

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智囊团队关注的重点。《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政策研究过程中，西部院在咨询意见中提出，资源富集地区要主动寻求转型，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周谷平是国家发改委课题《呼包银榆经济区发展规划研究》第一负责人。早在数年前，她就提出内蒙、陕北等资源型区域应尽早启动产业升级。“现在回过头来看，动作快的地区已收到成效，在煤价下跌的大背景下抗风险能力显得强一些。有些城市走了弯路，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极大波动。”

西部大开发的变与不变

西部大开发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今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西部院的研究人员参与了《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在周谷平看来，西部大开发如今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

近年来，有些观点认为西部大开发二十年，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为代表，国家加大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计建设力度，西部的基础设施渐趋完善。未来的工作重点，似乎不应聚焦在“补短板”上。

周谷平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仍然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一大重点。有关这方面，并没有变。”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投资总规模达到8500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累计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152项，投资总规模3.75万亿元。

从投资金额来看不可谓不大，但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薄弱，即便经过二十年的大投入、大建设，短板依旧明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西部仍远远落后。加快基础设施补短板决不能变，还要抓紧推进一批西部急需、符合国家规划的重大工程建设。”周谷平如是说。

“投资的力度不能减少，甚至还应增强。”董雪兵介绍说，从2000年到2014年，西部地区的增速跑赢了东部地区，但因为基数的差异，增量上东部地区仍领先西部。近几年，个别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落后东部地区。“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说明西部大开发仍然任重道远。”

同时，在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变化正在发生。周谷平说，通过前二十年的发展，人们已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一些西部地区是不适合发展大工业的，也无法复制东部的发展路径。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发展特色文旅产业，远比开矿建厂更有效。近年，西部院与西部多省区合作，制定了當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周谷平特别提到教育。她认为，西部地区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十分严重，必须引起警惕。比如一所西部的著名高校，近年来一直流传一种说法，说从该校离开的教授老师足以再建两座大学，而且比现在学校的师资阵容更强。“拥有一流高校的智力支持，对于西部大开发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