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霜

“解放军到了，迎解放军进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与欢呼声中，驾船渡江而来的解放军被挥舞的红旗、标语簇拥着入城，宣告泸州城（当时称泸县）解放。这一天，是1949年12月3日。

7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四川省最先解放的地区，浴火重生的泸州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耸的大楼、繁闹的街道封存了战火纷飞的岁月。但那些炮火轰鸣的记忆，还如同潮汐一般，一阵阵、一遍遍，在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们的脑海里回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了打捞尘封于历史长河的记忆碎片，年至耄耋的老人们向廉政瞭望记者讲述了昔日的故事，而那些遗留下来的老物件，也见证了伟大时代的变革。

“策反”在泸州解放前夕

“你是共產党，竟敢来策反我？”一把锃亮的手枪忽然顶在周礼脑门，而拿手枪的人，正是周礼的昔日“好友”——四川美丰银行仓库库长方岳臣。

方岳臣的判断没有错。1945年，地下党员周礼正是肩负策反任务，受组织派遣来到泸州城，藏有大批武器物资的四川美丰银行仓库引起他的注意。借着自己精通古诗、书法、绘画的本领，周礼一步步成为方岳臣的家庭教师、仓库的“准尉司书”，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周礼一直静待策反时机，直至1949年春节前夕，方岳臣的亲戚兼靠山——79军军长方靖在湖北荆门被俘。方岳臣心灰意冷，为前途心忧。周礼遂趁机投石问路，向方的好友分析当前局势：“国军败局已定，抵抗是自讨死路，仓库长方岳臣最好的选择就是起义投诚，将仓库物资守护好交给解放军作为立功赎罪的厚礼！”

果然，周礼的分析戳中了方岳臣的心事。经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此前还拿枪怼人的方岳臣，忽然重重握住了周礼的手，“你帮我开了窍，我听你的！”

在周礼的指挥之下，两人经多方周折，组织地方武装护库，躲过了溃军，击退了敌军，1950年终于将物资移交到解放军手中。而这，也成为泸州解放前后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泸州城的解放来之不易，然而解放之后，接管工作亦是难题。“一般旧机关职员的心情是极其混乱的，主要是对我们的政策主张不了解。”负责接管工作的开国少将范朝福在当时的《泸县工作报告》中如此说道。不依靠群众和铁的纪律，难以完成接管任务，于是针对军纪、政纪的《接管手册》应运而生。

在刘邓大军进入泸州城的《接管手册》中，对走群众路线、廉洁、节俭进行了反复强调：“到戏院看戏、理发店剪头发、乘坐公共汽车等，均须照章买票，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不得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杜绝收受个人或单位送的礼物和受邀吃饭……”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解放军不仅没有所谓的“特殊化”，甚至比当地居民更要讲“规矩”。接管泸州城的经验、展现出的作风，也在接下来解放四川不少地区时得以沿袭传承。

“土匪剿清之后，泸州才算真正解放”

“有人挨家挨户敲锣，通知商店要照样开门，有人负责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到了晚上，所有人聚集在会津门码头翘首以盼，只等解放军来。”今年85岁的曾少清曾担任泸州市石寨镇上湾村支部书记三十多年，多年过去，泸州解放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而老人亲历的场景，也为今天回望泸州解放提供了生动注解。

“桥被敌人给破坏了，但解放军乘着工人和起义士兵撑过来的木筏很快进了城。”曾少清回忆，泸州解放后，城里城外耍牛儿灯、马儿灯，耍狮子、扭秧歌，还有人半夜在村里放烟花，跟过年一样热闹。“要换解放前，这些都是大财主才能耍的东西。”

对于李良菊而言，解放，则意味着自己“共产党的身份终于可以正大光明了”。今年86岁的李良菊，当年是古蔺地下党员之一，如今仍思维清晰、耳聪目明。她告诉记者，那时古蔺县城公开成立了“古蔺解放军之友社”，号召各阶层群众都来当解放军之友。大家戴上写有“解放军之友社”的胸章，一起赶制五星红旗，到处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忙得不亦乐乎。

但两人都认为，土匪剿清之后，泸州才算真正解放。据《泸州市志》记载，解放初期，基层人民政权部分尚未建立，一批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土匪恶霸趁机勾结，纠集匪众多达7万余人。“老百姓的米，土匪看到就抢，养的猪，他们抢来就杀，谁都不敢管。但解放之后，土匪很快就嚣张不起来了。”

这与解放军开展的剿匪斗争关系很大。1950年2月2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川南军区联合发布剿匪布告，宣布决心平息匪患，对匪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2月中旬，解放军16军48师兼泸州城军分区所属142团、144团和师直属队，分别进驻全区8县，开展剿匪作战，刘汉芝就是其中的一员。

今年99岁的刘汉芝并非泸州人。据其口述，他来自安徽省濉溪县，参加过淮海战役，曾在生死关头，背着时任新四军淮北路西八分区独立二团政委的王光宇冲出重围，硬生生跑了20华里。抗战胜利后，他被编入刘邓大军，又参加到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来。

“解放前，土匪太猖獗了，我的战友活生生被土匪打死。”刘汉芝回忆，土匪作乱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安全，解放军不仅要面对敌对分子，还要开展剿匪工作。彼时匪徒一度曾十分猖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在泸县，就有100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因土匪遇害。直至1950年10月，持续8个月的剿匪作战才画上句点。

从“三难”到路路通

说起解放后不久的工作和生活，这些老人仍然很激动。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融洽的干群关系。

1952年，全国施行土地改革。十七八岁的曾少清当上了当地的儿童团团长，他带领乡里的小伙伴们打土豪、分田地、解租退押，再平均分给老百姓。

“有一大地主，见退完押金还有剩，就把金银财宝装口袋，藏在一口老井里。我们知道后，硬是把水挖干，把那钱拿了回来。”

这股较真劲儿，曾少清后来一直没落下。1958年，曾少清当选第一届泸县人大代表，1962年出任上湾村村支部书记，一当就是30多年。“在上湾，没我破不了的案。”说起这话时，曾少清颇有些得意。有一回，村里的张队长偷走了村民的8只鹅，村民敢怒不敢言，就来找曾少清。曾少清提了大碗酒就到队长家，硬赖在人家里睡一宿。到夜里，他假装睡着，果然发现张队长连夜背着鹅往竹林走去。“你作为队长，把人鹅偷走了？”曾少清当场人赃并获，把鹅还给了村民。

“不管干了多少，能帮助群众我就很高兴。”曾少清说。

同样的道理，在刘汉芝身上也得到体现。1952年，刘汉芝与李良菊结为夫妻。因工作需要，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古蔺县工会主席、监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顾问，直至1988年离休。

刘汉芝告诉记者，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很融洽，社会风气也好。一次，他在一个比较偏远穷困的乡镇搞路线教育，刘汉芝主动要求食宿在贫困户刘六妹家。刘六妹家上有分别患有眼疾和哮喘病的二老，下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相当穷困。刘汉芝便托人带刘家二老去医院检查病情。工作结束后，他不顾主人再三推辞，留下了多出食宿几倍的费用。他告诉记者，“帮助群众是理所应当的”。

心怀感恩的刘六妹借来县里开会之机，给刘汉芝家送去了一只大公鸡。刘汉芝听说后，回家抱起大公鸡就往会场走。可惜来晚一步，大会已结束，他只好托人给刘六妹带去20元钱。

1988年，刘汉芝离休后，夫妇俩移居泸州市区，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在儿女的陪伴下去贵州避暑。

曾少清退休后仍然留在上湾村，家门口就是平直的柏油路，大路两旁盖着蔬菜大棚，乡亲们每年靠着大棚就能挣不少钱，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平整敞亮的砖瓦房……

“要搁以前，这样的生活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曾少清回忆，解放初期，泸州仍然百业待兴。“解放之初的泸州有‘三难，行路难、吃水难、住宿难——行路无汽车，过渡靠木船，吃水还得靠人挑。那时候，大家住的还是土墙、草屋，去哪都只能靠脚走，后来公路修起来了，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从‘三难变成了路路通。”老人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