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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历程 发展的见证

2019-11-05于晓东

中国对外贸易 2019年10期
关键词:工商界经贸贸易

于晓东

今年适逢新中国70周年大庆,回顾这70年的历史,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对外贸易,其发展和变化都可说是天翻地覆!

仅从进出口贸易来看,按美元计价,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在1950年仅有11.35亿美元,2018年已经达到4.62万亿美元,68年增长了4000多倍!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37亿美元。

中国外经贸在70年取得的成就震惊世界,堪称奇迹。但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代又一代前辈为这些成就的取得经历了何种艰辛。中国贸促会就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全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作为一名在中国贸促会工作多年的老职工,抚今追昔,谨以此文,记录一些感受。

民间经贸窗口 打破贸易封锁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起步艰难!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对内需要恢复民生、消除战争创伤,对外需要建立国际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却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中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到1952年中国贸促会成立时,我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也很少有经贸往来,正常的国际贸易无法开展。因此,贸促会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特别沟通西方未建交国家民间贸易联系与交往的渠道,以冲破西方的“封锁禁运”。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贸促会很快在日本、西欧和南亚取得了重大突破。

备忘录贸易:在贸促会成立后的第10天——1952年5月14日,3位日本国会议员访华。这是贸促会成立后接待的第一批外宾,也是日本代表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中日两国由此签订了第一次民间贸易协议。此后10年里,贸促会与日本民间团体先后多次签署民间贸易协议,两国民间经贸联系不断,高潮迭起,获得重大进展,但又屡遭挫折。直到1962年,高碕达之助率团访华,就双边贸易问题达成了“备忘录”,中日双边民间经贸关系从此走上了正轨。

大米换橡胶:贸促会成立5个月后,中国贸促会邀请锡兰(斯里兰卡)商业、贸易和渔业部部长率领锡兰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经与中国对外贸易部会谈,签订了中国和锡兰政府间贸易协定,并直接导致了同年12月在北京签订的两国政府间的大米与橡胶易货贸易协定。这项易货贸易为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也推动两国政府间的接触和谈判。斯里兰卡在1957年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欧洲破冰:1953年6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织英国工商界访华团,由贸促会全程接待,并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商业协议。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自西欧的贸易代表团,也一直被誉为“破冰者”代表团。1954年6月28日,应中英贸易委员会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很快,法国、奥地利、联邦德国等国的有关商协会也分别经中国贸促会安排签订了对华民间贸易协定。西欧各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对华贸易。

短时间内,在打破西方封锁方面取得如此进展,无疑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辉煌成果,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出新中国第一代领袖,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等高层领导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决策上超人的耐心与魄力和具体部署时高超的领导艺术。贸促会的许多早期工作和许多重大决策,就连机构如何成立,人员从哪里调入,确定初期的职能、任务和第一批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等,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向中央提出建议,或做出明确的指示。贸促会许多重要工作的部署,都是周总理亲自交办任务。我们至今仍从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许多周总理的批示和决定。

以南汉宸、冀朝鼎为代表的第一代贸促人是贸促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执行突破西方贸易封锁的“操盘手”。南汉宸、冀朝鼎都是当时党内不可多得的,通晓市场经济、具有国际视野和相关背景的高级干部。他们有长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许多经历堪称传奇;他们熟悉财经工作,在国内外经贸领域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因此在新中国刚成立这一特殊时期,被党中央赋予特殊使命。他们不负重托,克服重重困难,广交各国工商界的朋友,全力开拓对外联系渠道,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他们奠定了联络、展览、对外宣传、法律仲裁等贸促业务,开创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贸人才,使贸促会成为沟通中外民间贸易的重要窗口和渠道。

要发挥贸促会对外民间经贸的窗口作用,需要得到各部门、外贸企业、社会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外贸部的领导和支持。围绕打破西方贸易封锁这一目标,贸促会与各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密切配合,各司其职。贸促会出面邀请外国商协会访华,负责接待工作,签署两国商会之间的民间贸易协定;国内相关各部门,尤其是外贸部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开展相关贸易谈判,签订贸易合同并负责落实。我们永远难忘雷任民、卢绪章、李烛尘、曹中枢、林连德、倪蔚庭等對外贸易界的老前辈,在此期间与贸促会一起,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开辟新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做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高效的各部门密切合作的工作体制,确保了当时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西方对华贸易制裁与封锁,破坏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害人害己。许多长期从事东方贸易的西方企业对此是不满意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工商界人士、组织希望改变现状,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接受贸促会的邀请访华,探索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其中有很多是各国工商界有巨大影响的商界组织,如法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英国四十八家集团、比利时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中协会经济委员会、奥地利工业家协会、奥地利东西方贸易协会、联邦德国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国际贸促协会关西本部(现名日本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等。许多西方企业家和工商界领袖通过访华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努力促使本国政府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对打破对华制裁起到很大的作用。有些人从此终生对华友好,全家甚至后代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贸促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老朋友”!

在长期与各国工商界联系和交往中,贸促会在海外赢得很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也成为贸促会特有的对外优势。依托这些优势,展览、对外联络、涉外法律、对外宣传等业务日趋活跃。贸促会在前期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贸易团体、组织建立联系,广交朋友,宣传新中国,以民促官,以经济促外交;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一面向西方国家的民间经贸窗口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中更显示出特殊的意义。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开始正常化,可以通过政府间协定和议定书扩展经贸关系。这一时期,官民并举,西欧、日本的半官方机构、各大商会、行业组织、大企业和银行纷纷来华访问,以贸促会为对外窗口的民间经贸交流空前活跃,成为政府间经贸关系的重要补充。

新中国早期建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并将引进技术的目光转向其他国家。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许多外国厂商来华参加展览,向贸促会提出来华举办技术讲座、技术座谈、技术表演的要求,其目的是向中国推销产品。贸促会适时与国家科委和一些工业部门开展合作,成立专门部门,大规模地组织中外技术交流,成为中外技术交流的主要窗口和渠道。

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贸促会是与美方的经贸对口联系单位。当时,中国年轻的石油工业发展刚刚起步,急需引进先进的技术,贸促会安排了美国8大石油公司访华,与我国石油行业进行技术交流。此举促使中国近海石油的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开辟了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从1973年起的10年间,贸促会共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个专业技术交流团组,组织过7,000多项技术座谈和大型报告会,中方参加者达6万多人次。参与交流的有不少是比较先进、国内急需的技术和设备,而且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军事和国防项目,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见证国家改革开放 贸促业务全面发展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实现了全面变革和飞跃式发展,也对贸促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贸促会各项业务也在新形势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被赋予全新的使命和意义。

1979年中美建交,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改善,对外贸易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贸促会在北美、西欧、日本全面拓展对外民间经贸关系,有效配合中国外交,保障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贸促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会、银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且签订了合作协议。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贸促会通过高层互访和举办展览会,与印尼、阿联酋、沙特、韩国以及南美洲的未建交国家工商会加强往来,不仅打通了民间经贸渠道,也为最终与这些国家实现建交铺平了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中国外交和对外贸易发展遇到较大的困难,中国贸促会联系的对外民间渠道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决心获得各国工商界的积极响应,最终推动西方各国政府转变对华态度,解除了经济制裁。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的名称;经过6年多的不懈努力,贸促会终于在1994年8月代表中国工商界,以“中国国际商会”的名义加入国际商会,并由中国国际商会牵头组成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这不仅说明国际工商界对我国市场化改革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在这个国际工商界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内,新中国第一次有了合法席位,有了参与国际贸易讨论和规则制订的权利和机会。今天,利用APEC、G20等多边机制性平台开展元首外交,已经是中国外交新的亮点,而其中由贸促会举办或牵头组织的大型工商峰会,代表中国企业配合国家外交,对外发出中国声音,成为极大的亮点。

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对外贸易的垄断专营政策被逐渐取消,大批工业和民营企业被赋予外贸经营权,他们对国际市场从未涉足,但充满走出去的渴望。如何发挥对外渠道和现有业务优势为企业服务,成为贸促会新时期职能和任务的重要转变。

贸促会首先对展览业务进行了改革。以服务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指导思想,与国际著名展览公司开展合作,大规模组织中国外贸企业参加西欧、北美、日本的专业展览会,无数企业因此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打开产品销路;同时,改变长期以来举办外国来华展览中偏重宣传性的综合展览的思路,针对国内工业部门希望为工业企业寻找国际贸易机会的强烈要求,贸促会建设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展览场馆,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展览集团公司,与有关部委合作举办了一大批专业性的工业技术国际展览会。这些举措不仅促进大批外国公司通过来华参展进入了中国市场,也推动了中国展览经济向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转变。在出国展览、国内展场建设、展馆经营、展会管理、运输、设计、对外联系渠道、世博会业务等各方面,贸促会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建立分支机构,支持各行业、各地方全面对外开放,是贸促会另一项重大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贸促会地方与行业分支机构迅速扩大,工业部门和政府已经感受到,并希望发挥贸促会在民间对外影响、经贸渠道以及相关专业服务等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推动地方与行业的改革开放。

1982年,贸促会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在美国田纳西州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从此,贸促会经国务院授权联系国际展览局,负责相关工作,最终把世博会引进中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奇迹”,惊艳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从1999年起,与世博会相关的各级别世界园艺博览会先后在昆明、北京、西安、青岛、沈阳、唐山举办,均获得很大成功。

地方贸促机构的发展各具特色,或围绕本地产业和出口产品,或针对周边国家和传统出口市场,帮助本地企业走出国门,成為地方政府统筹对外开放部署中的重要力量。随着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各级地方政府陆续主办或承办地区性大型国际经贸活动,得到中国贸促会大力支持。这些地方经贸洽谈会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为地方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一批重要展会如今已经上升为国家级经贸活动。

作为我国涉外法律事业发展全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贸促会参与了新中国大量涉外经贸法律和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特别是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提出最早的建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贸促会曾经是我国涉外法律对外联系的唯一窗口,与大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仲裁和咨询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解决中外经贸纠纷,培养了无数法律人才;在此期间,贸促会自身的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如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涉外法律咨询服务、对外贸易出证认证、涉外知识产权代理和咨询服务等,也得到发展壮大。在中国对外贸易空前繁荣、企业全面走向国际市场的今天,贸促会的涉外法律业务越来越受到中外企业的重视和期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贸促会发展的第68个年头。在这特殊的日子,回顾历史,我们为新中国外经贸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也为贸促会能全程参与和见证这一伟大的发展而深感自豪!

(作者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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