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彦辉 郑立顺 徐鹏霖

哈爾巴岭村

85岁的姜华闲不住，在自家不远处的小河边又新翻了一小块荒地，阳光照在他粗粝的双手上，老人挥着铲子一点点松土、起垄，然后把小葱的根须埋上。

姜华的老伴担心他受累，时不时出来劝他休息一会儿。去年姜华有一阵子说不出话，家人带他去敦化市的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喉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这大半年里，姜华的家人对他的病情一直守口如瓶，只希望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舒心安乐。

对村里人来说，姜家人保守的秘密却已习以为常。哈尔巴岭村村委会主任孙立丰一脸愁云，他一口气数了一串村民的名字，说他们全部都是死于癌症。

位于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放眼望去，村子四面环山，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林中。哈尔巴岭村现有110户人家，350多口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解释村民们为何频繁患癌，但他们怀疑，很可能和村子不远处深山里埋藏的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以下简称日遗化武）有关。那些化学武器有的就地掩埋在青山旷野，有的则弃之于江河湖泊。

不止哈尔巴岭，中国目前在全国18个省（市）设有数十个日遗化武保管点，已经安全销毁上述已发现回收的化学武器37825枚（件）。日本在中国具体遗留了多少化学武器并无准确数据，美方披露的档案推测约有350万枚、散装毒剂约150吨。哈尔巴岭是迄今中国内地发现的最大埋藏点，埋藏的日遗化武约33万枚。

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74年，但对这些村民来说，侵华战争的阴云仍未结束。那些埋在地下的日遗化武有些很可能已经锈蚀变形，甚至发生泄漏。

据新华社报道，5月7日上午，继南京、石家庄、武汉后，第四个位于哈尔滨的日遗化武移动式销毁作业点也开始作业。这标志着日遗化武销毁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对加快日遗化武销毁整体工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而目前在对日遗化武的处理过程中，哈尔巴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炮弹沟”

汽车从敦化市向东南行驶，大约50分钟的车程便可到达哈尔巴岭村。这里一天有两趟火车经过，分别通往图们和长春。车站的规模很小，站房还是当年日军在此驻扎时修建的，哈尔巴岭村就坐落在火车站的正前方。

敦化位于吉林省东北部，日伪时期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重镇。1945年8月，苏军攻占敦化，日军运来的化学武器没派上用场，为销毁证据，这些化学武器被随意丢弃在敦化各个乡镇的田间、沼泽、荒野及灌木林中。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深入调查敦化日遗化武的分布，并作报告称，“北起尔站西沟河，南临大林水库，东毗安图县亮兵乡大西村，西至江东乡万福村，南北纵长85公里，东西横向最宽  36公里、最窄12公里的废毒弹散落地带加上敦化偏北30多公里的额穆镇及黑石乡两处遗留地，总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

85 岁的姜华在家附近新翻的地里，种上苞米和小葱后坐在径边休息。

那个年代，村民对日遗化武完全没有概念，在田里触碰到这些毒弹，轻者致伤，重者致残、致死。敦化市内陆续发生多起村民因日遗化武受害中毒的事件。1951年，敦化专门成立了废毒弹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日遗化武的搜集及处理。

限于技术条件，当时政府只能组织村民人扛马拉，将各地遗弃化武集中挖坑深埋。经过实地勘查，哈尔巴岭南部山区一处高地，因山下四面沼泽，被选定为埋弹地址。此后汇聚于此的日遗化武越来越多，“炮弹沟”也因此得名。

“我们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其他隔离设施。”赵聆实回忆，当初国内对化学武器的防御经验少之又少，运输过程也有村民受到伤害的情况发生。

就这样持续了七八年，各地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陆续运送过来，以致哈尔巴岭埋藏的日遗化武逐年增多，目前探测已达33万枚。其中大部分来自敦化市一带，其他则来自内蒙古、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

这些日遗化武最后被装进一个10米深的大坑，坑长25米，宽12米多。据赵聆实介绍，装坑时以箱装毒弹铺底，上面散放规格不一的毒弹。等毒弹装满后封顶，坑顶覆土3米深左右。“为了辨别这个地方，当时栽下了四棵大的杨树，以示标记。”赵说，后来敦化各乡镇搜集来的毒弹太多，坑的容量不够，又在旁边挖了二号、三号坑。

“把它们埋起来，是当时选择的最好方法。”赵聆实有些遗憾，当年对这些搜集来的日遗化武并没有进行准确辨认、分类，各种毒剂弹混合埋在一起，只能用深埋的办法进行简单处理。

政府也曾计划将毒气弹运送到内蒙古的沙漠，因无法通车作罢。而哈尔巴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那个地方远离人烟，”赵聆实说，填埋选址主要考虑这些方面，但对将来环境的污染，以及日遗化武的销毁等问题，“没有考虑的那么深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集中深埋潜藏的危机太大了。”赵聆实不无担忧，哈尔巴岭埋弹处后来发现是一处水源地，流经哈尔巴岭村，下游是哈尔巴岭水库，库内水源主要用于灌溉和养鱼。水库附近居住5万居民，耕作2000多亩农田。它同时又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最终汇入牡丹江，流进日本海。“如果这个地方长期埋藏着化学武器，一旦发生泄漏，它便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后果不堪设想。”赵说。

神秘的化武销毁工厂

6月15日，记者探访“炮弹沟”，在距“炮弹沟”约5公里的山下便被站岗执勤的警卫拦住。哈尔巴岭埋弹处目前变成军事区域，通往“炮弹沟”的道路已被封锁，进出需要军方核发的通行证。

“炮弹沟”已今非昔比，哈爾巴岭埋弹处目前已修建起一座大型化武销毁工厂，那些埋藏近70年的化学炮弹正被挖掘出来进入销毁状态。

中国军网记者曾经深入“炮弹沟”，根据其拍摄的照片显示，弹坑并非在野外作业，而是位于一栋建筑物中。进入一号弹坑前，工作人员就向他们发出指令：“请您更换防毒服，进行气密检查”。他们需要按提示，穿上防毒衣裤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之后，又经过“气密室”重重检查和临时培训后，推开一道沉重的铁门，才进入挖掘现场。工作人员正在作业挖掘，有炮弹被挖出来腐蚀严重、锈迹斑斑，像一个长条形的铁疙瘩。

据《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一书披露，其他地方都采用直接安装在汽车、拖车或集装箱上的移动式销毁作业，只有哈尔巴岭建立了固定的销毁工厂。而且，经过移动式处理作业，化武会留下一些残渣，这些残渣也会运到哈尔巴岭做最后的无害化处理。因此，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子，也成了销毁日遗化武最重要的地方。

“现在，政府意识到日遗化武的销毁处理已经不能再等了。”赵聆实说，当年对于日遗化武集中深埋并非万全之策，只有彻底销毁才能解除其威胁。然而，“这些化学武器不像一般炸弹、炮弹那样可以拆除或引爆，它需要专门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操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曾向日本通报境内的日遗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妥善处理措施予以销毁。但一直以来，日方消极应对，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使用和遗弃化学弹剂。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违背国际公约，一旦被认定，日本承担的战争责任将会更加严重，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日军在撤退前，烧毁了相关文件，原地填埋或投弃了化学武器。而且，埋藏点或投弃点，对中国方面严格保密。

1995年5月，日方派员到哈尔巴岭现场挖掘和实地确认，才不得不承认遗弃化武的事实。此后中日双方交涉多年，日本政府口头上答应尽快研究解决，但一直没有开始实质性的动作。

1997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同时明确规定，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国家的化学武器，由遗弃国负责销毁。

这一年，中日双方才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之后日方虽派人赴中国调查、挖掘回收化学武器，但迟迟未启动销毁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中日单是为哈尔滨移动化武销毁作业，从2010年开始着手准备到最终达成一致，就经历了30轮磋商。而2006年，日本派调查团来华处理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并决定在哈尔巴岭筹建大型化武销毁设施。历时8年，哈尔巴岭日遗化武试销毁作业才正式开始。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哈尔巴岭化学销毁工厂的主要销毁设施是高温炉，处理中心的高温销毁技术源自德国，通过1200度的高温处理化学武器。目标是2022年结束这里的化武销毁作业。

“风险特别大”

“他们身穿隔绝式防毒衣，头戴防毒面具，背着压缩空气瓶，将一枚枚遗弃的化学炮弹从弹坑中挖出来。”这是哈尔巴岭村村民通过电视看到的现场作业画面，锈迹斑斑的弹体裸露出来，村民感到触目惊心。

据新华社报道，哈尔巴岭日遗化武销毁处理项目目前由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和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负责。日方派出12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方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以下简称防化学院）担任协助。

作为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风险评估和风险预报负责人，防化学院教授黄顺祥20年来一直从事销毁化武的风险评估。

“在销毁的过程中，风险特别大。”黄顺祥说，日遗化武通常是化学炮弹与常规炮弹混埋，有的炮弹严重锈蚀、破损，有的毒剂已发生泄漏，有的炮弹引信脱落，随时有意外爆炸的可能。“高毒、高爆、高风险。”他这样形容现场作业的风险。

日遗化武炮弹化学剂主要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青白剂（光气、三氯砷）、二苯氰砷、二苯氯砷、搽剂（氰化氢）等。其中，芥子气被称为“毒气之王”，路易氏气被称为“死亡之露”。光气是窒息性剧毒毒剂，沸点只有8度左右，一旦泄漏，人吸入很快造成肺水肿，瞬间窒息而亡。

整个销毁过程异常复杂。《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环境监测指导手册》以南京移动式销毁为例介绍，从准备到销毁，整个过程有71个步骤，包括准备临时厕所、气象观测，都要有专门的团队负责。

“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控风险。”黄顺祥说，在化武销毁处理之前，他们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处理，我们在处理过程中，要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风险预报，“在处理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泄漏，或者是爆炸事故，我们要对风险进行实时预报。”黄顺祥说，“到底会有多少炮弹爆炸，爆炸后毒气云团如何传播、扩散、沉降，对老百姓和环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黄顺祥同时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特邀常务理事，他强调销毁日遗化武的同时必须确保对环境不造成二次污染。而化学武器的无害化处理目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多方评估。中国环保部门为此进行了大量毒理实验，并在现行环境标准外专门制定了销毁日遗化武的70多项专项环境标准。

吉林省敦化哈尔巴岭日遗化学武器销毁处

哈尔巴岭发现了日军隐藏的40万发化学毒气炮弹

污染已经发生？

这样的环境监测同时也在哈尔巴岭村进行。村委会主任孙立丰说，水利所工作人员每隔一周要来村里抽取水样回去化验，环保部门最近老来村里监测空气质量，“还监测风向”。

虽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但哈尔巴岭的村民们仍然猜疑纷纷，埋弹处死了一棵树，会被认为和化武污染有关;河里泛起黄泥，也被归因到日遗化武问题上。村民们已经不大敢吃河里的鱼了。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张福存在《日本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埋藏地调查及其污染处置方法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在很多日遗化武地区，已发现不同程度的土壤和生态环境污染。据该文介绍，1996年5月，日本派出调查团对吉林省哈尔巴岭地区遗弃化学武器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土壤采样并经中方测试发现，该处土壤已被二苯氯砷、硫化甘醇等毒剂及其降解产物污染。该埋藏点下游20km处建有哈尔巴岭水库，由于发生毒剂泄漏，对水库附近5万居民、2000多亩耕地及大量牲畜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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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学院履约事务部办公室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发表的《东北某地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调查》报告称，日遗化武主要埋在地下，有不少埋于农田，含砷毒剂或其混合物占大多数。时隔半个多世纪，大多数已变形锈蚀并严重泄漏，泄漏的含砷毒剂及降解产生的砷化物污染了周围的土壤，且污染土壤面积和数量都很大。

另一份《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污染土壤处理问题》报告则披露，土壤污染中砷含量通常超过污染控制标准的几十倍、几百倍，更高的达一千多倍。

目前发现日遗化武污染土壤面积较大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林场，另一个则是内蒙古某地旧日军的一个化学武器试验场，预计土壤污染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自1995年中日双方开始挖掘、回收日遗化武以来，已经陆续回收污染土近200噸，这只是日遗化武泄漏造成的大量污染土壤中极少的一部分。

砷及砷化合物是国际癌症研究所确认的致癌物，作为一类污染物备受关注。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砷中毒造成的种种疾病，砷中毒不仅造成农业减产，而且影响人们劳动和生活能力。在防化学院《含砷日遗化武及其降解产物的危害》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砷进入体内其毒性是一个发展行进的过程，潜伏几年到20年会癌变。

“莲花泡就是日遗化武污染的重灾区，民众深受其害。”2011年，《公共安全中的化学问题研究进展（第二卷）》刊登了来自沈阳军区处理遗弃化学武器事务办公室的宫庆的文章，据其介绍，莲花泡林场位于吉林省敦化市东北60多千米的长白山腹地，2005年至2006年，中日双方调查显示，日遗化武污染面积达3.3公顷，总砷含量超过相关环境标准20多倍。随着探测挖掘的不断深入，发现污染范围也在继续扩大，周边林木、动物、庄稼、地表水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一些日遗化武埋在村民的房基下、庭院中。更可怕的是，村民还在这里生活劳作，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林场常驻人口80余户，200多人，累计近90人死于肿瘤等恶性疾病。

2009年9月，林场30多人集结围堵赴现场作业的日本专家车队，以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化武污染处理不好可能诱发社会问题。”宫庆在该文中写道，如何清除化武污染，已成为无法回避或推脱、必须抓紧解决的重要课题。而目前日遗化武处理还只是停留在探测、挖掘与处置的单一程式中，与当地环境综合治理、乃至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衔接不紧密、不配套，化武污染难以在短期内消弭。

目前对各个零星地点回收的污染土壤采用等离子焚烧，对焚烧产物进行水泥固化后永久填埋。但对于莲花泡林场这样大面积的污染土壤，日方却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没有涉及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因此，中日双方仍在就由谁处理的问题进行磋商，目前达成一致的是先就处理技术进行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参与化武污染土壤的修复，他提出了植物修复的解决方案，选择对砷具有超富集作用的蜈蚣草、大叶井口边草、含羞草等近10种植物。他说，一旦中日双方明确了污染土壤处理的责任方，该项工作将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然而除了污染土壤问题，还有很多的水域也发现了大量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其处理也迫在眉睫。（姜华为化名）

  日遗化武销毁为何一再延期？

日方估算，在中国建造一座大型销毁工厂，包括道路、供电、安全设施在内，加上现场挖掘回收、辨认清理和开工后维持销毁工厂的正常运转，总花费至少需要5000亿日元（317.21亿元）。

一张泛黄的“战斗详报”上清晰记录着，“1939年，日本陆军毒气部队在中国北部地区使用让人皮肤和粘膜溃烂的‘糜烂剂，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剂毒气弹。”这是日军毒气部队记录毒气战详情的报告首次被发现，也是日本军方文件首次证实曾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

7月7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历史研究学者松野诚也最近找到了这份日军部队的正式报告——“战斗详报”。这份报告是侵略中国北方地区的日本毒气部队“迫击第5大队”的文件，详细记录了侵华战争爆发两年后，日军1939年7月在山西省山岳地区的战斗情况。

“战斗详报”约100页，记录着日军作战记录、炮弹使用情况、毒气弹使用命令副本等。报告还记录了目前尚未研究清楚的早期“糜烂剂”使用情况。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很难获知日本使用化学武器的全部情况。“原始数据都在日本军方那里，但为了逃避责任，日本军部二战结束前将很多数据销毁了。”国际关系学者、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说，比如731部队的一些档案也在二战结束前全部销毁，导致这支部队没有受到东京审判。

日军早在1945年投降之前，烧掉了所有相关文件，并将尚未使用的化学武器埋入地下或丢弃江河中，有的化学武器甚至混入普通武器一同缴械。迄今为止，日方并未向中国明确提供有关化学武器的情况。

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中方专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日遗化武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不完全调查和资料记载，他们认为尚未处理的日本遗弃化学弹近200万枚，各类毒剂有100多吨，遭受直接伤害的人员已有2000多人，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员和环境处于这些化学武器的严重威胁之中。

而最新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部分资料显示，日本在华遗弃的化武数量推测约350万枚、散装毒剂约150吨。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根据档案资料统计，日本从1931年到1945年共生产毒气7376吨，装填毒气弹（筒）751万多件。战败时，留在日本本土的毒剂有3875吨，其他3500多吨都在中国战场。

日本政府曾对其国内遗留的化学武器展开全面调查，2002年，日本通过询问当时的士兵和开辟热线的方式，建立了日本国内遗留化学武器地区分布图，并及时处理了国内发现的化学武器。而在中国，日本至今没有对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的数量、分布地域开展全面调查。

拖了将近20年

5月7日，哈尔滨日遗化武移动式销毁作业正式启动，第一枚化学炮弹顺利销毁。继南京、石家庄、武汉之后，哈尔滨成为第四个移动式销毁作业场，主要销毁黑龙江省内的日遗化武。

整个日遗化武处理项目原计划修建两座大型销毁工厂，后来因资金问题变成现在“一大一移动”的方式。目前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建造的销毁工厂已开始运行。

就如何处理日遗化武问题，中日双方从1991年起已交涉了近30年，仅政府层面的磋商和专家组谈判就达数百次。

“他们不是今天在拖延，而是一直在拖延。”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说，日本对中国承诺的化武销毁日期再三拖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方就曾向日本发出照会，通报中国境内的日遺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妥善处理。日方消极应对，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使用和遗弃化学弹剂。直到1995年5月在哈尔巴岭现场挖掘和实地确认，才不得不承认事实。

此后，中方同日方多次交涉，日方口头上表示尽快解决，但一直没有开始实质性的动作。至1997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开始生效，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要在10年内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同时公约明确规定，对以往遗弃在其他国家的化学武器由遗弃国负责销毁。

在此背景下，中日双方才开始举行会谈，并于1999年7月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销毁工作自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实施。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鲁义称，这一阶段，日方工作主要是探索和研发无害化处理技术，对已知日遗化武埋藏点进行清理、挖掘和回收，提前应对不能如期履约的可能性。

依据公约对销毁时限及数量的规定，日方应在1999年建成必要的销毁设施并完成相关试验，10年内即2007年4月全部销毁。日方虽派人赴中国调查、挖掘、回收化学武器，但迟迟未启动销毁工作。按照公约，销毁任务不能完成，经当事国双方协商同意可延期，最长不超过5年。

2006年7月，日本申请将其销毁时限延长至2012年。“但到2012年，他们又没有处理完，时间还是不够。”赵聆实说，日本都已经拖了将近20年。

一直以来，日方作业严重滞后。2011年9月，中日双方就处理日遗化武逾期问题举行多轮磋商。日方承诺继续履行义务，双方制定了销毁计划。在此基础上，日方又提出将销毁时限再延长10年，也就是2022年4月29日前完成。

日方再三拖延，国际裁军协会滕建群教授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是技术上的限制，处理这些武器要有特殊场地、特殊装备，这些装备日本近几年才运到中国;第二，销毁化学武器需要大量资金，从目前中日达成的协议来看，日方资金还没有到位;第三，这批化学武器数量大，销毁需要一定时间。

销毁资金是一笔天文数字

化武的销毁，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前销毁化学武器不仅技术复杂，耗资也相当惊人。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北海道发现26枚化学弹剂，最终的处理费用据称高达8亿日元（目前约合人民币5100万元，下同），平均每枚弹剂花费了3000万元日元（190万元）。而日遗化武数量巨大，销毁资金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据日方罗列的“清单”显示，2000年9月，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销毁893枚毒气弹，共花费13亿日元（8200万元）;2010年在南京销毁毒气弹3.7万枚，耗资35亿日元（2.22亿元）;2003年9月，在石家庄清理52枚毒弹，三周时间的经费预算达到2.8亿日元（1800万元）。

1997年，日方估算，在中国建造一座大型销毁工厂，包括道路、供电、安全设施在内，加上现场挖掘回收、辨认清理和开工后维持销毁工厂的正常运转，总花费至少需要5000亿日元（317.21亿元）。

哈尔滨日遗化武销毁设施

为减少财政支出，日方还试图让中国承担更多工作以节省开支。日本曾力促中国同意在敦化市周边建设销毁工厂，利用城区已有的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减少支出。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殷燕军2010年曾估算，销毁全部日遗化武总预算将超过千亿日元，他对日本政府是否有决心和能力解决全部遗留化学武器的问题表示质疑。

距离2022年的最后时限不到三年，从目前日方的作业进度分析，鲁义对日方能否如期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依然表示担忧。

而现在，日遗化武埋藏时间越久，诱发不稳定的因素也就越大，销毁任务越紧迫。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说，日遗化武其实也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但……在日遗化武这个问题上，（目前）中国一直被动。

（田野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