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宏远

【摘 要】《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17年文学”中仅有的3篇小说的合集。他将人本理念融入小说创作当中，小说叙事延续了现代文学中的抒情小说传统，冲淡平和的小说叙事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小说创作政治色彩浓厚的时代特点，为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汪曾祺;《羊舍的夜晚》;十七年文学;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7-0229-02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有了相对的自由，汪曾祺这一时期创作的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中的生活描写与他40年代后期的乡土创作一脉相承，上述三篇小说中流露出的创作风格与20世纪60年代“写中心”、表现“尖端题材”的主流文学背道而驰，《羊舍的夜晚》抛开了主流文学创作中的“先验式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定性”[1]（P155），以人文主义为基点，用人性化和人情化的眼光，丈量小说中的“时代英雄”，凸显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人物”，小说中洋溢着生活的情趣，摒弃了带有时代特色的政治说教，是底层劳动者人性的自然流露，给当时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些许清新与柔和的气息。

《看水》中的小吕答应组长大老张独自看一夜水的原因是“自己是果园的人，若是遇到紧张关头，自己总是逍遥自在，在一边作个没事人，心里也觉说不过去”。“无论如何，小吕也是个男子汉，你总不能叫两个女工黑夜里在野地里看水！”[1]（P359）安排小吕去看一夜水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看水》叙述的排除险情、深夜遇到狼等内容也不禁让人对小吕这个小工心生敬佩。为使王全“偢”的性格更加丰满，小说从王全向新来的刘所长自我介绍名字“偢六”开始，叙述了王全向台上的演员要抽烟的火、指导“我”如何使用锹、不分青红皂白提意见等一系列能表现其“偢”的事情，这些令人发笑的日常小事将王全的憨傻个性表现得更加鲜活。

描写四个孩子的故事的小说《羊舍一夕》，发掘出了孩子的美好品质，“用‘人情的眼光发现四个农场少年内在的优良品性……全篇摒弃说教，洋溢着生活情趣……是劳动者人性的自然流露。”汪曾祺在这三篇小说中，通过日常的生活琐事描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

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创作受政治影响程度很深，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创作多遵循“阶级斗争”这一时代创作主题，小说人物带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小说叙事多呈现报告文学的特征。但汪曾祺60年代仅有的这三篇小说的叙述风格与“阶级斗争”这一60年代文学创作原则相悖，小说故事生活化、片段化，他将小说的发生背景混沌化，从底层人物的生活片段着手，以生活中的小事塑造人物形象，发掘底层小人物的闪光点，通过片段式的叙事表现政治光芒下的美好人性与人文关怀，小羊倌丁贵甲，是个自小在留孩家长大的孤儿，他吃了不少苦也遭受了不少折磨，成长也受到大家关注，他在大家的关注下像个小马驹一样长成姑娘嘴里“长得很俊的傻孩子”，留孩的母亲（丁贵甲的奶母）张罗着给他寻一个对象。十四岁的小男子汉小吕带着“两个人做活养活五个人”[3]（P323） 的责任观到果园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帮助父亲扛起养家的重担，即将去炼钢的老九专心致意为小羊倌留孩编了一条鞭子，羊倌丁贵甲外出找羊之前为奶弟留孩准备好小人书……这些点滴朴素的日常叙事都显现了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的互相关爱。

《看水》中的工人老李叮嘱初次看水的小吕“没关系！这水流了几天了。渠沉住气了，不碍事！你不要老是这样跑来跑去。”这让初次看水的小吕略显安心，陈素花给看了一夜水的小吕带了焖烂滚熟的甜菜，催促他吃完赶紧去休息，捆扎葡挞条的挥美兰看到小吕也是“你来干什么？不睡觉！”民众之间的温暖关怀在汪曾祺这些极其常见的生活描写之自然流露，睡着了的留孩“身上的被子也不知道是谁给搭上的”，王全在耐心地教“知青”农具的使用方法的同时，一句“我多上十多掀，就有了你的了，当真指着你来干活呐！”道出这个北方农人对城市知青朴实真切的关心。

汪曾祺60年代这三篇小说中，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叙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怀。在塑造这些小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流露出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汪曾祺委婉地将这一时期主流文学中盛行的对党的颂赞糅合在自己风格独特的小说创作当中，同时也较好的延续了他40年代初步形成的冲淡平和的乡土小说叙事风格。

汪曾祺60年代游离在“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之外的这三篇小说内容饱满，情感细腻，叙事手法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技法冲撞融合。小说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以回忆性的视角讲述了王升的故事，颂扬视牲口为孩子的喂马人王全、羊倌丁贵甲等底层劳动人民，同时借王全打王升这件事情，委婉地表达了对王升这个投机取巧的劳动人民的批判。汪曾祺对劳动人的批判描写在极力颂扬劳动人民的60年代小说创作中，带有明显的“越轨”意味，是当时文学的一大突破。

20世纪60代的文学作为“17年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强调颂扬劳动人民，但仔细品读汪曾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小说中呈现的审美趣味与主流美学颇有差池，他8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在沿用60年代的审美内核的基础上，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进行了适当调整，是他40年代初步形成的独特小说风格的延续，这一小说创作风格上的延续解释了《羊舍一夕》与《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美学追求上的相似性。汪曾祺这一时期的三篇小说中延续了他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模糊化背景，在小说中以典型的事件或细节暗示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让读者通过暗示建构小说的发生具体时代背景。汪曾祺小说中的细节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笔下精心掩盖的秘密往往是通过细节透露出来的，小说主人公王全干活用的是全所闻名的“跃进锨”和“跃进车”，亲历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生活的王升“下班后的事情就是捣鼓吃的，食量奇大，一顿饭能吃三斤干面。而且不论什么时候，吃过了还能再吃。甜菜、胡萝卜、蔓菁疙瘩、西葫芦，什么都弄来吃”。[3]（P353） 組长大老张、小吕父亲的工作单位是生产队、老九是一名光荣的炼钢工人、这些潜在的时代标志词暗示了小说展开的时代背景，在这一虚化的背景当中，王升作为饥饿时代的亲历者，爱吃、偷吃、偷食材，因为克扣牲口挨打，王全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人，在时代观念的影响下逢人便说自己的眼睛是党治好的，提议改种黑豆等行为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都是在混沌时代背景之中展开，叙事中借标志性的时代事件，暗示小说事件的生发的时代背景，透过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现人物性格，这些独特的小说呈现共同构成了汪曾祺60年代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档”期“接续了半个世纪前，京派将重铸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涵化在对传统中国民俗乡风、人生百态的蕴藉描写之中的写作路数。”[1]（P142）汪曾祺60年代的这三篇小说依托独特的乡土生活叙事，塑造时代英雄，表达时代观念，获得了更加清晰的洞察社会历史的视角，衔接现代与当代的抒情小说传统，弥补了五十年代小说的创作缺陷，并将这一抒情传统注入新时期以来的“寻根文学”探索之中，极大地冲击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的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以底层民众的生活描写反映历史的真实，透过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叙述呈现时代错位的悲喜剧。

参考文献：

[1]崔荣.京派作家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雷达.论汪曾祺的小说[J].钟山，1983（4）.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全编（第二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王彬彬.“十七年文学”中的汪曾祺[J].文学评论，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