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威

【摘 要】《四个春天》以时代缺失的人文关照和现实关照为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情感能量。其展现的极具原生美感的慢生活图景成为了受众心中理想家庭的投射，以此实现了情感突围。作为私纪录片，它不仅陷入天生的伦理困境，还因其商品的身份为私纪录片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

【关键词】《四个春天》;私纪录片;伦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7-0100-02

《四个春天》取材于“北漂”导演陆庆屹每年回家拍摄的家庭日常，时间跨越了四个春秋，是国内首部公映的家庭私纪录片。导演并非科班出身，整个拍摄过程也仅靠一架单反相机来完成。影片中展现的富有诗意的生活图景令人感动、怀念和向往，也引起了受众对于家庭、亲情、爱情等社会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一、温柔的救赎：时代焦虑下的情感突围

当下网络语境对原生家庭的讨伐正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家庭意象的温情内核正在发生嬗变。家庭意象的式微并非是近来才有的趋势，温情神话在后现代的破灭使得家庭成为越来越多人逃离的对象。在焦虑、怀疑的时代情绪下，《四个春天》再一次触及到人们心中的柔软，让家庭重新回归温情。《四个春天》无疑也成为了受众心中理想家庭的投射。

（一）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艺术流淌在陆家人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在影片的开头，余姨妈到家做客，与大家回忆起平塘对歌的场景，当场就唱起了贵州独山当地山歌，“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两句更是语出惊人，仿佛唱响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旋律。父亲一人精通小提琴、二胡、锯琴、笛子、萧等十余种乐器，还爱好书法和摄像;母亲则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唱花灯天后”。他们在吃饭时、上山摘野菜时、缝补浆洗时都会唱起歌来，父亲会在深夜的天台拉起小提琴，母亲还会在下山的路上起舞……歌声同样还会响起在病危的二伯和姐姐的病床前，艺术对于他们已不仅仅是一种消遣的手段，而是參与建构他们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的重要主体。艺术成为了他们日常沟通的语言，真正地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感染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亿万个中国家庭而言，美育常常是缺失的。艺术能够跨越甚至消弭人的差异和阻隔，但它往往会让步于更现实的客体，这种平凡中流出歌来的生活对观众来说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遥远。

（二）相濡以沫的父母爱情。归属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宰制着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婚姻，在新时代爱情逻辑的语境下，很多婚姻都被看作是“无爱的将就”。特别是受到社会化媒体环境涵化的年轻人更是对爱情这一亘古的命题丧失了信心。《四个春天》中的父母爱情则为我们还原了纯粹爱情的本真样貌。两人在母亲十八岁时牵手，至今已携手走过五十多个年头。老一辈中国人总会给人留下含蓄、保守的印象，但影片中的两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却会毫无顾忌地表达对对方的称赞和爱意。两人互相给彼此理发，父亲给做家务的母亲喂饭，喝交杯酒时母亲调皮地嗔怪，两人对于婚礼细节如数家珍，面对面用微信语音聊天打趣……片中的一个长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冬天的夜晚，父亲在一个屋里操作电脑，母亲在另一个屋里缝纫，脚下还跟着父亲的歌声打着拍子。父亲和母亲的爱浸染了他们婚姻生活的表面和内里，是一种可以跨越空间、与时间对抗的强大的情感力量。

（三）难能可贵的生命状态。在利益至上的商业社会中，个体难免会被资本和欲望裹挟。都市代表着摩登和便捷，但都市生活的另一面是资本压榨、效率崇拜、缺乏人文关照的商业逻辑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人生存意义的异化。把目光转向乡野，我们感动地发现片中的父亲和母亲还能将生活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在这片土地上“诗意地栖居”。“好玩”“安逸”“闹热”是两位老人的口头禅，无论是摘花椒，还是熏香肠，他们都能由衷地赞美生活的恩赐。让自然成为人和谐居处、观赏、享受生存的环境和对象是实现“人的自然化”的首要路径[1]。陆家房子的天井像是他们和自然的沟通的媒介，父亲和母亲会为雏燕的第一次展翅欣喜，会为寒雨中的蜜蜂担忧，在山林之中听松涛飒飒，在晾菜时感叹自然的清香，在平淡的午后品读树影婆娑……劳动对于他们已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显现[2]。他们乐观而又坚忍，永远对生活展露出热情。姐姐的离世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第四个春天到来时，父亲和母亲再一次来到女儿坟前，他们种下的桃枝已冒新绿，两位老人撑着伞眺望远方，再次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圆舞曲》，他们在巨大的悲痛中完成了新的生活秩序的构建，也成就了全片最动人的一个永恒的瞬间。

二、天生的枷锁：私纪录片伦理的旧题与新愁

私纪录片常常将镜头对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且并不隐匿“我”的存在。私纪录片作为具有强烈个人表达的自我书写，用影像公开自我隐秘的私人空间，使其生来就带有伦理和道德的争议。日本原一男的《绝对隐私性爱：恋歌1974》、徐童的《麦收》等纪录片都曾因拍摄伦理或传播伦理的失衡而遭受道德指谪。在私纪录片中，“我”的介入也使得创作者具有了双重身份，“我”的立场不再中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冲破了原有的“真实观”，模糊了纪录影像的真实性。

《四个春天》是导演陆庆屹送给父母的礼物，目的是记录下父母的生活与爱。这符合大部分私纪录片的创作意图，即以影像为介质，表达或反思自我，分享自己隐秘的个人世界。然而，《四个春天》在伦理问题上有其独特性。陆家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家庭录像的习惯，每个家庭成员对于镜头都十分熟悉，这大大削弱了镜头的“侵入性”，再加之不可比拟的家人之间的默契，能够保证影片的真实感，也降低了创作时的伦理压力。但该片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片中有大量父母和姐姐的镜头，却遁藏了“我”和哥哥这两位家庭成员，在第一个春天后，“我”几乎就消失在了镜头中，“我”多数时间的观察者视角也让整部影片看起来像多幕家庭情景剧[3]，难免会再次引发有关真实性的质疑。

电影中戏剧化、艺术化的表现能够引起手中的共鸣[4]。毫无疑问，第二个春天中姐姐病逝是全片最具戏剧张力和伦理争议的片段，但导演对于该片段的处理极为克制、优雅和冷静，跳出了相当一部分私纪录片“炫耀不幸”“消费苦难”的怪圈，给人以沉默的震撼，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伦理纠葛和道德争议，这也为以后私纪录片伦理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新的参照。

私纪录片天生的伦理困境就决定了其极为有限的传播空间，一般的私纪录片传播渠道也仅限于电影节、独立影展等民间规模较小的放映活动。学界在探讨私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时，尽管会考虑到数字时代的网络传播，但往往不会考虑院线上映的可能。《四个春天》是国内首部公开上映的私纪录片，尽管导演创作时并无此意，但个人隐私空间暴露于大众视野的事实已然使得该影片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上映的影片是文化工业中的一个商品[5]，而影片中的亲人是否成为了创作者献祭给商业的对象？《四个春天》无疑给私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诘问。

不同于家庭私纪录片常见的“揭伤疤”式的创作，《四个春天》用真诚凝视生活，扑拙但自然、真实的影像宛若一涌清泉，唤醒了国人沉寂已久的审美反思和对温柔、达观的家庭精神气质的向往，具有极强的社会学意义。作为国内首部公映的私纪录片，它一方面探索了困扰私纪录片已久的传播途径的新可能，另一方面也招致了更加暧昧的伦理和道德争议，这或许会给今后纪录伦理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徐紫薇，薛芳芳.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生态美学视域下人的解放[J].大众文艺，2019（05）：228-229.

[2]徐立虹.《四个春天》：用爱雕刻时光[EB/OL].https：//mp.weixin.qq.com/s/TiSOgUuC3IS7ysxv0wY3XA.

[3]孙红云.真实的家庭剧——评纪录电影《四个春天》[J].当代电影，2019（02）：18-20+177-178.

[4]黄霁风.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J].东南传播，2019（01）：40-43.

[5]曹琴，王妍蓉.跨媒介改编与媒介经济学——以综艺电影为例[J].今传媒，2018，26（11）：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