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冰玉

【摘 要】电影《发条橙》是导演库布里克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曾经受到英国政府和民众的抵制与责难，也曾经获得众多奖项。观众和影评人津津乐道于分析作品的夸张怪诞风格，古典音乐的使用以及多层的意蕴主题，但鲜少人将库布里克的电影作品与其原著小说英国作家伯吉斯的《发条橙》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以暴力阐释为切入点，从影片对于小说暴力的呈现与改编透析暴力背后所展现的深层主题，并力图超越文本分析，解读电影改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历史语境。

【关键词】《发条橙》;电影改编;暴力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7-0078-03

暴力，是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所带有的文化原罪。它象征着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体之中，更广泛存在于社会、国家、历史之中。可以说，暴力是一种天然的不稳定因素，它带来矛盾、冲突和伤害，历来为人们所反对和谴责。但与个体暴力不同的是，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中另外一种合法的、组织化的暴力，它管控和约束着社会的秩序与发展。与暴力相关的革命、战争与国家机器更是被认为是推进现代社会进程的一种合法力量。正如鲍曼所说：“现代性使其自身合法化为一种文明进程，这种前进的过程使粗俗变成文雅，使残酷变成善良，使无教养变成有教养的……文明进程所关注的不是有关暴力的根除而是暴力的再分配。”[1]所以，暴力在现代社会之中是作为秩序与反秩序的力量同时存在，也是现代社会具有的最根本的性质之一。

而暴力本身所蕴含的视觉特性，与电影“视觉优先原则”不谋而合，使其成为电影最早、最持久也最引人注目的主題之一。“暴力是电影在美学上的一个主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动潜伏的还是主动积极的，每一次具有创意的行动的核心和本质都充满了暴力，即便它在遭到否定的时刻。电影是一门和暴力紧密相连的艺术。”[2]由此延伸而来的暴力美学更是成为电影研究的重要命题。电影《发条橙》正是一部充斥“暴力”的电影作品，英国内政大臣莫尔丁甚至以这部影片“会给英国带来暴力为由”拒绝这部影片在英国放映。而在美国，这部影片却受到观众的欢迎，获得多项大奖的提名。更引人深思的是，英国作家伯吉斯的原著小说在英国大行其道，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小说和电影究竟为何会受到如此分别的待遇？本文将以暴力为出发点，通过电影对原著的情节改编，电影和小说所展现的深层次的暴力隐喻，以及电影、小说与英美两国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来讨论电影《发条橙》对小说的改编，探析电影与小说背后真正的“暴力指涉”。

一、外在呈现——暴力的美学风格

在电影《发条橙》中，暴力不再只是血腥残忍的动作展现，导演库布里克为小说中的暴力内容塑造了华美惊悚的美学风格，使得暴力去除了血腥化和恐怖化，呈现为新奇与游戏的娱乐特征，暴力表现为一种具有特殊美感的表达方式。

首先，导演将小说内容呈现为一幕幕华丽的舞台剧电影，奇特新颖的服装造型和空间设置更加彰显了影片的虚拟感与娱乐感，弱化了小说的真实感。电影开头的奶吧在小说中完全是现代酒吧的模样，“柯罗瓦奶吧是个奶杂店……三面墙边都摆着这种又长又大的豪华座位，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已经烂醉如泥”[3]，但在电影中，整个空间以一种震撼夸张的舞台风格进行展现，冷色的光调，赤裸的女体雕像做成的桌子，以及主人公夸张且仪式化十足的装扮都带有暴力与性符号的暗示与隐喻，使得小说中的暴力内容外溢于空间之中，营造出一种暴力、怪诞与华丽舞台相结合的神秘氛围。不仅在奶吧，导演还对主角艾利克斯的卧室以及“猫夫人”家中都进行了改写。如在小说中关于艾利克斯卧室的描述是“这里有我的床铺和音响，是人生的骄傲，唱片放在橱子里，墙上贴着各种旗帜，都是我从十一岁以后进教养学校生涯的纪念，亮闪闪的，印有名称或数字：‘南四、‘城市科斯可蓝旗处、‘优等男孩。”[4]由此可以想象出这只是一个普通男孩的卧室，但在电影中，卧室里冰冷的宠物蛇，大敞双腿的裸女图像，全裸的复制耶稣雕像，充满金属质感的装饰品都从侧面凸显出亚历克斯“恶棍”式的人物形象，也使其成为充满暴力隐喻的象征空间。

其次，导演将影像与音乐相结合，利用影像节奏的变化，将暴力营造为一种舞蹈式的美感表演。正如影评家所说：“音乐在小说《发条橙》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电影《发条橙》中则是上帝。”《女皇玛丽的葬礼音乐》《贼鹊》《雨中曲》《威廉退尔》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古典音乐本身的崇高与随之而来的暴力行为使得影片交织着文明与暴力，典雅与血腥。这不仅丰富了主角亚历克斯的人物形象，而且使得音乐成为重要的意象象征，更使得暴力行为本身成为一种可欣赏的美学表达。在电影中，小混混亚历克斯闯入作家家中时一边高唱《雨中曲》，一边舞蹈，殴打作家，强奸他的妻子。《雨中曲》音乐和与之相对应的动作使得恶劣的暴力犯罪行为演化成为富有杂耍性质的舞台表演。小混混之间的械斗也紧随音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来，且导演根据音乐节奏升格电影人物的动作，械斗的暴力行为也成为缓慢唯美的动作舞蹈，暴力不再仅仅是肢体伤害和动作展示，而成为了一种典型美学风格的演绎。正如导演库布里克所说：“电影第一部分包含的大部分暴力场景主要是依据罗西尼的《贼鹊》前奏曲展开的。而且非常宽泛的讲，你可以说暴力情节变成了舞蹈，尽管他当然不是什么正式的舞蹈。”[5]所以，在外在呈现上，导演库布里克利用空间和造型设计，辅之以音乐节奏，把小说中血腥残酷的暴力行为呈现为华丽怪诞的美学风格，加重了虚拟感与娱乐感，弱化了暴力的真实与残酷。

二、内在改编——暴力的两副面孔

英国电影理论家克莱·派克将改编方法分为三种，分别是严格遵循原著的忠实性改编、保持原作叙事核心的选择性改编和把原著看作一种原始材料的大幅度改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库布里克对原著小说进行了忠实性改编，为原著穿上了华美的影视外衣，塑造了惊悚荒诞的美学风格。而笔者在此提出异议，笔者认为库布里克对原著的改编不仅体现在美学风格的演绎上，而且其对情节的删改也使得原著和小说的暴力指向大为不同，从而使其成为两部价值迥异的经典作品。

首先，电影增加了对政府、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的表现。电影用将近5分钟的时间详细表现了主角亚历克斯进入监狱之前所受到的规训过程，如始终被警告站在黄线之外，勒令拿东西要轻拿轻放，名字变为了代号，严苛的身体检查，这在小说中是没有被提到的。导演库布里克增加这一情节的目的显而易见，即彰显监狱等权力机关的专制性与其对人性的泯灭。其次，导演将亚历克斯个人暴力的篇幅大幅度的减少，如删去了书中亚历克斯与其同伙欺负老人以及在监狱中将意图侵犯自己的犯人打死的情节，并对亚历克斯施行暴力的场面进行美学渲染，弱化了个人暴力的危害。最后，导演对于影片结局的选择也能感受到导演的思想倾向。小说一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美国书籍版本的结局，亚历克斯在被逼自杀之后引起舆论热议，政府为了收拢民心，将亚历克斯的“洗脑”治愈，个人暴力终被国家暴力收编。另一个则是在英国所发行的结局，亚历克斯在经历了青春期长大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明白青春不过是“动物习性的演绎”，是只会横冲直撞的“发条橙”。导演承认自己在未完成剧本之时看到了第二十一章，也就是亚历克斯长大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但他认为这个结局与整部书的风格不符，并没有考虑过使用这个版本。而这样的选择无疑与小说中的暴力根源区别开来，使得小说与电影中的暴力呈现为相异的两副面孔，小说中的暴力根源指向青春的动物性演绎，而电影则将其指向国家的专制主义。

作家伯吉斯在《再吮发条橙》中写道：“无谓的暴力是青春的特权，因为青少年能量充沛，却没有从事建设性的才能。其精力必须通过砸电话亭、偷窃并破坏汽车来发泄。”[6]小说中的第二十一章正是将暴力指向了“青春”这一特殊的时期。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们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精力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话语权被成人所压抑和剥夺，所以这段时期是一个渴望得到关注和认可，但却屡屡被忽视的尴尬时期。意大利作家莫利亚克曾经说过：“你以为年轻是好事吗？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玩笑》中也曾经写道：“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7]所以小说的结局将暴力指向了青春主体发泄剩余能量的途径，指向青春期成长的必然道路。而在电影《发条橙》中，影片在亚历克斯的“我痊愈了”的喃喃自语中划上了句号，这虽然象征着“洗脑疗法”的人性專制被治愈，但却以更加讽喻的方式展现了政府对于舆论的操纵与控制，个人的暴力选择也最终归顺于国家暴力，被国家暴力所收编。总的来说，小说版本的《发条橙》如同文字版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阳光灿烂的日子》，着重于表现青春压抑期的尴尬，无意识模仿与无由来的暴力。而电影版本的《发条橙》则更像是电影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着重于对国家暴力与专制的讽刺，是有关反乌托邦精神的意志书写。

三、背景探析——暴力的社会根源

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8]为何暴力在电影与小说中指向不同的根源？为何电影《发条橙》在英国遭到民众抵制，导演库布里克甚至因此收到死亡威胁，但在美国却受到群众欢迎，获得多项大奖提名？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作者和导演自身的道德选择，更与当时英美两国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在英国，青少年犯罪一直是当地政府和民众备受困扰的社会问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动乱，英国人在精神上也在受到重创，经济恢复缓慢。而脆弱的青少年在颓废的经济面前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由于政府教育体系的不完善，许多青年在完成初等教育之后就不再接受教育，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但刚出校园的青年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缺少技术和工作经验，不被市场接纳。所以，许多青年都沦落为游手好闲之人，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一方面精力旺盛，却没有工作，另一方面对社会与政府极为不满，积怨已久，往往会采用犯罪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与不平。英国文学中“愤怒一代”也是在此时形成，旨在表现当时的青年一代对于国家和社会现状的不满。而《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正是青少年犯罪事件的受害者。1944年，伯吉斯在外地服役时，他留在伦敦的妻子遭到上门的青少年的抢劫与殴打，导致正在怀孕的妻子不幸流产，至今无法恢复心灵和肉体上所受到的伤害。所以伯吉斯在书中写道：“对对对，就是这样的。青春必须逝去，没错的。而青春呢，不过是动物习性的演绎而已。”[9]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分别采用改良主义（建立青年机构，改变青年人价值观）和强制主义（用判刑来严加管控青年人）两种方式来改善青少年犯罪情况。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由政府大幅度地去干预青少年的生活来实现。而电影《发条橙》将暴力的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的专制暴力干预了人性的自然成长，使一个独立的人沦落为机械呆板的“发条橙”。这样的电影如果受到青年人的推崇，无疑会使英国国内的情况雪上加霜。所以，无怪乎英国内政大臣莫尔丁会说担心这部影片“会给英国带来暴力”。

而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进入了冷战时期。由于西方媒体大力鼓吹苏联和中国的“红色威胁论”，致使极右的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泛滥，大批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遭到迫害，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保守主义，人人自危。就在这个政治压抑、思想受制的年代，“垮掉一代”中的青年人冲破沉默的气氛，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堕落、吸毒、滥交、暴力、反传统、反权威……成为“垮掉一代”的代名词。“这些为传统价值观念所不容的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的边缘人物逐渐形成了一个向主流社会挑战的亚文化群体。他们受到各种压制和打击，在监狱中进进出出，但依然我行我素，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战、冲击和解构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10]这些青年人追求个人独立、思想自由，对集体主义与政府权威嗤之以鼻。尤其是五十年代末越南战争的爆发，更加重了他们对于集体与政府的幻灭。电影《发条橙》中的主角亚历克斯毫无疑问就是“垮掉一代”形象的化身。他的身上具有“嬉皮士”的典型特征且追求天性自由，他的经历则更能引起“垮掉一代”的共鸣。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判入狱，却被政府以“洗脑疗法”丧失了作恶的能力。虽然最后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将亚历克斯治愈，但亚历克斯却真正地丧失了个人自由，被政府当作舆论工具攻击不同意其观点的民主派人士。亚历克斯最后的一声“我痊愈了”隐喻的则是“我归顺了”，暗示真正的危险在于政府的暴力专制。所以，影片中暴力的美学化使得个人暴力呈现美学化的表演展示，情节的改编都使得政治暴力压倒个人暴力，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亚历克斯的形象也与小说中的“危险人物”“青春主体”大相径庭，成为高压政治下的受害者，压抑社会中的反叛者。

电影《发条橙》和小说《发条橙》都以“暴力”为阐释主题，但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却将暴力的根源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小说将暴力归结为“青春的动物性演绎”，并暗示这种暴力冲动终将随着青年的长大成人而消失。电影却将暴力指向了政府专制，揭露政府民主的伪善与强权的危害。而透过作品中的道德选择，看到的则是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真实的心理状态与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英]乔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59.

[2][英]米歇尔·穆尔莱特.电影理论新发展[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25.

[3][英]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9.

[4][英]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51.

[5][美]吉恩·菲利普斯.我是怪人，我是独行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40.

[6][英]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8.

[7][捷]米兰·昆德拉.玩笑[M].景凯旋，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0：88.

[8][美]布里恩·汉德森.《搜索者》——个美国的困境[J].戴锦华，译.当代电影，1990（3）.

[9][英]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78.

[10]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