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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主题的理解

2019-11-05秦臻宇

祖国 2019年18期
关键词:爱情诗朱熹

秦臻宇

摘要:在《诗经》解读史上,朱熹的《诗集传》是一部出类拔萃的巨著,它不但承袭前代的释义传统,而且拥有自己强大力量的创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诗经》研究。本文从《诗集传》的角度,客观品评其对婚姻爱情诗的理解。《诗集传》是宋代对诗经研究集大成的作品,一方面体现了朱熹的理学观念,另一方面反映了朱熹“以诗解诗”的解读《诗》的方法。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朱熹自身读诗的感悟的影响下,《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的解读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一是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把男女爱情诗理解为“淫诗”; 二是认可婚姻爱情詩的主题,肯定男女感情,不用理学进行过多的阐释。《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主题的不同理解,从侧面反映了朱熹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

关键词:《诗集传》   朱熹   爱情诗

一、《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主题的不同理解

在《诗集传》中朱熹对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诗进行了批判,但是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主要的理解有以下的两种表现:

(一)把婚姻爱情诗的主题归结为“淫诗”

《诗集传》中对婚姻爱情诗的主题第一种理解是 “淫诗”。在《诗集传》中,有约20首诗被朱熹归结为“淫诗”。在被朱熹归结为“淫诗”的作品中,以《郑风·有女同车》为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确实有些有悖伦理的意味。“言所与同车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叹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2]。这里明显的是一个花心的男子难耐寂寞的内心独白。斥其为“淫”也不过分。而对于其他的诗而言,大部分是单纯女性渴望追求爱情的感情抒发罢了。有的女性坚守自我,坚定的追求不被社会看到的爱情,如《郑风·将仲子》朱熹引莆田郑氏言曰:“此淫奔者之词”[2]。如《郑风·风雨》:“风雨晦明,盖淫奔之时。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2]。《郑风·子衿》:“此亦淫奔之诗”。有的女性抒发自己对丈夫忠贞不渝的感情,如《郑风·扬之水》,却被朱熹总结为:“淫者相谓,言扬之水,则不流束楚矣”[2]。有的男女合法合情的约会游玩活动,如《郑风·溱洧》,朱熹称之为:“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2]。连《卫风·氓》的女性也不能幸免,朱熹以为:“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与之谋而不遂往,又责无以难其事,再为之约,以坚其志,此其计亦狡矣”[2]。这个女性的形象不过只是强烈追求自己的爱情。在朱熹眼中,她的爱情行为居然也是“淫奔”。

(二)认可婚姻爱情诗的主题

还有一部分诗,被朱熹称为:“男女相悦而想念之词”[2]。如利用比喻手法,表达作者爱国自忧之情的《邶风·柏舟》,朱熹认为:“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为舟,紧致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2]。如投桃报李男女幽会互赠礼物的《卫风·木瓜》,朱熹认为:“亦男女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2]。如向往爱情生活,直言赞美爱慕男性的《郑风·叔于田》,《诗集传》认为:“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2]。还有写情侣在良辰美景幽会,游玩在市井之间的《陈风·东门之枌》:“男女相与道其慕悦之词”[2]。如表达男女约会期间,所爱之人久候不至的惆怅和焦虑之情的《陈风·东门之杨》:“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2]。再如咏月思人,抒发思念之情的《陈风·月出》:“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词”[2]。朱熹并没有对以上的那些爱情为主题的诗中,进行过度的解读和附会,他也将那些诗的主题归纳为男女爱情之诗。

朱熹思想的变化是出现这种认识的直接原因。随着朱熹思想的不断改变,《诗集传》经历了多次的修正,朱熹独特的“以诗解诗”的理解方法也影响到了他对爱情诗的重新认识。朱熹自言:“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三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觉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6]事实上朱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汗牛充栋的学识和文学修养,站在他理学思想的背后,这让他在对《诗经》进行解释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向作品的本意靠近。

从诗经的表现内容可以看出,部分诗作的抒情主人公是男性。如《郑风·野有蔓草》,诗中的主人公是男性。还有少数几篇的主人公是女性,如《王风·丘中有麻》:“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女主人公抒发了自己对爱情的单方面的追求也并未被归结为“淫“诗。这些诗作中的女性在爱情活动中,缺乏主动性,并不十分积极。说明,只有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其情爱活动才是被朱熹认可的爱情方式。

二、《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的主题出现不同理解的原因

朱熹在《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的主题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有受理学礼教观念影响下的“淫诗说”,还有肯定了诗经男女爱情的解读,实际上《诗集传》中归纳的“淫诗”和婚姻爱情主题诗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甚至有一些是同一类型的诗,而诗本身的内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此种模棱两可的解读,应该绝非朱熹一时之误,而有着其他深层次的原因。钱穆先生曾说过:“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其实,这种自觉的精神,正是读书人心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在政治层面就是对社会稳定和统一的呐喊。但是积贫积弱的情况,用一剂咖啡是不足以让世人清醒的。但是,勇者总是勇于尝试。王安石等领导的新法改革,就是这一剂微不足道的咖啡。即便失败了,对于整个浑噩的政坛还是起到了警醒作用。政治上需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所以朱熹对于《诗经》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政治服务。

在经济层面,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学也在不断筹谋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难以顺应新的时代,这时候出现的“理学”的思想,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讨论社会而非“形而上”的名物训诂。儒学只有借助“理学”的外衣才可以更好地应对佛、道思想的挑战,才可以让人们借助儒家经典发挥思想的作用,才可以进一步完成思想解放,才可以更好地反作用于经济。

宋代理学也被叫做新儒学,其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读书人如何对道德理论的实践到达“天人合一”的境地,旨在让人们服从整个社会,个人的价值经过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发挥。格物致知是理学强调通过思想顿悟,从而取得对事物实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下社会思潮的反映,更是封建社会思想进步的表现。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圣人”不但是读书人在艰苦奋斗中所追求儒家的理想目标,而且必需要以诚待人,踏实肯干、无条件服从整个社会,理学于是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理学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在文化方面,首先理学思想和文学修养的冲突。朱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对儒家经典的集注灌输本人的理学世界观,建立了一套以“理”为最高准绳的思想体系。“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朱熹的理学思想,强硬的回应了佛、道思想的挑戰,而且预示着儒、道、佛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它以儒学为根本,融合释、道思想,把理和人伦物欲本质相结合,而朱熹作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向往看成人欲,又创新的把伦理纲常和禁欲主义合二为一。所以,他对《诗经》解读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了理学观念的影响。男女之间情爱的欲望,首当其冲的成为理学所打击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婚姻爱情主题的诗歌与“理学”思想在《诗集传》中相遇,这些诗歌自然而然就成了所谓的“淫奔之诗”。

其次从文学修养方面来讲,“少时擅长诗赋”的朱熹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渴望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感情,虽然肩负传承理学的重任,但他并没有像二程那样不近人情。思想家的本质,就是传播思想,笔耕不辍。他的文学作品虽然有一部分与宋代理学家一样扛起了传播理学的大旗,但是,朱熹终究还是社会中的一员,他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他深厚的文学修养让他不得不还原作品的本真,于是他感受到了《诗》里的最纯真的男女感情。朱熹的思想在理学,和文学修养的矛盾之间挣扎,《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主题的理解,反映出了朱熹思想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朱熹对《诗》进行解读时的局限性就是这种矛盾导致的,但还是在文学修养的影响下,看到了《诗经》婚姻爱情主题诗的纯真含义。这为《诗经》爱情诗的解读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诗集传》对婚姻爱情诗主题的理解,在封建社会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认识到它作为文化古籍的难以逾越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王芳芳.《诗集传》对《诗经》爱情诗的多变态度辨析[J].枣庄学院学报,2015,(01):54-57.

[4]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2004.

[5]刘代霞.从《诗集传》看朱熹的婚恋观[J].毕节学院学报,2009,(06):73-77.

(作者单位:泰国曼谷Assumpti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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