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一、引言

经济领域中，模块化是产业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即复杂问题的简单化。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致使国际分工协作的不断细化，企业也需要不断适应大规模定制化和个性化的市场新需求以获得竞争优势。由于模块间的界面规范是提前定制的，因此模块化降低了产品的复杂性，进而缩短了每个模块的创新周期与生产周期(Sachez、Mahoneyn，1996)，为创新提供捷径(童时中，2011)，并且能够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

智能手机制造业是一种完全模块化的产品组合：不同类型的模块，诸如芯片、系统、电池等等，之间的知识边界和物理边界非常清晰；此外，不同模块间能够实现平行创新与模块合作机制，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于其他模块进行设计和改进，这就意味着，改进某些关键模块就可以推动整个智能手机的提升，手机品牌商推出新产品的速度大大提升。

二、“模块化”理论定义

模块化最早应用于手表、机械制造等工业领域，是大规模标准化后时代的产物。面对愈发复杂和开放的产业环境，模块化作为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被管理者们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领域中来(张均强，2018)。模块化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全球化生产网络也在进一步形成，企业地域上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由于大规模定制的本质是“持续创新+敏捷制造”，企业之间原来的纵向一体化层级制度已经不能快速响应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因此，企业的产业组织出现了纵向分离。企业的纵向分离并不意味着从一体化的组织简单地回归到了市场，而是形成一个企业之间为了达到彼此合作互利而开展的合作和大量交易的网络组织形态，模块化制造网络应运而生(柯颖、王述英，2007)。

关于模块化的理论和概念界定，Simon(1962)认为层次化和可分解的复杂系统往往进化得更快，朝着稳定的、自我演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普遍存在着子系统内部连接紧密性要强于子系统之间连接紧密性的规律。尽管Simon并未提出正式的模块化概念，但这被认为是模块化思想的雏形。此后，Starr(1965)正式提出了模块化生产的概念，并指出模块化生产实质就是使企业所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零件能产生最大的组合或通用性。

许多定义倾向于将模块化定义为在产品、企业和组织等环节中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Schilling(2000)指出模块化是指系统组件能够分离和重组的程度。Ulrich(1995)定义产品架构为将产品功能分配到物理组件中的方案，产品架构通常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模块化程度。Baldwin、Clark(2000)认为模块化是将复杂系统分解成相对独立简单、具有独立功能、能够独立运行的子系统的过程。日本比较组织信息学派的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2002)对模块化进行了系统的定义，认为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模块化是指将复杂系统分解成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Dewen Yao(2013)指出模块化是一个方法来解决经济系统复杂性和新的产业结构的本质。国内学者曹虹剑、张建英、刘丹(2015)分析产品模块化、企业组织模块化与产业组织模块化之间以及模块化分工与协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此，总结诸多模块化理论，可归结为分解和再重组两个方面：将复杂问题按一定规则分解为相互独立又联系的子系统，最终又组合成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整体模块化价值创造系统。

三、产业“模块化”与创新之间的研究综述

由于模块化独立的子系统结构，部分子系统的创新就可以推动整体的创新。此外，模块化可以降低成本，降低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鼓励市场竞争，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来进行创新活动所以理论上认为模块化有益于创新。

关于模块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早有研究。普遍认为，模块化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模块化也并非越多越好，如Ethiraj、Levinthal(2004)探讨复杂系统中模块化与创新的关系，发现过度模块化就会降低创新绩效。此外，Chesbrough、Prencipe(2008)区分了技术模块化的四个阶段并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描述了创新网络和模块化的共同演化。系统集成商在模块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基于其创新活动下的技术垄断性，如Brusoni和Prencipe(2001)的研究表明作为系统集成商的企业应构建多领域的技术能力以便在产品模块化过程中进行协调和组织。关于模块化理论在汽车产业的创新研究，Jacobides、MacDuffie(2016)发现，OEM(拥有核心创新技术的企业不直接生产，而是代工生产)导致汽车产业从供应商主导型发展成为基于模块化和外包的产业架构。Fixson、Kha-chatryan、Lee(2017)指出，知识模块化对于企业在技术不确定性下的研发决策具有调节作用，并采用汽车安全气囊产业的专利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国内关于产业模块化与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汽车、通讯、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柯颖、邬丽萍(2011)以广西汽车产业为例，在全球汽车产业正在步入模块化设计、生产和采购的时代背景下，从整车设计、零部件供应链以及产业组织等3个方面研究了汽车产业模块化创新模式。王海龙、黄明、林德明(2018)分别以汽车专利数据和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了产业模块化指数与不连续创新指数的测度指标，基于全球汽车产业1972-2011年的专利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就产业模块化对不连续创新的影响及其因果方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模块化对不连续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长期影响较为显著。张均强、王晓明(2018)以移动通信产业为例，利用2009-2014年全球50家移动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数据，对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前后的创新行为进行考察。表明产业模块化后，移动通信各模块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加强。各模块创新行为的变化程度则跟模块内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关，企业整体竞争能力越强，创新行为变化越显著。孟华，朱其忠(2019)运用价值增值法测度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在1999-2016年间的模块化发展水平。同时，建立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动力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获得各指标的综合评价数值，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得出各动力因素对高技术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影响程度。表明技术因素对高技术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大，经济因素次之，需求因素的作用较大，而反映产业内生动力因素的产业发展水平对产业模块化的影响较小，政府支持是影响作用最小的动力因素。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模块化都持有肯定态度，模块化与企业创新具有正向而稳定的关系。

四、智能手机制造业模块化的价值链特征

智能手机制造业的价值链呈现典型的“微笑曲线”特征，即上游的研发、设计、核心模块制造，下游的营销、服务的附加值高，而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低。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14.049亿台，年同比下滑4.1%①，目前全球智能手机厂商排行前六位分别是三星、苹果、华为、小米、oppo和vivo，中国厂商独占4席，但除华为在2019年推出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和预推出的“鸿蒙”系统，其余厂商的核心模块均来自于Qualcomm、MTK、三星、谷歌等国外厂商，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链模块都由国外厂商占据。

表1 2017-2018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市场出货量及份额

如表1的2017-2018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市场出货量及份额，可看出，2018年三星手机出货量仍然是第一位，出货量为2.923亿台，市场份额为20.8%，年同比下跌8%；苹果手机出货量为2.088亿台，市场份额为14.9%，年同比下跌3.2%；华为手机出货量为2.06亿台，市场份额为14.7%，年同比增长33.6%；小米手机出货量为1.226亿台，市场份额为8.7%，年同比增长33.2%；OPPO手机出货量为1.131亿台，市场份额为8.1%，年同比增长1.3%；其他厂商手机出货量为4.62亿台，市场份额为32.9%，年同比下跌19.4%。

我国智能手机制造业规模巨大，是贸易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在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海外都颇有市场，但在价值链国际分工中大都处于中游和下游环节，虽然解决了就业问题但产生的经济效益不足，且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以及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求更加迫切，智能手机模块化产业贴牌生产的发展模式的约束和阻碍增大，我国必须掌握在模块化生产中的核心技术，掌握自主产权，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外包产品的制造环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加入到承接贴牌生产的行列，最早见于一些电子产品制造业领域，后延伸到智能手机行业，如我国著名的“富士康”企业。定点生产(OEM)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最普遍组织生产的方式。OEM的盛行一方面为我国智能手机行业生产创造进入国际市场、学习管理经验的机遇，但也使我国智能手机制造企业陷入跨国公司预先设计好的发展路径中。OEM使得我国智能手机制造业无核心技术的企业普遍面临拥有规模产量却不能享受规模经济效应、拥有产值却缺少利润、拥有生产权却不掌握产业链、拥有低成本优势但市场空间不断缩小的局面，如小米、oppo、vivo等企业均拥有品牌优势却缺乏核心技术，核心模块供应均来自于发达国家直接提供或其他地区贴牌生产，一旦出现政治封锁发达国家停止供应核心模块，将出现无法生产的困境。

通过将智能手机产品划分为各个模块，掌握芯片、系统、屏幕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可在全球范围搜寻报价最低的制造商进行生产，从而能集中资源关注于核心能力的培育和强化。此外快速占领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放弃附加利润较低的业务，转而实施“归核化”战略，即专注于核心战略的同时剥离非核心战略(柯颖、王述英，2007)。缺乏核心技术要素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利用在制造环节的低成本优势同样能参与到智能手机制造模块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最终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从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整个模块化产业的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相同，加工组装环节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且附加值水平不断降低，加之智能手机各个模块化产品更新频率加快，加工制造国家、地区和企业将在无形中承担巨大的设备更新风险。我国智能手机制造业企业普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具有品牌优势、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的环节，部分地处于中间代工贴牌环节，目前上游设计研发环节在产品不断更新中获得的利益逐渐增大，而在政治压力、地缘环境下缺乏自主优势的企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因此，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增大，紧迫性也不断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研究模块化组织理论视角，对智能手机制造业的产业链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智能手机制造模块化的产业链呈“U”型，拥有核心技术模块的系统集成商在智能手机模块链中起主导作用，我国智能手机制造业正处于具有品牌、营销和服务，但缺乏核心技术模块的中端水平，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压力和贸易风险，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下，借鉴中国台湾等地区通过提高研发层次实现向“微笑曲线”左端延伸的成功经验，在继续扩大承接非关键模块部件、试验生产和整机规模生产等传统环节的同时，提升产品原型设计能力和关键核心模块组件制造能力。

2.我国智能手机品牌企业“走出去”以获得境外市场为主，这对我国智能手机企业降低海外成本，扩大模块化规模，占领中低端海外市场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国内企业掌握技术、标准等高端要素的促进作用有限。智能手机模块化产业的价值链攀升应积极利用全球资源，不仅要依靠制造和市场优势逐步形成掌控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更要重视对具有下一代和未来技术研发能力、标准化制定能力的境外企业的战略合作和整合，以突破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短板。

3.鼓励发展一批中小规模、掌握核心技术和工艺、专注于核心模块组件开发并能为国内外品牌厂商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模块制造和部件企业。此类企业可作为大型代工和品牌企业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我国智能手机模块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基础。此外，我国现阶段华为公司在5G方面已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应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成功引领我国智能手机行业及其相关上下游行业向模块化的“主导者”而努力。

【注释】

①数据来自于IDC发布的.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追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