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秀峰

1915年12月25日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捍卫共和”的护国首义和由云南引领历时半年之久的“再造共和”的护国运动，在多路护国军的浴血奋战和其全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下，成功地粉碎了袁世凯丑恶的复辟封建帝制的皇帝梦，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永远终结，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光芒四射的辉煌篇章。护国运动因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的东方大国成功维护和再造了共和制度，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世界反对帝制复辟，维护共和政体的“光荣革命”；它制止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倒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以探戈亮剑为前锋的护国战争中，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运筹帷幄、披坚执锐，立下了不朽的巨大功勋。一百多年来，有关这段历史的信电、公函及文稿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有关研究蔡锷将军生平思想的著作文章和传记也有可观的收获。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盛典到来之际，反映蔡锷将军革命生涯和护国义举的《护国大将军》和《护国军魂传奇》两部电视连续剧先后在央视一套和北京、云南卫视等地方电视台播出，反响强烈，社会影响不小。早在2008年，由曾业英先生编著百余万字的《蔡锷集》[湖湘文库（甲编）]隆重推出。在第二册中，完整收录了蔡锷将军写给夫人潘蕙英的九封战地家书！据说这批幸存的家书原稿已收藏展示于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不可多得的信史和典藏。

九封战地家书彰显铁血柔情和家国情怀

探视蔡锷家书的家国情怀（陈秀峰）

蔡锷“别后苦相忆”发出的九封战地家书，是在1月27日至5月26日四个月中写下的，占《蔡锷集》[湖湘文库（甲编）]所收录的在这四个月中由蔡锷发出的近两百份公函、电报及文告的百分之五。据蔡将军曾外孙袁泉先生说：“蔡公在护国战争前线写的家书不止九封，大部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遗失于上海。只捡回九封。”蔡将军在护国战争前线共写了多少封家书已无从可考，但幸存下来按时间排序的九封战地家书更弥足珍贵，仍能串起一条时间相接，逻辑相扣，亲情相连的红线及珠链来。家书的内容有告之夫人潘蕙英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报征途平安，报身体状况，报前线战况军情，报家人（蔡母等）近况或佳音。

蔡锷在1916年1月27日由贵州威宁发出的（第一封）家书中，亲切地称夫人为“惠英贤妹”（青睐）：他写道：“别后苦相忆，想同之也。十六号启行，按站北进，沿途俱安适。所部各队均恪守纪律，士气尤为奋厉。廿五抵黔境之箐头铺，豫计一星期内抵毕节，两星期内可入川境与敌人接触矣。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每日步行约二十里，馀则乘马或坐轿，饮食尤增。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颇自慰也。”

1月27日这天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全国反袁形势和省内反袁势力的逼迫下，在云南护国军的感召下宣布贵州讨袁独立，组建护国贵州都督府的日子，此时，心情愉悦的蔡将军才偷空写下了这封家书。从家书中看出，在蔡将军率师北进的十余天中，沿途俱安适，部队守纪律，士气尤奋厉，蔡将军的身体反倒好了起来，这好消息足以告慰在云南的家人了。家书中还报告了在湖南家人的情况，家书中写道：“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从家书中可以看到，蔡锷在湖南的母亲是一位“素明大义而有胆识”的老人，早已超越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传统意识，更有一番“儿举义剑母赞同”的豪迈之举了，这也才有了在蔡锷病逝后，民国军政要人对蔡母“十分尊敬，礼仪有加”的后话了。

蔡锷在家书中还“入乡随俗”地写道：“过宣威时大雪，尚不觉寒。据此间人云：今年天气较往年为佳，殆天相中国，不欲以雨雪困吾师行也。”彰显了一番革命的乐观主义。家书的末尾写道：“分娩后希寄一电，为男则云某日适居东门，为女则云某日迁西门，母子俱吉则云新宅颇安适可也。”其意思是，若夫人某天生了男孩则“适居”东门（东属阳），即将来子承父业；若生女孩则“迁”西门（西属阴），将来迟早都要出嫁为人之妻；“母子俱吉”则更是皆大欢喜可到“新宅颇安适可也”。这段话使蔡锷性格中的幽默成份展露无遗，想必潘夫人读信到此也会会心一笑也。

第二封家书是1月31日由贵州毕节发出的，家书一开头在报告了前后几天的部队行程后写道：“豫想成、泸之间，必有几场恶战，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必能操胜算也。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但自度生平无刚愎暴厉之行。而袁氏有恶贯满盈之象，天果相中国，其必以福国者而佑余也。川中军民，对余感情甚洽，昨来电有奉余为全川之主云云。但川省兵燹连年，拊循安辑，颇非易易耳。手此即询近好。锷言。”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讲出来。入川的云南护国军在即将到来的恶战面前“士气百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但我军）必能操胜算也。”这是家书的后半部分，已是一份日后可以公开的义无反顾、正义凛然、浩气乾坤、为民主共和献身的“政治遗言”了。就在这封家书刚搁笔不久，蔡将军接到了从云岭传来的喜讯。

天遂人愿，战传捷报，在护国军占领永宁的同时，电波又传来了二儿子降生的喜讯，蔡将军立即在同一天（1月31日）挥毫写下了第二封（排序为第三封）家书，其庆慰和喜悦的心情流淌在字里行间，这就有了双喜临门，双信同发的佳话。蔡将军在这封家书中写道：“惠英贤妹如见：顷发一函，计与此信同到。顷接尊严电示：吾妹复生一男，母子俱吉。等因。曷胜庆慰。吾妹连年诞生麟儿，殆天公所以报吾妹炎子之孝，为母之慈。惜堂上远隔在湘，电音阻塞，不能闻斯喜兆耳。今日为我军占领永宁之日，而得此佳报，与前年端午日在津养疴时，而得端生诞生之电，遥遥相对，可贺也。”欣看家书字字珠玑；母子俱吉，曷胜庆慰；天公作美，以报吾妹；为子之孝，为母之慈；连诞麟儿，何幸如之。此刻蔡将军还想把这份喜报让更多的家人分享，若远在湖南老母亲有知，一定会“闻斯喜兆耳”。蔡将军还在信中充满感情和疼爱地叮嘱爱妻道：“吾妹于归后，连年生育，因之气血大亏，宜善加调摄。如有良好之乳母，总以早为雇请为要。儿名可命名为永宁，以志纪念。余尚存若干款，在解义山处，已嘱拨交于尊严处，不久想可交到也。手此即问妆安。锷言。”

为了纪念永宁反攻的胜利，蔡将军1916年7月护国运动胜利之时，勒铭于永宁河畔大洲驿附近的巨岩上。后又加序。近270 字的岩铭序文写道：

“中华民国四年，前总统袁世凯叛国称帝，国人恶之。滇始兴师致讨，是曰护国军。锷实董率之，逾年师次蜀南，与袁军遇于纳溪，血战弥月，还师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乃未几而粤桂应，而帝制废，又未几而举国大噪，而袁死，而民国复矣。嗟乎，袁固一世之雄也，挟薰天之势，以谋窃国，师武臣力，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余与二、三子军书之暇，一叶扁舟，日容与乎兹岩之下，江山如故，顿阅兴亡，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之可信，此岂非天哉！世或以踣袁为由吾护国军。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天不得而名，吾以名兹岩云尔。蔡锷题，殷承书。

民国五年七月勒石。”

永宁护国岩，铭记下了蔡将军永远不灭的为国情怀，成为正义之师——护国军将士的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百年回眸，再读序文和铭文，顿能感到历史风云扑面而来。当时，护国战争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但蔡将军誓言：“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序文和铭文反映了蔡将军带病督师，挥戈讨逆铁血峥嵘的心路历程；它与蔡将军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九封战地家书交相辉映，供人景仰和缅怀，而励来兹。

蔡将军的第四封家书写于3月25日大洲驿，由永宁护国军总司令部发出，在昆的潘夫人收到这封信时已是4月上旬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中，蔡将军指挥了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冒着枪林弹雨，深入火线视察和指挥，出生入死险遭不测。蔡将军麾下的朱德率第三支队在近一个月的棉花坡恶战中打出了护国军的威名，一战成名。在这场战役中被护国军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惨重的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说：“你们那一顿刺刀搠死我七八百人，全师共死两三千人，我的精锐消耗殆尽，你看伤心不伤心，我还打什么？”北洋逆军惨败后同意与前线护国军停战议和，战场主动权又牢牢掌握在护国军手中。怀着胜利喜悦的蔡将军抽空写下这封家书，信中写道：“别经三月，相信弥笃。余于疆场中，万事猬集，无暇致书通间，日来稍安闲，兹特以书告。我军入川以来，以攻则捷，以守则固，虽逆军兵力较我为倍，亦能出奇制胜。弥月以来，纳溪之役，逆军死伤三四千人，其胆已落。三月八号，我军移转阵地，竟不敢追出一步。日昨我军复分头出击，毙敌及俘虏不下千人，获敌枪、炮、子弹及其他战利品甚多。经此两役，逆众虽悍，不足虑也。予近来身体健适，第喉病尚未痊愈。全军将士，上下一心，无不奋勇图功。吾妹产后体态如何？乳儿壮健否？甚念！极盼常寄信来，以慰悬系。匆此即问近佳，并颂阖府清吉。锷白。”这封家书前半部分报告战况。后半部分谈个人身体状况和问蔡夫人近况。从信中可以看出，由于蔡将军率正义之师，指挥得当，稳操胜券，“以攻则捷，以守则固”，并能出奇制胜，已威名远播，令逆军丧胆。这封报捷家书令同在“想念弥笃”蔡夫人及家人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不愧为中国著名军事家的蔡将军举重若轻，几句话就把复杂残酷的战况作了简明扼要的述说，但只字不提在川南战场带病指挥，火线遇险的事。时任护国军都督府秘书长的李曰垓曾回忆说：“蔡锷虽然脱险，然已自顶至踵，遍体泥泞矣。马弁中弹，而蔡获免。此其中盖有天意焉。回首思之，盖已险不可言矣”。蔡将军也曾评说：“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蔡将军还不忘在家书中对奋身杀敌的将士们赞扬道：“全军将士，上下一心，无不奋勇图功。”又在永宁河畔“护国岩”铭文：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出奇制胜，士勇兵饶。鏖战匝月，逆锋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

蔡将军从1916年4月29日寄给潘蕙英第五封家书中我们看到：4月下旬，是令蔡将军心情较为愉悦的时光，接连收到潘夫人遥报平安的家书两封：“至慰远系”，“知永宁儿已能嬉笑”，“足滋家庭之乐，甚盛，甚盛。”同时，还接到了湖南老家来电报安，“岂上以下均安居无恙”。虽有袁逆查抄家户之传闻，但此事殊无碍，近闻袁逆因四面楚歌有遁走之说但并不足虑，料“二三月内倒之必矣。然此后政治上、后事上收拾整顿，殊为难自”。

蔡将军在家书中提到盼母子照片早日寄来的心情，接着把身体状况述说了一番，“两星期内喉病加剧，至不能发音，每至夜中，喉间痒痛，随而大咳。近服西医配药，已稍愈。好在军中客少，可竟日缄口不言，当无碍也”。蔡将军还分析了病因，表达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他写道：“此病起自去冬，因国子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浙，则医治亦难急切奏效也。”

蔡将军写这信的时候，已停战月余，护国军则利用这段空闲训练新兵。而逆军军纪最坏，辄游掠民间，失道寡助……而我军得道多助，“蜀中文武长官，近常来通款，允与我一致，不日即可宣布独立。俟川事定，即移师东下。以大势揣之，即不用兵，国事亦定也。”这封六百余字的家书以护国战争“胜利在望”而一锤定音。

蔡将军的第六封家书是接到潘蕙英的来信于5月16日发出的。知来信说“知合家清吉，甚慰远系”，蔡在家书中谈了一些家庭要事和自己因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等事后，笔锋一转写道：“大局消息甚好。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顺问湉安。”

1911年蔡将军领导的昆明“重九”起义面对的是一省之督，而1915年12月25日“护国三杰”率众将士在昆明发起的“护国首义”面对的是一国之君，故而更有光彩，危险亦更大。但取得胜利后的快感和喜悦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啊！这是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换来的啊！

蔡将军的第七封家书是5月16日夜半一时写就的，实际上已是5月17日凌晨了。此时，夜静人深，蔡将军“回溯远道之思，时潮涌于胸臆。”思絮不禁天马行空畅想起来，“假使能仗飞机，驶赴五华（昆明），图片时之良晤，予病当不药而瘳矣”。儒将蔡将军的浪漫情怀已坦露无遗。有人从湖南带来的消息说：“谓阖宅无恙，端生甚健适，屈指计之，将周两岁。”蔡将军感慨道：“时日不居，岁月如流，追怀旧事，殊不胜今昔之感。”蔡将军还把两个儿子端生和永宁的身体状况和相貌神态作了一番比较和关询，令人看到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已跃然而出。

蔡将军在信末写道：“予除喉病外，一切如常，饭食尤健，精神充足，惟肝气稍旺耳。大局消息甚佳，不久即可平和解决。与君聚首之期，当不远也。即问近佳。夫白。”我们看到，除喉病外，蔡将军的精气神比原来好多了，令人欣慰。时局发展亦在蔡将军的预料之中。而在此前的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反袁人士在广东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对袁逆又是致命的一击，护国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不久即可凯旋回滇也。可以想象，这封家书写好后，暂且搁下家事、国事、天下事、怀着对未来美好期待的蔡将军才安然进入梦乡。

三天后，蔡将军又欣喜地接到潘蕙英的来信。

1916年5月20日，蔡将军在从大洲驿发出的第八封战地家书中这样写道：“昨接来书，慰我良多，借念玉体清吉，永儿已能嬉笑，甚盛，甚盛。所雇乳母，务择身体强健无病，性质和厚者为宜；且乳之稀浓，亦须合度乃可。自前月大捷后，敌我两军战线上颇形寂寞。因我军不进攻，则彼必不敢来攻耳。近则两军约停战月余，以函电与北京及成都商办一切，然迄无结果。现已促成都独立，颇有把握。成都独立后，则我军声势更浩大，袁倒必矣。举战以来，一切顺利，皆出意想之外，可以卜天心矣。戎马倥偬中苦忆汝母子，望摄一相片寄来为幸。龚嘉福可令携切要各行李来永，馀不多及，此询近安。锷言。”

上面这封家书的主要内容是：一喜家事平安顺利。二喜以云南为中心，以云南人民作后盾，以川南为主战场的席卷华夏大地的护国运动进展顺利，全国形势比意想的要好，美中不足的是母子相片未盼到也。

1916年5月26日，蔡将军第九封家书在成都已“迫之独立”的佳音中从永宁发出。书中告知“惠英贤妹”，带着满满家庭温暖的“手书并衣箱一只，单开各件，均已收到”，这是“昨杨君来”带给的，日盼夜想的家庭照片也带来了，“尤为欣慰”，但仍令其下次独照一张永儿的相片寄来，才更能看清爱子的“真面目”也。蔡将军对母子的疼爱之心，对爱子的希望之意跃然纸上，令人称慕和赞赏。家书还分析了前线的敌我态势，认为战场的主动权一直在我方手中，稳操胜券也。家书中接着向夫人报告她最关心的事，“予喉病忽松忽剧，自觉体质殊不如前数年之健，亟须趁时休养。”蔡将军的身体仍深含隐忧啊！此时，蔡将军已预测到胜利之后的形势将更复杂并因此谈到了自己今后的打算。他写道：“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贤妹亦有偕行之意否？滇省近状如何？米价如何？有何种风说？凡可告之事，均望写信以告，用慰远怀。”蔡将军已有退出政军两界之意，而为疗病计，甚至携爱妻游走海外，远离动荡之地。

当我们拜读完这九封战地家书掩卷沉思之时，只感到心潮澎湃，热血奔涌。历史并不遥远，亲情却很近很近……

蔡将军百余年前饱蘸感情之汁写给爱妻潘蕙英的九封战地家书，把一个血肉丰满、感情丰富的护国大将军生动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九封家书体现出蔡将军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体现出蔡将军与潘蕙英缠绵恩爱的心路历程及对妻儿体贴入微的关爱和念想；同时亦体现出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阻止讨伐和挥戈亮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担当，对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捍卫与探索。据史载：川南军情稳定后，潘夫人携宁儿从昆明赶到四川军前，此后随后一直随待蔡锷身边；9月，蔡锷从上海东渡日本就医，潘夫人护行，一直陪伴在蔡锷身边。她还将夫君的一缕发丝与自己的发夹编织在一起，相伴终生。这种“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至情至爱，令人动容，催人泪下，为人称慕。潘夫人自幼秉性纯孝，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对爱情忠贞不渝，深得夫君疼爱和赏识。1923年11月，经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亲自过问，潘蕙英获得云南省公署题给的“至性过人”四字匾额一方，以示表扬，可谓实至名归。

蔡锷及家人的百年云南缘与励志人生

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光复，组成了以起义总指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为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陈规陋习，都督府对云南军政、社会风气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诸如推行具有民主作风的政务会议，改革社会风气，以鞠躬代替跪拜，禁吸鸦片，禁妇女缠足，禁赌、禁娼，早上七点必须打开店门……等。政府开源节流，节俭开支，蔡锷带头减薪，经过两次减薪，把原来每月600 元（两）都督俸银减为60 元（两）。蔡锷生活俭朴，都督府中仅有仆役数人，有客来访仅以炒豆一碟、清茶一杯招待客人。府中只有一张地毯，平时收藏起来，只有到了宴请宾客时才在客厅里铺一下……家事国事，开创一代开明清廉之风。

1912年正月，出生于书香门第的18 岁高原女子潘蕙英和蔡锷将军喜结良缘组成云南第一家庭。婚后的潘蕙英作为蔡锷的贤内助，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都督府没有专职厨师，每当蔡锷宴请宾客，都是潘蕙英亲自下厨操劳，客人们在“都督家宴”上除了能吃到可口的滇味家常菜，还能品尝到蔡都督传授“秘诀”由蔡夫人烹调出的湘菜。蔡锷有了这样毫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环境，得以把全部精力用以处理军政事务。“婚后不久，蔡锷之母及原配夫人刘贞侠（森英）来到昆明。1912年10月，潘夫人生女蔡淑莲。1913年蔡锷到北京，潘夫人偕行。1914年6月，蔡锷母亲及刘夫人到北京。27日，潘夫人在北京生长男蔡琨，因生于农历五月初五日，故字端生，其时蔡锷在天津养病。1915年7月，蔡锷母亲返回湖南。11月，刘夫人携子回湖南侍母，潘夫人则随侍蔡锷左右。12月19日，潘夫人和女儿在何鹏翔的护送下离开天津前往香港，返回昆明。至此，已无牵无挂的蔡将军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先计划好的反袁斗争中去了。云南著名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潘先林及学者杨朝芳称：潘夫人蔡锷是救国爱民理想真正的“红颜知音”。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夫人潘蕙英接受云南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董泽（字雨苍）先生的邀请，举家从杭州迁回到了故乡昆明。当时，与笔者父亲一起在昆华小学读书的董坤维称蔡夫人为四姨外婆。董家兄弟为什么称潘蕙英为四姨外婆呢？原来潘蕙英与大航海家郑和同乡，都是昆明晋宁人。潘蕙英在家里姐妹中排行第四，并不是有的文章中所说的是“长女”。董坤维与两位兄弟及一位妹子董坤德的生母唐蕙赓（唐继尧的三妹）于1932年不幸病逝，一年后，董泽迎娶了在英国人办的惠滇医院当妇产科医生的何丽如女士为妻，而何丽如的母亲潘蕙芝就是蔡夫人潘蕙英的亲大姐，二姐潘蕙笙是一位通晓琴棋书画的才女，三姐早年病故，潘蕙英的两个兄弟还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

蔡锷将军和潘蕙英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蔡端、次子蔡永宁，女儿蔡淑莲。随潘蕙英回乡的是女儿蔡淑莲、次子蔡永宁和未婚妻谈素（西南联大学历）。1916年，蔡锷将军率护国军入川攻占永宁(现在的叙永县)时得知次子降生，特为他取名永宁；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特在四川的永宁河畔，刻“护国岩”及铭文以资纪念。蔡永宁到昆明后，先在何丽如的胞妹何媛如的丈夫云南宪兵司令官禄国藩将军的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蔡永宁在中国名校辅仁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后又转到龙云之子经营的云南地方商业银行总行去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专业对口，不久就升至部门主管。抗战胜利后，又调到南京分行任经理。“蔡永宁长得太像蔡锷了！”这是董坤维先生见到一张英俊威武的蔡锷免冠戎装照片时发出的感叹。

值得一提的是，禄国藩是蔡锷、唐继尧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朱德曾在禄国藩的连队当过文书，护国战争中，同在蔡锷统领的护国第一军任第五、第三支队队长，同立护国之功。禄的家庭还是滇东的“四大家族”之一，禄国藩先后担任过云南宪兵、防空及警备司令。蔡锷将军在昆明时，很喜欢何家的三个姊妹，同样三个姊妹也喜欢这位英俊和蔼的姨爹。何丽如的三妹何宝如也嫁给了云南军政界的一位名人、时任滇军七十四军军长的余建勋将军，这样就有了云南“何氏三姐妹”同嫁云南名人的一段佳话。

潘蕙英一家四口到昆明时就住在青云街董泽先生的家中，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带来的痛苦。日机频繁轰炸昆明城的一段时间，一大家子人又一同迁往西山高峣董泽先生自家的山庄居住。1941年12月20日，来到昆明援华抗战的美国飞虎队升空痛歼日寇飞贼首战告捷，几次较量后，日机很少敢再来袭昆了，一大家子人又回到了青云街的家中。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潘蕙英一家搬到五华山下的如意巷居住。1948年，潘家母女俩还与董泽全家及亲属合照了一张全家福，地点就在青云街董泽家的院子里，这张照片成为中国名人家庭世纪亲情友情的绝好见证。

已故云南掌故行家万揆一先生，生前曾与雁寒先生聊过潘蕙英早年的一些逸事，包括“割股疗亲”的“孝行”等，表明潘蕙英是深受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熏陶的知书达理之人，虽然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以“煨羹救母”最终被母亲发觉后决意不吃，但潘蕙英在家乡父老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董家兄弟的记忆中，四姨外婆潘蕙英和她的女儿蔡淑莲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母女俩对董家几个兄妹特别地好，他们亲切地称蔡淑莲叫大三孃。大三孃曾就读于浙江大学，随母亲到昆后，在位于北门街的南菁学校和流寓昆明的湖南籍名士创办的“松坡中学”任教，教授从小学到中学的多门课程。大三孃的未婚夫是周家炽先生，他俩相约待周家炽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再结婚。1950年温柔贤淑年近四十的蔡淑莲终于等来了学成归国的周家炽先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周家炽先后担任过国家高教部农林卫生司副司长及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中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这个“军功章”也有蔡淑莲的一半啊！

1951年初夏，蔡锷夫人潘蕙英一家受朱老总邀请迁往北京居住，得到亲人般的待遇。略知云南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春，朱德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蔡锷统领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 协当了一名少尉司务长。由此开始，朱德就在他所崇敬的“军人楷模”蔡锷的统领下，先后参加了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在护国战争中，朱德在蔡锷统领的护国第一军任第三支队队长，在四川纳溪16 昼夜的“棉花坡血战”中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朱德把蔡锷当作他人生中的指路明灯和最尊崇的老师，足见蔡锷在朱德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京城对潘蕙英来说是亲切和难忘的，1913年年末，她随丈夫蔡锷进京就在棉花胡同（现为66 号）一座二进的四合院住了近二年时间。1915年8月，袁世凯在成立“筹安会”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蔡锷也开始了秘密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蔡锷为迷惑袁世凯，故意常去逛灯红酒绿、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并与名妓筱凤仙接近，使袁世凯觉得这个放荡风月的“风流将军”蔡锷也不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