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雪元 孙正

出差至辽阳，返回时途径沈阳。久贯“东北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之名，我们专程前往“少帅府”参观游览。张学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属于过去的时光。但对于千秋青史，对于滚滚历史长河，他又是其中不朽的一个英魂。历史，时间可以让世人忘却，可以沧海桑田，但无法使其中真正的光辉黯然。

车在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门前停下，参观门票为60元，持记者证不认，购得票来先在外面的张学良铜像前留影纪念。好不容易等来一群团队游客，素来喜欢文史的我俩便尾随导游之后，听他讲解。据介绍，“少帅府”又名“张氏帅府”、“大帅府”，它是民国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其长子张学良当年的官邸和私宅。

（一）

帥府四合院开建于1914年，地址在原大南门和小南门之间，在城墙内约50米处。这里原是清道台荣厚的府邸，1911年末，张作霖进入奉天后，原租住荣厚的旧宅，后连同西侧的江浙会馆一并买下，开始修建府邸。1916年秋，举家迁入建成的三进四合院，这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坐北朝南，是汉字“目”字型，青砖成瓦，正檐兽吻挑脊，雕梁画栋，朱漆廊柱。石鼓柱础，石条台阶，方砖方石铺地，是砖木结构的仿王府式建筑，全院占地3900平方米，房屋共13栋，计57间，建筑面积1460平方米。

奉天城可以作宅邸的地方很多，张作霖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位置？《吕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从奉天城老城图看，满清当年的皇宫位居皇城的正中心，处于东西和南北两条中轴线的交汇处。张作霖建的四合院在故宫南约200米处，正在奉天东西中轴线偏东一点的地方。自古帝王宫室的营建颇有讲究，选择的都是风水宝地，张作霖之所以选中这块地方，看中的应该就是：皇城脚下，风水宝地。

清末民初时的奉天，城墙还很完整，从帅府四合院南门看去，高高的城墙如一道屏障，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视线，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是很感别扭的。那么，张作霖是怎么想的呢？

这需要与张作霖当时的政治状态联系起来看。1911年11月，张作霖靠镇压革命党人在奉天站住了脚，1912年9月，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此时的张作霖，算是进入了统治奉天的核心势力范围，但还不足以号令一方。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张作霖选择的住处是很符合他当时的状况的。

张家所面对的城墙是皇城，屏护的是皇家的核心范围，进入这里，就是进入了政治的核心范围，不离故宫太近，恰恰说明了主人的边缘化状态。也就是说，张作霖当时的地位，既荣耀，又不十分荣耀，权势大，又不足够大，选宅邸，过之，则引人注意，次之，又心有不甘，所以，选择这里，应该是最恰如其分的。

而且，当时的城墙最重要的作用是屏护，就像一座大影壁墙一样，既挡住外来的侵袭，又护住内里的风光不至外泄，可以说，张作霖当初在选择这个房基地是煞费苦心的。

我俩跟着导游首先步入帅府中院。门前最惹眼的是一棵梧桐树，寓“栽下梧桐树，招得凤凰来”之意。张学良究竟是先娶了于凤至才栽下梧桐树，还是栽下梧桐树招来了赵四小姐，不得而知，反正众说纷纭。

中院正门前有青石板铺垫门阶，门阶两旁立有上下马石。正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上卧的大狮子抱着小狮子，正门房共七间，中间为门洞，中三间为回缩门廊，廊柱上部木雕彩绘雀替和楼空雕花。朱漆大门扇上绘有秦琼、敬德两个门神，门洞内悬着一块横匾，上书“治国护民”四个大字，这让我对张作霖肃然起敬！

要知道，封建军人通常标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区区一个中将师长却不说“保境”而志在“治国”！他把一腔远大的政治抱负都筑在了自己的家中。而这“治国护民”还只是一个封面，二进院的石雕才是内文。

经过门洞我们进入帅府的一进院。一进院门洞两侧各三间，分别为警卫间、传达室、电话室、电工室、内账房和呈启处。与二进院相间隔的是一座7米高墙，中间开有大门，门口透雕里花顶饰门楼，称为垂花仪门。两门柱有护柱抱鼓石和石狮伏立的步鼓门枕石，门内有一座两重木屏壁，木屏可对开，两侧可沿回廊绕行入内。此处仪门是张作霖当年迎接贵宾举行仪式的地方。遇有重要客人到来、木屏中开，张作霖出迎，客人可以从中开的重门入二进院。帅府人员和普通客人都从木屏两侧绕行沿回廊进入。

帅府二进院为长方形，是张作霖办公和会客的地方。正房七间，中间一间为过厅。门前修一雕花门楼，门楼正上方悬一横匾，上书“望重长城”，这是当时的乡绅送给张作霖的，颂扬张的威望像长城一样厚重。

在二进院东西厢房各有一幅石雕相互对应，东侧为大小两个狮子在吃水果，题款“太少英狮吃各果”，西侧为一只雄狮伸出前掌紧抱一个地球仪，题款“雄狮举掌握寰球”。雄狮既是中国豪门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物，更是这位志向齐天的张师长的自喻；而“果”者，国也！本“师”志在吃各国，握寰球！伫立石雕前，我很是佩服这位草莽中将，官居师长之任，就敢预言入主中原，吞并各路军阀，攫取中央政权，可见其政治抱负之深！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两组石雕竟以龙纹作为边饰。龙是皇权的象征，普天之下，除了皇帝的宫苑，也只有曲阜的孔家才有资格以龙为饰。谁也料想不到，张作霖岂有如此之胆，悄没声息地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御用图饰镶在了墙上，且当成了本狮（师长）之饰物！清末民初，军人当道，但敢有此狂想者，舍“张”其谁？

二进院正房也有一组石雕，画面是一棵金钱草，题款却是寓意深长的“外国进金钱，花香在中原”。创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颂扬金钱草而在于取其谐音。这些石雕创作于1915年，张作霖刚当上27师师长两年多，但他不甘心屈居于奉天将军之下，气走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架空了奉天都督张锡銮，使这两位当年提拔过他的老上司窝窝囊囊地离开了奉天。后来，袁世凯又派来了干儿子段芝贵督领奉天，张作霖故伎重演，既拉又打，与冯德麟同唱黑白脸，将段芝贵驱逐出奉天。

正房东三间依次是张作霖的卧室、办公室，西三间是会客室和书房。颇具喜剧的是，张作霖本人只读过私塾一年，换现在文凭是小学一年级文化，可他的书房却很大，且摆满了各式书籍。导游说，张作霖很会“装”，官做大了后，惟恐被他人说没有文化，不但在家有一个大书房，还一直当东北大学的校长，不过他有自知之明，只当“名誉校长”和“校董”——给钱挂名。

说着，导游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张作霖签支票从不签名，也不用图章，而只是用红色毛笔在支票上随便一戳，戳上一个红点了事。尽管如此，他签发的支票无论金额有多大，钱庄都照付不误。

此事被张作霖手下一名侍卫官得知，这个侍卫官认为有机可趁，便动起了做手脚的脑筋。他早就想和张作霖众多的姨太太的一位远走高飞，只是两人苦于手头无大钱，一直未能成行。

一天，该侍卫官与张作霖的这位姨太太合谋，在一张空白支票上填了一笔巨款，然后按照张作霖的作法，用红色毛笔在支票上一戳，戳上一个红点，就去钱庄取钱，准备取到钱后两人便一起逃走。谁知就在他们在钱庄等待取钱的时候，一群宪兵突然冲进来，将他们逮捕。

宪兵为什么会从天而降？原来，钱庄伙计一看侍卫官递上来的那张支票，就知道不是张作霖签发，而是冒张作霖之名的假支票，于是悄悄地用电话报告了张作霖。张作霖则立即派宪兵到钱庄，进行抓捕。

那么，张作霖签发的支票与侍卫官签发的支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原来，张作霖签发支票的毛笔不是普通的毛笔，而是特制的毛笔——在这支特制的毛笔里，藏有一根钢针。张作霖每次签发支票时，都用这支特制的毛笔将支票戳出一个洞眼，否则无效。钱庄识别张作霖的支票，只认针眼，不认红点。侍卫官和姨太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认为张作霖签发支票只是用毛笔随便戳一下而已，所以，他们伪造的假支票很快露出了马脚，由此他们的奸情也曝露无遗。

不过，张作霖念于这名侍卫官跟随他多年，不仅没有杀他，而且把这名姨太太送给了他，还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们远走高飞去过自己的日子。

故事真假无从考证，但历史上的张作霖还是挺仗义和有胸怀气度的。

三进院与二进院相似，是帅府的内宅，张作霖的家属大都住在此院。正房七间，中间供奉张家祖宗灵位。

据导游称，张作霖先祖實为李姓。

话说某年的一天，督军署门前来了一位着黑色布衣的六旬老人，老人走路颤颤巍巍径直就往督军署门里走。把门的卫士忙喊令他站住，老人声言要见张作霖。卫士呵斥道：“张督军是谁都可以见的吗？快走开！”老头说道：“我姓李，从河北大名县来，我和张作霖是本家。”“你姓李，督军姓张，是哪路的本家？快滚。”老头死活不走。卫士无奈只好向内禀报。张作霖刚处理完公务，原想不见，但听到那人是大名老家来的，好像想起什么，就让那人进来了。

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了老头。来人问：“督军生父之讳为何？”张答：“张有财。”来人问：“我也是属‘有字辈。我是从河间府大名来的，这可是大人的祖地？”“正是。”“先祖张永跺于道光初年河北大旱，全家无以为生，携妻子逃荒，行走千里来到广宁落户。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跺之后？”张作霖点首道：“正是。”老头双眉舒展说道：“这就对了。我与督军是同宗族人。”

张作霖心存疑问地问：“刚才亲兵通禀时说，你姓李，怎么能说是我同宗呢？”老头神秘一笑说：“这自有原故。我这有祖上承传下的家谱，可为证明。”说着老头从怀中掏出一折已发黄的家谱，讲起张家先祖之事：“俺们的先祖姓李，世代居住在河间大名府。在嘉庆末年李家的姑娘嫁给同县的张姓人家，因无后，便将她的侄儿——即俺们先祖过继给张家为嗣，从此俺们这支人就改姓张了。这些家谱中有详细记载，请督军过目。”张作霖虽只上过半年私塾，但在官场宦海沉浮多年已是粗通文墨，他手把家谱仔细观瞧，见祖上的事记载得条理分明，不觉得频频点头。因来人与自己父亲一辈，张作霖拱手称道：“晚辈失礼了。”遂命亲兵请老头住入豪宅，盛情款待。

究竟可信否？《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亲口承认此事属实。据史料载：张作霖祖居河间大名，此地为直隶属地，开发经年，但人多地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从清朝的道光元年起到二十一年上，灾情连绵，元年“秋七月大疫”；二年“御河、子牙河港河皆溢”；二十一年“八月初大雨，雹如斗，树木田禾皆败”，四方逃难者络绎不绝。李家之姑母嫁于张家，将李家之侄过继到张家，是为张作霖之先祖。张作霖曾祖父张永跺携家带口步行千里，历时半载，初秋时节来到山海关外，广宁东落户。到张作霖祖父一代张家已成一殷实庄户人家。到其父张有财一辈，其父不务正业，被人失手打死，已是家道沦落，以至张作霖成年后不得不入山为匪。

那么，张作霖又如何从一个“山大王”成为“东北王”的？

乱世英雄吃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清末民初对草莽英雄来说却是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张作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从体格上看，张作霖身材瘦小，文质彬彬；从相貌上，张作霖北人南相，活脱脱一个书生而绝无草莽之气，但他却成就了民国史上的一段传奇。作为北洋时期的最后一个国家元首，张作霖是出身最低但又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其一生事业的发达，则与辛亥年中的非常之变有着莫大的关系。

晚清以降，关外藩篱渐开，不少直隶、山东、热河的农民纷纷加入“闯关东”的行列，张作霖的先祖便是其中之一。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县，已是闯关东后的第四代，但因其父张有财一贯游手好闲，后欠人家赌债而被仇家债主所打死，尚未成年的张作霖便提前走上了社会。

童年的张作霖因家里穷读不起书，但他本人十分好学。当时有位名叫杨景镇的私塾先生，好几次看到一个小孩在窗外偷偷听课，于是让他随班就读并且免费提供给他书籍和纸笔。这个小孩就是张作霖，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读了一年的书。年轻时候的张作霖看起来不像土匪出身，主要是源于这段经历。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后来发达后，特地派人将杨先生请到家中开了私塾，并让他的子女都跟着杨先生读书。

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投入清军并当上了骑兵营的小头目，后因所在队伍被打散而返回家乡。庚子年中，东北因沙俄入侵而陷入兵荒马乱，张作霖趁机拉起一支队伍，由此崭露头角。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张作霖见风使舵，谁强大就投靠谁，他开始为俄军服务，俄军战败后又与日军合作，左右逢源中，自己的队伍也不断扩大。

后来，盛京将军增祺在东北推行“化盗为良”的政策，张作霖抓住这个“招安”的机会，转而成为朝廷承认的巡防营统领。等到清末时，张作霖已经由一个拉杆子起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手下拥有五个营的统带（相當于现今的团长），成为东北地区一个不容小觑的军事首领。

张作霖的升迁是有业绩支撑的。1908年，在剿匪中表现突出的张作霖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到辽宁西北部去清剿白音大赉、陶克陶胡等蒙古叛匪。白音大赉这些人精于骑射，出没无常，扰害边疆数年之久，张作霖受任后，身先士卒，经一年多的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并追击陶克陶胡八百里，解除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

同时，张作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边疆呆一辈子。武昌起义后，东三省也陷入了“保皇还是革命”的对立中，当时的新军将领希望宣布独立，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却主张暂时观望，反对革命。远在辽西北的张作霖也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的手下密报赵尔巽急调巡防营吴俊升部回省时，他当机立断，立即率所辖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驻地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省城，大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气概。

到省城后，张作霖马上求见赵尔巽，他假装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下官迫不及待，率兵前来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下官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这时正被新军包围，见张作霖率人马及时赶到，谢天谢地还来不及，哪里还会给予处罚？赵尔巽立即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其军力。

在张作霖等人的支持下，赵尔巽随后精心布置，邀请省内新军将领前来议事。会议召开前，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准备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使用武力镇压。据冯玉祥在回忆中所述，当时的场面形同闹剧：各将领到会场后，张作霖陪着赵尔巽最后来到，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羊肚毛巾包，一进屋便“啪”的一声甩到桌上，恶声恶气地说：“妈拉个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是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屋子！”

张作霖说完，便握着那个羊肚毛巾包坐在中间，赵尔巽则笑嘻嘻地招呼大家坐下，宣布开会。赵为官多年，老奸巨猾，他先说了一通“大家都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皇上的饭，要鞠躬尽瘁，死而后报”的大道理，随后又假装循循善诱，说“各位年轻，遇事喜欢莽撞，千万要见机行事来”，以此来蒙骗各位新军将领。

赵尔巽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赢得新军将领们的支持，只是众人对那个羊肚毛巾包里的东西没有把握，因而都不肯表态，会场一片安静。赵尔巽见气氛冷淡，于是给张作霖使眼色，让他继续表演。

张作霖于是又跳了出来，他恶狠狠地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我张某身为军人，一切以大帅之命为从。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却是认不得人的！”这时，预先布置好的巡防营士兵也纷纷持枪进入会场，新军将领在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赵尔巽的意见，东三省不参与独立。

张作霖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赵尔巽的极大信任，由此地位急剧上升。这时，资深革命党人、同盟会员张榕回到东北成立革命组织并四处活动，此举令赵尔巽感到如芒在背，他在与张作霖密谋后，即令后者亲自指挥捕杀行动。在这次镇压活动中，张榕与数十名革命党人被血腥屠杀，而赵尔巽却为之请功：“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指张榕及其助手宝琨和田又横），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

在赵尔巽的保举下，即将覆亡的清廷任命其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其所部则被改为第二十四镇，张作霖被授为统制（即师长）兼奉天巡防营总办。民国后，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以陆军中将衔任师长，时年38岁。

张作霖成功的秘诀在于“跟着强者走”。在袁世凯掌控大局后，他立刻调换效忠对象而对袁世凯大表忠心。袁世凯对张作霖也颇为赏识，特别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更是对张作霖倚重有加，譬如与日本密商“二十一条”时，袁世凯却在暗地里指使张作霖进行破坏，而后者总是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袁世凯是正路子的枭雄，张作霖是野路子的枭雄，两者都精于计算、善于权谋。民国年后，袁世凯派张作霖的老长官张锡銮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后又取代赵尔巽出任奉天都督。对此，张作霖极其不满，但他表面上逢迎，暗地则多加排挤，最终使张锡銮主动去职。1916年，在袁世凯陷入“称帝”危机后，张作霖更是公然驱逐段芝贵，并登上了奉天督军的宝座。此后，张作霖一发而不可收拾，并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直至坐定国家元首的宝座。所以奉系能以东三省之地，三进山海关，控京城、挟政府、威震中原，饮马长江，鹰扬虎视，躇踌满志，张作霖可称一代枭雄。

（二）

东屋是张作霖二夫人卢氏居住，西屋原为三夫人戴氏居住，五夫人寿氏也曾住过这里。东厢房为四夫人许氏居住，张学思同志生于此屋。西厢房是张学良与于凤至居住的地方，房门上方有一横幅，上书“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4月为张学良写下的墨宝。此屋是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卧室，二人结婚时，新房就设在此屋。在此他们俩人生有三男一女。1922年后，大青楼建成，张作霖搬入大青楼办公，三进四合院改成巡阅使署办公处。

参观完中院，我们跟着导游走进东院。帅府东院主要包括小青楼、大青楼和关帝庙。

小青楼是张作霖为五夫人专门修建，1915年始建，1918年落成。建筑面积450平方米，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一楼东层为五夫人卧室，西层为会客厅；二楼为张作霖的几个女儿居住，所以此楼也称“小姐楼”。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被安顿在此楼西屋会客厅里并在这里谢世。

明眼人均知，张作霖是靠日本的扶植而扶摇直上，称雄东北的，那为什么反而为其所害？个中缘由，说来话长。

张作霖素有野心，不满足只做一个东北王，没多久，他就寻到了插手中央的机会，直皖两系发生矛盾。刚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作霖作为调解人。张作霖得意洋洋地来到了北京，他这个调解人有点偏心，骨子里是倾向直系的，所以，他也顺着直系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要求罢免徐树铮。见张作霖如此偏袒直系，徐树铮牙一咬，起了杀心，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张作霖这才抽身逃掉。死里逃生的张作霖立马和直系结成同盟，以“清君侧”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向皖系宣战。直皖战争由此爆发，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但张作霖取巧惯了，吩咐部队，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苦活重活留着吴佩孚去干。

战事进行的异常顺利，吴佩孚不愧“常胜将军”的美誉，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军也顺势打落水狗，带兵的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弟兄们手脚放麻利些，把老段的家當都给我划拉过来。”这一票，张作霖赚大了，皖系停在南苑机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了关外，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节车皮，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直军手中抢过来。气得吴佩孚大骂：“真碰上了一群活土匪，连两个破灯都不放过。”

随着皖系集团的衰弱，曹锟、张作霖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车，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对于曹锟，张作霖并不放在心上，此人不过中人之资，平庸得很，倒是他手下的那员大将吴佩孚不好糊弄。因此三番五次挑拨曹吴的关系，每逢他与吴佩孚产生争执，总是逼着曹锟表态：“是亲戚亲，还是吴佩孚亲？”别看曹锟资质平庸，但他有一点心知肚明，他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吴佩孚打出来的，所以他绝不搭张作霖的腔，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迅速升级，有吴佩孚在，他张作霖就不能称心如意。于是，他向曹锟要求，约束吴佩孚的职权，让出直系平汉线以北的地盘，让梁士诒内阁复职。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他就是要这个效果，要曹锟主动翻脸，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能摆平直系。这江山得由他张某人一人坐着才过瘾。

战幕徐徐拉开，这一仗与直皖之战不同，打得异常激烈，奉军本来实力上占有优势，但吴佩孚更会用兵，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入化。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秀才面前失去了自信，随着西线战场的溃败终于满盘皆输。幸亏少帅张学良和大将郭松龄带着奉军主力三、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的老窝。望着溃败的队伍，张作霖眼睛冒火，心中滴血，这是他出道以来遭遇的最大失败，原以为可以逐鹿中原争天下，却没料被吴佩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这反而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痛定思痛，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于是卧薪尝胆，整军经伍，治理地方，王永江果然是个人才，没冤枉张作霖为了他得罪了汤玉麟，将个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条，数年之间，不仅将奉省所欠公债外债全部还清，钱库里还存上了1100多万，喜得张作霖逢人便讲，养着个王永江，就像供着个财神爷。

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

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傲气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张作霖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但盛极而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好日子没过两年，其手下大将郭松龄反戈，张作霖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沉稳，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日本人乘着他六神无主之际，提出了一连串的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军将负责处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眉毛顾眼前”，张作霖忙不迭地点着头，也不去考虑其中厉害。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于是出兵干涉，先阻郭松龄进兵路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战之际进行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了这一劫。

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约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得他喘不过气，王永江就跺着脚责备说：“大帅欠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不被老百姓给骂死。”

“狗日的给小日本骗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明知它是一杯毒药，也得仰着脖子喝呀。”张作霖无奈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道。

见王永江还是不能释然，他安慰说：“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要议会批准。大不了，日本人说我耍赖而已。”王永江摇摇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转眼间，已到了1928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起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人有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在那天“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对他张作霖根本不买帐，到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他们现在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以为它潜力无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

张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年前南方政府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佩孚、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得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而没有加入战团。没想到北伐军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

当年平定郭松龄造反，张作霖欠下的人情，曾写下的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立刻兑现。日本公使芳泽诱惑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本帝国的要求，有什么困难，大日本帝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他曾对人说：“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

芳泽公使耐住性子：“贵国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作霖一摆手，打断了芳泽的话：“我不是君子，你们背后都骂我是马贼，为什么要跟马贼打交道？”芳泽也恼火起来：“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施。”他发出了威胁。

张作霖不怒反笑：“你想吓唬我？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死人堆里打滚，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你明天宣战都可以。”说完转身就走，将芳泽晾在了一旁。

晚上，张作霖想想还不解气，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通知，要求日本侨民在接到本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之前一律撤出东北，过了时限，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安全。这无疑是向日本开战的信号。

芳泽反而慌了手脚，日本政府可没有授权他以武力相威胁，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这个乱子惹大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大帅府，劈头就问：“难道你真要战争，准备打多少年，是不是要打个十年八年的？”说这话时，他的声音都打颤。

没想到张作霖却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没年头，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也就不管了。”“大帅今后可不能这般将大事作儿戏，会造成大误会的。”芳泽揉着心口，这才觉得踏实了不少。

然而“弱国无外交”。张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幸如王永江所言：“日本人不好缠啊”。他们步步紧逼，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撒泼耍赖，但最终还是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

据说张作霖在签字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回来后他大骂：“狗日的小日本让我没脸见祖宗了，待老子哪天缓过气来，来个死活不认账，又能怎么着？”张作霖的态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两界，他们一致认为，张作霖不易驯服，尤其是关东军的一批“少壮派”军人，提议干脆对张作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乘乱占有东三省。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已经打听到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和出发时间，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酝酿……

1928年6月3日晚，月冷如水，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海，临行前，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打来电报，提醒他日本人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请大帅注意安全。张作霖不以为然，回电训斥：“齐随本帅多年，其本性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与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事后证明，齐恩铭的情报是正确的，而张作霖一生精于算计，在这件事上却大意了，后果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

当时，张学良也在一旁劝道，不如改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张作霖摆摆手：“不要大惊小怪，一路上都是自家兄弟守卫，可以放心的，走公路太颠簸，我这把老骨头会被抖散了架喽。”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张作霖坐着蓝钢花列车在皇姑屯被炸，他的生死兄弟、东北的第二号人物吴俊升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张作霖双腿被炸断，血流不止，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帅府抢救。在爆炸发生5个小时后，一代枭雄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去。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震惊世界，东北当局群龙无首，关东军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当局是谁主持大局？是谁确定封锁张作霖去世的消息秘不发丧的？

当时，在奉天主持政局的，是以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和奉天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为首的集体领导。其大政方针，是奉行张作霖临终前留下的“三句遗嘱。”

“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张作霖被炸后，被汽车送回到帅府小青楼寿夫人房时，虽然奄奄一息，但头脑清楚，还能讲话。他立即“召集重要人员，口授遗嘱”。第一句说的是：“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张作霖的答案，与日本政府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第一时间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林久治郎在照会中国政府中称：恐系贵国南方便衣队所为。而张作霖则作出日本人所为的肯定判断。这是为什么呢？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会见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再一次要求张答应在东北修筑铁路问题，两人没有谈成，不欢而散。5月21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立作川又警告张作霖，如果奉军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扬言任何军队不得进入东三省。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驻奉天，同时，日本第13、14师团一部开抵南满线一带。25日，张作霖指示外交部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反对日本的警告，声明中说：“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公开反对日本的警告。至此，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已由暧昧转为强硬。

就在张作霖发出“息争通电”的当日下午，芳泽又趁火打劫，逼迫他签署“满蒙新五路”条约，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借口太忙，让外事人员在客厅里接待芳泽，张作霖则在隔壁房间里故意高声叫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泽听后悻悻离去。所以，当炸车案发生后，张作霖马上意识到，这是日本人所为。

“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关东军炸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炸死张作霖一个人，而是要造成奉天当局群龙无首、东北社会骚乱、动荡的局面，以便乘机实现武力侵略计划。针对日本关东军的这一阴谋，张作霖遗嘱说的第二句是：“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张作霖这句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定要严守我去世的秘密；二是保持镇静，维持大局稳定。奉天当局遵照张作霖遗嘱的要求，决定严密封锁张去世的消息，秘不发丧。由奉天省发表通电伪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在大帅府里，假戏真做，把张作霖的头包扎起来，只露眼、鼻、口，躺在床上。每日照常為其开饭，医生按时为其换药、填写处方，水果食物也摆在了床边。

此时，特别关注张作霖生死的是日本关东军。町野顾问找到刘尚清省长，询问张的情况，刘告诉说：“大帅精神很好，每天吃流食，喝牛奶。”芳泽提出要派使馆医生探视，被委婉地拒绝。为探张作霖生死的虚实，日本方面费尽心机，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派太太们拜访寿夫人等。他们遥望张作霖的房间，灯火通明，人们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尤其是他们发现最受张作霖宠爱的寿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接待客人。而且对客人的各种询问，都能从容应对，从表情也看不出有什么忧伤。所以，认定张作霖只是受了重伤而已。张作霖生死不明，日本关东军举棋不定，不敢轻举妄动。

根据遗嘱的要求，奉天当局除严密封锁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外，还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速奉军北撤，通知张学良尽快回奉；二是稳定东北社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后者尤为重要，如一旦奉天出现不稳的迹象，日军就有机可乘了。为此，调任齐恩铭为奉天省城戒严司令，宣布戒严。戒严布告指出：遵照镇威上将军（指张作霖）手谕，时局不靖，地方治安关系尤为重要，特宣告划定省城地面为戒严区域。公布“禁止私藏私带私运武器弹药”、“禁止深夜通行”、“特别加意保护外国人”等16条戒令。对违反禁令者，严惩不贷。

奉天省城没有出现日本人希望的骚动，而是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工人照常上班，商店正常开门，学生按时上学。关东军不甘就此罢手，于1928年6月10日夜，在省城外六处制造爆炸事件，爆炸声此起彼伏，震惊全城。接到报告，奉天当局断定，是关东军所为，立即派出负责警戒的军警及时赶到现场，处置一切，控制局面。经调查，这六处均为日本侨民家居，当晚每家均无人居住，是关东军派出若干小分队，向无人居住的日侨家中投弹，然后贼喊捉贼，嫁祸于人，以引发社会骚动，制造发动侵略的借口。然而，连环爆炸案，还是没能引发社会恐慌和动乱，关东军在无机可乘的情况下，只好“蔫退了”。

“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小六子”奉系集团，是以张作霖为最高领导的政治军事集团。张作霖在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这样一个集团，当它的最高首领不能理事时，很容易出现争权夺势的混乱局面。张作霖正是针对这一点，又留下第三句遗嘱：“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小六子，亦犹辅助我一样。”小六子即张学良，在张作霖被炸的当天，张学良和杨宇霆正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和平谈判，商讨奉军撤离京津与晋军和平入城事宜。当得到父帅被炸的消息，张学良悲痛万分，但表面仍镇静如常。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宇霆离开北京，和军队一起撤到冀东滦县，住在滦县县城北一座山上的寺院里。经过一段时间部署后，奉军北撤就绪，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返回奉天。

张学良返奉的第二天，奉天各法团举行会议，公推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当日，上午11时，张学良在军署正式就职。当天，奉天工商各界纷纷前往拜谒，全城悬旗庆贺，各国领事也赴署致贺。整个奉天城人心平静，秩序稳定。

6月19日下午，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正式成立，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袁金铠为副委员长，由张作相等17人为委员。至此，东北度过了群龙无首的半月危机。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办和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使东北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迅速弥补因张作霖去世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东北集团内部能够平稳顺利地产生新的领导人，这不仅在近代各派军阀中是仅有的，就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政局稳定和社会秩序平稳的条件下，6月21日，奉天当局正式公布了张作霖于6月21日因伤重而逝世的消息。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在返奉途中被炸，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关东军炸张的目的，是要造成奉天当局群龙无首、社会动荡的局面，以便乘机实现武力侵略的计划。然而，奉天当局遵照张作霖遗嘱的要求，应对时艰，让一触即发的局势，化险为夷，使日本武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推迟三年后爆发。

（三）

她美貌绝代，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后裔，她姓寿，叫寿懿，叫王雅君，叫张寿懿，在大帅府被称为寿夫人，系张作霖的五太太，20岁时与43岁张作霖结婚。

她的不同凡响，似乎骨子里已经注定。她母亲王松岩，出生在海城县有名的中医家庭，由于不甘平庸，自幼入奉天戏班，并很快唱红。一个偶然机会，得以到寿公馆唱堂会演出，被清末黑龙江将军、著名抗俄爱国将领寿山（姓袁，名寿山，字眉峰，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七世孙）看中，纳为姨太，并一直在寿公馆以外过着隐居生活。寿懿3岁，寿山在抵抗沙俄作战中战死，王松岩作为外室，无以为靠，只好重操旧业以唱戏为生。自此，寿懿便与母亲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

与张作霖的相遇，对寿懿来讲应当算是一段奇缘，她欣然接受张作霖的上门求亲，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1906年10月，奉天女子学堂结业典礼，王雅君（寿懿，随母亲王松岩姓）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她口齿伶俐，眉目传神，气质非凡，风华绝代……一道温情、慈祥、爱怜却透着锐利、刚毅的目光引起了寿懿的注意，寿懿感受到了那目光里饱含的爱意，目光来自主席台上的张作霖。

这样的目光，并没有引起寿懿的反感，恰恰相反，它倒像洒在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田里的一片明媚阳光，令人心生温暖。自此，她不时会怀念起她的父亲，朦胧记忆中也是这样一位军人，有着无比宽厚的胸怀和温暖的怀抱，有着和蔼可亲的笑容，那粗硬的胡茬往她小脸上凑的时候那种气息，再次在她心中浮现。然而，她幸福的童年，随着父亲的战死漂逝了。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些年，虽然得到了母亲百般的呵护，动荡的社会、迷乱的世风，始终使作为“戏子”的母亲与年幼的寿懿倍感纠结与凄惶，她渴望幸福，也渴望被爱和安定生活。

尤其自幼没有得到父爱抚慰，因此张作霖在她心目中有一种特殊魅力。当张作霖派人上门提亲时，在母亲犹豫不决之际，寿懿首先表示同意这门亲事，这让张作霖大喜过望。

1907年，在一個飘着雪花的日子，伴着吹吹打打鼓乐，两台花轿一前一后进了张家大院，前面是许澍阳，后面是寿懿，从此她成了张作霖的五姨太。

作为一位战死疆场的民族英雄和舞台名角的爱情结晶，寿懿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了一段精彩传奇。

1908年，她追随张作霖来到辽西沙漠瀚海参加剿匪作战，整天与胡匪出身的人为伍，食不果腹，风餐露宿，她从不叫苦，在与胡匪追逐厮杀中，崭露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本色。有时候，部队因背井离乡，长年累月在外征战，土气低落，她便占上高台，向部队发表动员讲话，鼓舞士气，部队顿时士气倍增；部队打了胜仗，她便亲自到场论功行赏，很快张作霖漂亮的五姨太在队伍中声名鹊起，成了张作霖名副其实的贤“外助”。

一次，行军途中因为对内眷照顾不周，她竟然当众人面，对张作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陶丽卿大发光火，引发激烈口舌冲突，气急败坏的陶丽卿居然端起一锅开水扔向寿懿，导致事态难以收拾，一向声称“老婆是衣服”的张作霖，最终只好把陶丽卿调整到下属部队，算是把事情交待过去。张作霖对寿懿的娇宠可见一斑。

1911年张作霖由漠北回到奉天，事业平步青云，寿懿的才华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她口吐珠玑，能言善辩，在社交场合，很多尴尬化解在寿懿的巧言与机敏之中，张作霖的很多人际关系处理也因为她的巧妙周旋显得游刃有余。尤其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外事活动骤然增加，棘手问题层出不穷，寿懿出入于宫庭、往返于北京与奉天、周旋与各种外交场合，成了张作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寿懿的外交才华得以尽善尽美的展示。同时，通过大办慈善事业广结善缘，个人影响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张作霖不断收到来自地方对寿懿的“劝进信”。

随着张作霖事业的如日中天，寿懿也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不仅在张家取代被尊为大太太的卢寿萱执掌家庭所有重要事务，在社会上由于积极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影响与日俱增，在张作霖外事活动中寿懿是须臾不离得力助手，自1923年她改名为张寿懿体现了与其他夫人不同的名份。

有时候人生犹如一朵礼花，越是璀璨夺目，生命燃烧的就越快。“皇姑屯事件”善后處理，成就了寿懿人生最为精彩的一幕。

自张作霖迎娶马岳清为随军夫人，寿懿便不时分身料理一些家庭事务。1928年2月，农历新年刚过，寿夫人离开张作霖由北京返回沈阳处理家庭事务，阴错阳差地逃过了“皇姑屯事件”一劫。

1928年6月4日，张氏帅府张灯结彩，喜气盈门，寿懿忙里忙外准备迎接张作霖的到来。当血肉模糊的张作霖被人抬进帅府，一家人顿时乱成一团，尤其张作霖身亡的消息传出，一些人开始大哭小叫，局面几近失控。此时只有寿懿镇定自若，要求家人严禁哭闹，严密封锁消息，紧急召集时任奉天省长的刘尚清和省军署参谋长臧士毅研究对策，决定为稳定时局确定密不发丧，等待张学良从滦州前线归来。

为防范日本关东军突生事变、稳定东北局势，根据寿懿要求以奉天省公署的名义在各主要媒体刊登张作霖“安然无恙”的通电，为掩人耳目，寿懿把家中安排得秩序井然，还特意安排医生每天出入帅府作出按时诊治的假象，在日本的领事“探视”和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面前，寿懿谈笑风生，当日本人亲耳听到楼上留声机里放着戏曲，看到家人送饭上楼，才对张作霖“安然无恙”深信不疑。

6月19日，张学良化装通过日本关东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回到沈阳，21日才正式发布了张作霖死亡的消息。此时日本人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

在东北乃至中国命运转折的关头，寿懿成就了一次惊世骇俗的壮举，从而使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书写下了这个女人的名字。

人对于历史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历史面前你唯一的选择是“顺从”，寿懿当然也不例外。寿懿共生有四子，长子学森、次子学浚、三子学英、四子学铨。也许是出于对东北故土的眷恋、也许是对未来形势没有准确判断、也许是对她身后大量财产难以割舍（除了大帅府，寿懿在沈阳有多处房产，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八纬路14号张寿懿公馆，2004年被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1947年，当她决定从天津经上海前往台湾的时候，决定把小儿子张学铨留下来，让他到东北追随哥哥张学思参加革命，自此母子咫尺天涯，这个小儿子成了寿懿永远的“心病”。

1966年春，寿懿终于将一封信辗转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她有生之年与小儿子学铨见上一面。为此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张学铨，并表示同意他们前往台湾母子相见。此时的张学铨已经经历了战场负伤、转业、胃部切除手术、离婚、再婚等诸多人生磨难，可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放弃了这次母子重逢的机会，同时这等于他放弃了一次命运转折的机会。如果他作出去台湾的决定，一直爱子如命，对小儿子饱含歉疚的寿懿决不可能放他回大陆。然而此后不久，厄运再次降临——他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逮捕入狱，1967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被释放。

晚年的寿懿，一直与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一起居住在台湾，清心寡欲过着平静的生活，不时与张学良相聚叙旧打发时光。1974年，84岁的寿懿在台北病逝。

（四）

近代中国历经百年沧桑，风云变幻，同时代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早已盖棺定论，但对于张作霖的一生如何评价仍然没有定论。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留下了“张作霖手黑，寸土不让”的经典故事……

义字当先，称王东北 张作霖出身江湖，对江湖义气看得很重。当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欲与张作霖联姻，希望张作霖把三女儿张怀瞳许配给自己的小儿子赵天赐。但张作霖认为辈份不对（赵尔巽是张作霖的干爹），婉言拒绝。

赵尔巽死后，家道衰落，而此时的张作霖正如日中天。张作霖想起赵尔巽当年的希望，便亲去赵家提亲，准备促成三女儿与赵天赐的婚事。怀瞳的母亲担心女儿嫁过去受苦，不同意。张作霖说：“赵尔巽对我有恩，就求我这一件事，我还拒绝了他，这样做，也算是补偿吧。”坚持把张怀瞳嫁给赵家。

与“辫帅”张勋的联姻也很说明问题，日俄战争时，张作霖就结识了张勋，为了借助张勋的力量，张作霖把自己的四女儿张怀卿许配给张勋的儿子张梦潮。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全国臭不可闻，一蹶不振。而且又有消息说，张梦潮患有精神病，父亲失势后，病情明显加重。张怀卿的生母四夫人听说后，劝张作霖了结这门亲事，说：“咱不能眼睁睁把女儿往坑里送。”张作霖不肯，说：“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坚持把女儿嫁给张梦潮。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

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内政建设，卓有成效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三省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这除了客观上东北有充足的土地资源优势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外，统治集团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东北经济发展成就突出。张作霖就任之初，东北三省的金融、财政状况十分危险。

“金融日紧益觉难支，外款输入百计压迫”。而一些奸商乘机渔利，更加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1917年，奉天省积欠内外债达1200余万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当局，首先是从整顿金融财政入手。在整顿金融财政过程中，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也采取了非經济手段的措施。经过苦心经营，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奉天省最为突出，王永江实行“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奉天省在1918-1921年间，出现了“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经济比较稳定”的局面。

财政有了盈余后，钱往何处用？在奉天省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利用此充足之财政”，集中精力，“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澄清吏治，扩大交通，鼓励屯垦，”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另一派则主张扩充军备，向关内扩张势力。这两种不同主张在1920年前还没有公开正面冲突，对经济发展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张作霖也曾说过：“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而能成功的呢！”1924年1月，张又召集东三省军政官员讨论经济发展计划，决定三省联合集资2000万元，一年内，开办10个官办工厂，20个采矿业。同时期又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负责统一建设和管理东北铁路。铁路交通和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内的商业往来和对外贸易。以对外贸易为例，其指数如1918年为100，1923年增到236，1928年又增到440。从1903年到1930年的28年中，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额仅增3倍多，而东北则增加30倍。若以人均贸易额对比，东北是中国其他地区的3倍。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统治的1921年至1931年，东北自建的锦朝、打通、开丰……等10条铁路，营业里程共计1521.7公里，占1931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的25%，占全中国铁路总长度的10%以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出身卑微，爱惜民生 张作霖是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

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张作霖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

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虽有小过，不失大节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军阀”是一个贬义词，割据一方、不服王化、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末的曹操、袁绍，唐末的朱温、李克用，元末的朱元璋、陈友谅，民国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都是典型的军阀。但军阀不等于坏人，也许评价曹操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适用于张作霖身上。如果是和平年代他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一代传奇。

台湾学者张式伦评价张作霖“一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世人称之为民族英雄。”张先生还进一步说：“雨亭先生以一人之进退生死，而攸关世局与国运，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远。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这样高度评价放在一个军阀身上似乎高了些，不能因为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就忽视了他与日本政府长期的合作事实。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签订过很多经济合作协议，在张作霖被炸前，就曾亲自与日本签订了满蒙新五路中的延（吉）海（林）、洮（南）索（伦山）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后又下令交通部次长兼航政司司长赵镇，与满铁签订了长（春）大（赉）线的合同。这说明，张作霖没与日本签订任何密约的立论，是不成立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就因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铁路承造或其他经济合作的合同，就下结论说张作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我们稍稍打开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大事年表，就会发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多的是抵制和抗争。据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水野明的研究，张作霖为抵制日本通过土地商租侵略中国，曾以东三省巡阅使或省长的名义，公布法令、训令、命令、密令、通令、指令、取缔令、败诉令、通谋、训示、布告多达359项，严禁向日本人出卖或商租土地。这些法令的实施，在抵制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侵略势力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总的来看在对日关系上，他既有抗争也有妥协，其中抗争是主流，是本质；张作霖与日本的妥协，既有作为政治上相互利用的一面，更与近代中国衰弱的国情有关。因此，不能因为他有妥协的行为，就说他是卖国。我们考察张作霖的历史行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但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确的。

（五）

出了小青楼，我们一行来到大青楼。大青楼位于东院北部，共三层，坐北朝南，多边形，砖混结构，欧洲哥特式建筑，青砖墙体，白色水泥抹边线，黑白相映，显得格外醒目、素雅。止进大青楼的客厅，导游介绍说，这间客厅名叫老虎厅，因厅内摆放一只老虎标本而得名。这里有一幅张作霖与老虎标本的合照，这只老虎标本是东边道镇守汤玉磷在大青楼建成之際送给张作霖的。

1929年1月10日这里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那就是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处决了副总参议杨宇霆和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当天夜里杨宇霆和常荫槐陈尸老虎厅。进楼左侧是张作霖办公室和卧室，张学良主政东北时为秘书长室和秘书厅。二楼正南是张学良的办公室，正北是张学良和原配夫人于凤至的卧室，正东、东北和西北角，分别为张学良子女居住。三楼为张作霖几位夫人居住。

大青楼，让我感怀的是楼内泛黄的原创壁画，历经80余年的沧桑，至今风采依旧。这些壁画是张作霖请奉天的一位民间艺人作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国书画家辞典里都没有名，但却在这东北第一名宅里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晓坡。而二进院、三进院的众多石雕上，都十分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字样：如袁翰西作、小芳作、辽阳张纪五作等，这些都是石雕创作者的姓名、籍贯。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工匠大多来自沈阳周边的辽中、辽阳、铁岭等地，风雨沧桑，数十载过去，武小芳、袁翰西、袁云漳、蔡尊一、郭晏林、张纪五，没一个是名载青史的人物，而他们却跨越岁月烟尘，至今仍依稀可见。工匠的名字能刻在帅府的建筑上，显然是经过张作霖允许的，它体现了主人对匠人创作的尊重，在那样的时代，张作霖的做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帅府四合院的二进院我也曾留意到这样的条幅：“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一丸塞函谷，三箭定天山”、“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些都出自于张作霖之手。他的书法很难归于哪一体，既不以自己的字或号落款，也很少留印，横竖就这三个字：张作霖！他的不讲法度的字体渗出一股来自民间的野气，一股过目不忘的霸气——我行我素的张作霖根本不需要挂别人的字画来装点自己的家，谁家的手笔能写出我张作霖的远大心志？我这样解读他的内心思想。

尤其是“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它的意思就是，书有我没有读过的，但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别人说的。条幅的内容通俗易懂，却犹如一副张作霖的自画像和人生写照，寥寥数语，将张作霖坦诚的性格和坦荡的心胸勾勒出来。

此外，“天理人心”、“慎行”被镌刻在张氏帅府假山的门洞之上，它似乎是张作霖警醒着大青楼里进进出出的政客们：这里的政令，关乎百姓福祉、国家安危，定要谨慎行事，要讲天理人心！

出了大青楼，我们看见东院东北角有三间平房，导游讲解说，这是张作霖的家庙，其正殿供奉关羽塑像，东殿供奉张家的祖宗灵位，西殿供奉张作霖与结拜兄弟磕头时所换的金兰谱，因其正殿供奉关公塑像所以也称关帝庙。有人说，张家家庙之所以不供别神，只供关公，与张作霖一生尚武有关，他在沈阳共建三处关帝庙，此为一处，另两处在风雨坛和大南门外。每逢征战，张作霖都要亲自拜祭，祈求关帝助其凯旋。若如此，西殿供奉的金兰谱又做何解呢？

其实，张作霖尊奉关公，是因为他看重的是关公的忠义仁勇。这个家庙是张作霖心中的圣殿，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逢年过节搞祭拜活动，也是张家的人参加，外人是不能进去的。除张作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庙上香。

张作霖的奉系集团，缺乏统一的政治理念，但它却在东北统治十余年，并曾多次影响全国的政局，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张作霖把中国传统的仁义忠勇的理念作为精神支柱，来维系这个集团。

张作霖一生有两次重要的结拜，一次组成了奉系集团的班底，另一次，形成了入主北京的中坚力量。两次结拜中，都有“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誓词，这誓词让人想起了桃园三结义，想起了历史上诸多英雄豪杰，体现了张作霖在政坛上的一贯作法。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景惠受曹锟欺骗，不战自溃，导致奉军一败涂地，张作霖骂得最响的一句话就是：“这还叫兄弟吗！”后来，张景惠母亲去世，远在北京的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接张，所传达的话最让张景惠动心的就是：“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汤玉麟因不满于张作霖庇护王永江，与张作霖刀兵相见。兵败后逃往他乡，再见张作霖时，张作霖与汤相拥而泣，观者无不垂泪。

应该说，张作霖一生拼杀在战场上，博奕在政坛上，靠的就是“义字当先”，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因此，他手下的弟兄、部属，不论对别人怎样混蛋，但对张作霖一直是忠心耿耿。直到他死了，仍甘心居于其子张学良之下，尽心拥戴。

参观完东院，我们跟着导游来到西院。

帅府西院是一个红楼群。1914年，在兴建中院的时候，同时建起了西院。原有七间瓦房和两组四合院套院，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眼看自己的弟弟一天天长大成人，就决定拆掉原建筑，请名师设计了七栋北欧式三层楼房，准备分给每个弟弟。1930年经招标，由荷兰建设公司承建，1931年春开工，刚打好地基，“九·一八”事变暴发，工程被迫停工，后由日本人续建。

参观完帅府西院，我们跟着导游参观其院外部门，主要有帅府办事处、边业银行和赵四小姐楼。

帅府办事处位于帅府大院东南侧，占地3291平方米，建于1925年，是一座罗马式建筑，用以接待帅府客人，因其主楼内有一个豪华舞厅，有人称之为“帅府舞厅”。

边业银行位于大院正东，占地4967平方米，也建于1925年，是一座东西合璧的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边业银行是帅府的私家银行，是当时东北最大的银行之一，拥有货币发行权。“九·一八”之后，其财物被日本人抢劫一空。

在东墙外路东，有一座几何形单体建筑，导游介绍说这是赵四小姐楼，是张学良专门为赵四小姐修建的寓所。赵四小姐楼是一座东洋式建筑，上下两层，占地面积547平方米，有十余个房间，一层是接待室、舞厅、餐厅等，上层是会客厅、卧室、琴房、起居室、卫生间等。卧室里有赵四小姐年轻时的靓丽照片，另一小房间里有—架钢琴。

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原籍浙江兰溪，生于香港，少年时代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她与张学良将军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从十六岁时起，赵一荻陪伴张学良72年，直到2000年6月因病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88岁。

赵一荻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们都称她为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天津上學期间，她是个刻苦用功、成绩优秀的学生。其父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其母是个家境平平、贤慧而勤劳的妇女。

赵四小姐天生丽质，且又聪明灵慧，十四五岁就曾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1926年在天津的一次舞会上，作为民国初年“四大风流公子”之一的“少帅”张学良与来这里看热闹的赵四小姐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坠入爱河。父亲得知小女儿和有妇之夫张学良在一起，气得脸色铁青，并将其软禁起来。但在六哥赵燕生的暗中帮助下，赵四小姐与家人不告而别，毅然来到东北沈阳，追随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张学良。

赵四小姐的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与此同时，帅府内也感到了微微的不安。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小妹尽量居住舒适一些。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她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西北角，这里虽然比其他房间阴冷，但抬头就可以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心里顿时会涌起一股似水的柔情，那种温暖的感觉就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1929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赵四小姐也遭到国人的嘲讽和谩骂，被诬为“红颜祸水”，把她与丢失东北联系起来的，是当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那首著名的《哀沈阳》七绝：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东北军，他写下手谕，交王以哲、于学忠等人代管；二是赵四母子，为防不测，吩咐参谋长在他离开西安后，立即将赵四母子送往香港。但此时的赵四小姐，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张学良，直到大姐于凤至匆匆从国外赶来，她才回到香港，可心却一刻没有平静过，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

1940年，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赵四小姐将孩子托付给一位可信赖的朋友，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以秘书的身份，尽夫人的责任，寸步不离地相随左右，陪伴着他一起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

1964年，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宗教信仰，为了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着张学良的赵四小姐，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于凤至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

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1964年7月4日，在赵四小姐51岁的时候，这对“牢狱鸳鸯”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36个春秋。

（六）

思绪飞旋，遥想当年神州蒙难，华夏遭劫。东北境内日夷横行。皇姑屯一声巨响，国仇家恨突然间压在年轻的张学良身上，历史的脚步似乎在那一刻放慢，国家内外，亲仇之间一时都在注视着这个身负风流之名，有被权臣佞子环视的青年。历史似乎在他身上投入了过多的筹码。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言行给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卷，中日矛盾没有骤然激化，权臣服诛，东北易帜。历史把张汉卿的名字推上了顶点。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秘不发丧。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紧接着，张学良于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他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致使冯阎一败涂地；为蒋介石立下大功，一时被誉为“党国之干城”。1930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张学良何以如此归顺蒋介石，并跟蒋义结金兰，他自己的理由是自认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又是同一个东北将军，又是同一个东瀛日本。历史再次要他们相遇。而这次张获得的却是满世的骂名，背井离乡。挟家仇国恨于异邦。被国人斥为贼子，眼见父老再遭涂炭。如果说上面的易帜，中原大战给了他实际上北方王的地位时候他是踌躇满志的话，那么现在又是如何呢？时局如危舟，他选择保全。他选择忍辱，他选择了万世之讥……

国人眼中似乎在也没有了，那个风采超然，当世豪杰的张少帅，代之为一个心无家国的张学良，一个背负乡亲的张学良，拱手葬送大好河山的张学良，一个只知道残杀同胞的张学良，一个沉沦的张学良，一个可耻的张学良，一个“不抵抗”的张学良，一个欲杀之而后快的张学良，往事成昨，但真想仰望苍穹，谣问少帅，君心如何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一身，理当抵抗；但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办银行的全部存款，但他表现得满不在乎，一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样子。根据张学良的晚年口述，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张学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既已到口的肉，岂能复吐出来？张学良也太天真了。对此，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但是一出山海关，日本兵就开始抢夺火车上的财物，回到沈阳时，只剩下了空车。

事变之后，对张学良的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实在不理解，意气风发的少帅何以自失一次千古成名的良机。事实上，他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1932年，热河抗战前夕，许多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蒋说会在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迎战的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

关于张学良不抵抗放弃东北，一直以来，都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说法：9.18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还说，蒋介石不抵抗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由于郭维城的特殊地位，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因为，首先，传说中的蒋介石不抵抗电文，至今未见，不能作为证据。其次，就是有这样的电文，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张学良也完全可以对其置之不理，担负其自己作为边疆大吏守土抗敌的责任。

就后来当事人的表态似乎也可以证明把不抵抗的责任推给老蒋是“冤假错案”。

先看蒋介石。最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是这样的：9.18当天蒋介石不在南京。9月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日记中有如下文字：“雪耻，余所持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9月20日日记：“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9月21日日记：“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根本读不出蒋介石当时有“不抵抗”的心思——须知，这是1931年的事，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没有虚伪造作的必要，反映的应当是他的真实心情。

再看张学良。张学良在世时，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先后访问过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1）9.18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2）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3）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而当问到：张学良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

张学良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中央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

事实上，在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棄。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但是，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东北军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然而，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这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问题还是出在张学良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

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好在历史给了他又一次“匡正”的光彩，华清池一声枪响，在西安——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地方，一个有过光荣有过耻辱的军人，用自己独特的言行，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走向。此情此景不禁使我们感叹造物的神奇，但张学良的名字也在这震烁古今的壮举中得以不朽。如果说历史中很多豪杰，随着时间的消失都已经或是消失，或是归结为一个符号的话，那么在这单调的色彩中，张学良所为绝对成为其中一个独特的亮点。

可以想象，东北沦丧，国仇家恨与无可奈何在他心中的较量，可以体会民族大义和兄弟之情对他身心的煎熬。他的每一次都是在情与义的较量中抉择，他一次次选择了“义”而又一次次因为那个情而受炼狱之苦。

李玉刚在《贵妃醉酒》中有一歌词：“爱恨就在一瞬间。”可于张学良来说，他也如此，他的“一误判成千古恨”。

人们评价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不回东北时有云：“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话虽刻薄，却一语中的——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的一些行状：1990年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从1990年他获得自由到2001年他在美国逝世，他有10年的机会可以回大陆回东北看看，可他就硬没回来，这对一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少帅而言，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事实上，如果张是真的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自己的黑土地，要回去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大陆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张学良没有选择回到他的祖国，他自然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用当年天津办教案的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区区万把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攻占了东北军在沈阳的北大营，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整个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沦陷区千千万万的国人成了亡国奴，千千万万的同胞橫尸山野，关里关外一片悲哀的哭声。直到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回忆自己在1931年至1935年间的作为时，有过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曾引用过使徒保罗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知道，东北的失守有他无法逃避的责任，他也深感自己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事实上，作为一个根在东北的张学良，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是很想回到祖国大陆的，甚至回到家乡的黑土地。因为，异乡的中国梦是空洞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异邦他乡是找不到故乡的感觉的！只不过，他不愿触景生情，不愿在屈指可数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责和悔恨的内容。

夕阳下，我俩缓缓步出少帅府，再次凝望张学良铜像，我们不知道能说什么，借用少帅当年一言“千秋功过，留于后人评说”。

作者简介：

唐雪元，笔名湘戈，湖南株洲籍。务过农，打过工，扛过枪，现为《国防时报》记者部主任、四川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系中国散文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近年来，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发文。有100万字收入《军礼军威军魂》《民族魂中国梦》《血铸长城民族魂》《气壮山河卫中华》等书中，出版个人专著小小说集《城市的天空》，军旅中篇小说集《兵心如虹》。

孙正，现服役于武警江苏总队无锡支队，中尉排长，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