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庭

记忆是一粒种子，一经播种，在心灵深处就会生根、开花、结果。

周末和老伴一起去乡下，在清理老屋堆放着的旧物件时，捡到一件沾满灰尘的物什，吹开浮尘仔细端详，原来是一盏早已废弃的老旧油灯。霎时，一盏如豆的灯火在我的记忆中点亮。

上世纪60年代，家乡还未通电。一到晚间，整个村子漆黑、寂静，除了几声犬吠，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简陋的农舍里映照出一缕缕昏黄的亮光。

我家住在村子最东头，每当夜幕降临，母亲划一根火柴点着那盏小油灯，再拨弄一下灯芯，如豆的火苗便发出昏黄的光，窄小的窑洞便依稀可见了。家里的油灯大多是父亲制作的，用废旧的墨水瓶，在瓶盖上钻个孔，用薄铁皮卷一个长度适中的小管，然后把棉线搓成灯捻子穿入小管，再将小管穿过瓶盖的小孔，给瓶子里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油灯晃悠悠的光芒照亮一家人，也照亮了我最初的记忆。

在那个贫穷饥馑的年代，物质非常匮乏，所有紧缺商品都要凭票购买，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同学的父亲在乡卫生院工作，我问他要了一个废旧的输液瓶，为了给家里买到煤油，课余时间我就去商店门口排队，好不容易才能打一瓶煤油回家。因为商品紧缺，售货员成了当时人们最羡慕的职业。记得有一部影片里，公社书记对一名乡下村小教师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就可以提拔你当售货员。”这可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农村以完成劳动任务的多少来计算“工分”，并按每人所挣“工分”核算口粮分配。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为了养家糊口，母亲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她总是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从不误工。她白天下田劳作，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衣服。每当夜深人静，四周一片沉寂，有个窗口的灯光总是亮到最晚，那忽明忽暗的灯光陪伴着母亲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春夏秋冬，寒暑霜露，总都有做不完的农活，母亲忙碌在油灯下的身影一直伴随着我的记忆。

在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读书的日子最快乐。一次，我随母亲去了几十里外的外婆家，在二舅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青春之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了起来。第二天早晨起床，母亲指着我被油灯熏黑的鼻孔和烧掉的头发，笑得前仰后合。也就是那一次，书在我的眼前洞开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让我痴迷的文学世界。

1970年，我考上乡级中学读初中，学校晚自习的照明由油灯换成了汽灯。汽灯在外形上与马灯有些相似，但比马灯亮得多，不仅可抗小风，雨天也能使用。汽灯一亮，那白晃晃的光能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照得通明。

记忆中，汽灯用得最多的是村里唱戏的时候，每年农闲，村头的空地上就搭起了临时戏台，等到台上两盏明晃晃的汽灯亮起来，催场的锣鼓响起来，整个村子便像过节一样热闹，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了起来。演出场次最多的要数“样板戏”，尽管有些内容和台词早已耳熟能详，却丝毫不影响人们看戏的兴趣。

1981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到离家很远的一所村小教书。学校很偏僻，村子没有通电，客车也没有开通，我只能站在公路上，等待有一辆车停下来。公路的尽头离家还有6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为了回家，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成了村里第一个拥有“坐骑”的人，这个“第一”让很多村里人羡慕和向往。

母亲从老家托人传话，说家乡要通电了，听到这个喜讯，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我骑车经过6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赶到村里已是点灯时分。记得那一阵子，村里群情激昂，一张张黝黑、饱经沧桑的脸上笑靥如花，挖坑立杆，拉线配表，像过年一样喜庆和热闹。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总算是等来了传说中那个叫“电”的东西，赶上了传说中那种“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好光景。正式通电的那天晚上，村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每一张朴实的面容都被灯光照得清晰而饱满。想到国家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我们的乡村，我感動、感恩，为国家的变化，为盛世的阳光，为家乡的未来。

如今，人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节能灯早遍布村庄的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也守护在道路两旁，家家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电脑、手机……这些“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电器，乡亲们也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让思绪回到岁月深处，去打捞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片段和记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不只是照明方式，更体现在居住、交通、饮食、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

如果不是突然看到那盏当年全家视为宝贝的小油灯，我可能想不起这流年岁月的嬗变。一盏不起眼的小油灯，虽已时过境迁，但它陪我一路成长，不仅点亮了我温馨的记忆，也点亮了一段沧桑的岁月。它见证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摘自《固原日报》2019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