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剑云 孙笑娟

“重阳”亦称“重九”。“九”是阳数之极数，两九相逢，乃称“重九”。重阳，作为九月九日这一特殊节日的代名词，文中始见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的“三月上巳，九月重阳”；诗中始见梁代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的“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东晋陶渊明《九日闲居》已将九月九日称为“重九”：“余闲居，爱重九之名。”

唐前重阳习俗

重阳风习，代代相传。佩戴茱萸、登高、赏菊饮酒、宴会赋诗这样的活动，在唐前已逐渐形成并流行。

西晋孙楚《茱萸赋》“应神农之本草，疗生民之疹疾”云云，说明茱萸是著名中药。农历九月九日，茱萸正当成熟之时，加之药理功能，古人常将其看作是辟邪长寿之物。西晋名臣周处《风土记》云：“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佩戴茱萸以辟邪的风习，早在汉代便已约定俗成。《西京杂记》曰：“汉武帝宮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重阳节除了头插茱萸和佩戴茱萸的方式之外，还有将茱萸囊佩戴在手臂上的习俗。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记费长房告诫桓景如何避灾时，提到了“令家人缝囊，盛茱萸以系臂”之方式。

登高是文人墨客最喜爱的活动之一。登高远眺，能够开阔心胸，陶冶情操，澡雪精神，激起文人的创作欲望，谢灵运便是这一活动的爱好者。《宋书·谢灵运传》载其登山时“从者数百人”，为了方便登山，他甚至创意了“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的“谢公屐”。

登高习尚由来已久，最初并非仅限于九月九日，正月初七和十五也有登高的习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登高赋诗。”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亦见于吴均《续齐谐记》的记载：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毎至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

《续齐谐记》是一本志怪小说集，所记多为怪诞之事，因此这个记载未必可信。但透过这一故事，可以窥知重阳节登高、佩戴茱萸活动所暗含的消灾避祸与祈求祥福意味。在此之前，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中也有关于重阳登高的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祓禊，是为了除恶求福；登高，本义是避祸消灾。

赏菊乃九月九日之雅事。季秋之月，万物焦枯，菊花却适此绽放，为晚秋增添一抹生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为陶渊明的吟咏，菊，成为孤傲文人的图腾。据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物候特征使得赏菊成为九月九日的一道风景，药理特质使得饮菊花酒成为一种风尚。唐徐坚《初学记·岁时部》“服黄华佩赤实”条引《太清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又据刘歆《西京杂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酿菊花酒，饮菊花酒，乃为延年益寿，这与头插茱萸的习俗不谋而合。故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制者，止也；颓龄，衰暮之年。

宴饮赋诗是唐前重阳风习中的重要活动方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文人雅集。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隋代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世来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近代多宴设于台榭。”上引文献说明，唐代以前，九月九日宴会地点与方式，有席地野餐与亭台聚饮的转换。四民，谓士、农、工、商。重九宴会，万众咸乐。相传为南朝宋孙诜编纂的《临海记》这样描写：“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登之见邑屋悉委，江海分明。”可见，登高宴会是民间极为盛行的习俗，相较于上巳节的文人宴会来说，重阳宴会多了一分亲切感。

古代文人常雅集赋诗，西晋石崇的金谷集会、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以及南朝时期由皇室组织的三月三日上巳集会，都是令后人艳羡的雅集盛事，重阳佳节自然也会成为文人或皇室的雅集时节。虞世南《北堂书钞》引东汉士孙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兴平是东汉末汉献帝的年号，距今1800多年了，那个时候，朝廷便利用九月九日举办聚会宴饮的活动，以此彰显帝德，增进君臣联谊。《艺文类聚》引《孟嘉传》曰：“嘉为桓温参军，既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遊龙山，参僚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落。温谓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桓温地位高贵，九月九日“参僚毕集”，雅集参与者是以权贵为核心的文僚将佐。南朝四代更迭，社会动荡，但是重阳节令未曾遗忘。据《太平御览》，宋武帝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项羽戏马台。齐高祖萧道成于九月九日登高，又以“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萧梁时期，宫廷文人创作了占南朝重阳题材比例最多的重阳诗歌。南陈时皇室亦组织重阳“戏射”活动，陈后主《五言同管记陆瑜九日观马射诗》对皇家马射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太平御览》引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齐人月令》曰：“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 由此可见，唐代之时，登高、饮菊花酒、宴会、采茱萸盛囊或入酒，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而这种风尚显然出现并成熟于唐代以前。

唐前重阳文咏

重阳与除夕、清明、中元，并称四大祭祖节，文人墨客，多有吟咏。先唐之不同历史阶段，重阳习俗，风貌不同；重阳文咏，特征不同；情感与寄托亦有不同。

重阳节滥觞于汉，盛于晋，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文人骚客皆有吟咏重阳的诗文。与重阳习俗在民间发展的情况不同，文人笔下的重阳诗文，慢慢发展出一条淡漠驱灾辟邪、祈求长生之主题，转而追求抒发一己之情或宴饮娱乐的路子。

甲.吟咏重阳

重阳节进入文人诗文创作的时间较晚，第一篇吟咏重阳节的文章为曹丕的《与钟繇书》。文章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是却传达出了重要的内容。首先，曹丕在文章中提到重阳节祈求长寿和登高享宴的风俗。“宜于长寿”是因为重阳节在农历九月九日，其与“久”谐音，故“俗嘉其名”，使其富有了祈求长寿之意，宜登高。其次，重阳节赏菊、饮菊花酒的习俗在曹丕的年代成为风尚。菊花在秋季万物凋零之时“纷然独荣”，蕴含着天地纯和之气。曹丕赠菊花予钟繇，是希望能够助他摆脱生命短促的悲哀，延长寿命：“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飱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仅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曹丕的这封书信没有建安时代个人情感的强烈宣泄，文章最后的美好祝愿也不过是客气话、场面话。他对于重阳节习俗的真实书写，反映出汉魏时期重阳节的发展状况，那就是重阳节已经成为民众普遍认同和重视的节日，登高、赏菊、饮菊花酒等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习俗。

乙.悲慨重阳

战国时宋玉《九辩》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肃杀枯黄，文人应物斯感，“悲秋”情结，与生俱来，重阳佳节文咏也免不了悲凉意味。

刘宋傅亮有一篇《九月九日登陵馆赋》，虽然篇名有“九月九日”字眼，但赋中诸多内容与重阳节并无关系。“九旻之暮月”是说重阳时节，“九旻”犹“九天”，指秋天，“暮月”是一季中的末月。重阳节是和亲友登高、插茱萸、聚会宴饮的日子，而此时的作者却孤身漂泊。他登临所见者，“物惨而节哀”，“云悠而风厉”，绿蘩憔悴，离鹍悲鸣，于是百感交集，“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重阳文咏衍生出“怨故乡之阻辽”的羁旅乡愁。

南陈江总亦以重阳诗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其《衡州九日诗》开篇点明秋日萧瑟凄惨之状，继之以“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点出重阳节宴会、赏菊的习俗，最后将情感落在思归上：“聊以著书情，暂遣它乡归。”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是重阳文咏名篇：“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仰观南去的云和北来的雁，诗人的心仿佛也逐云南飞，随雁南归。“篱下菊”，实景虚设，然由此想象之情境，更可见思归之迫切。

丙.歌舞重阳

唐前重阳文咏逐渐疏离民俗题材，自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后，文人创作中民俗元素的出现只是蜻蜓点水，而宴会赋诗日多，“马射”则纯然新增一目，其素材多出现于南朝皇室文人集团之重阳文咏中。但是，主题取向已然变异。

齐梁是先唐重阳诗创作的高峰期，现存的唐前20多篇关于重阳节的诗赋，有16首写于齐梁。诗歌皆出自皇族或者簇拥权贵周围的僚佐之手，作者不约而同地在诗文中尽情铺写宴会歌舞升平景象，歌颂君王之德，表现宾客之间的相互逢迎，渲染一幕幕温馨谐美的政治气氛。王俭《侍皇太子九日宴玄圃诗》风格温文典雅，描述欢宴之时侍宴众僚举杯共饮的热闹场面。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曰：“月展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觞时荐，落英可餐。”首两句写夜晚登高台所感受到的秋日寒冷气息，点出重阳节的节气特征。“高云”两句描绘的是登上高台的所见之景；“式诏”两句点明此次聚会乃是应诏而来，显然是皇室组织的活动；“轻觞”两句乃是对宴会上觥筹交错之欢乐场景的速写。题目虽然点明是九日重阳所作之诗，但是重阳习俗之书写，显然已非主旨。同样作为南朝皇室身份的萧纲，其《九日赋韵诗》虽题目并未显示是否为应制之作，但是诗篇的内容，趣味依旧，表现的是重阳夜晚，宫中宴饮歌舞，其乐融融之景，与萧子良之作可谓异曲同调。

“马射”是皇室安排的重阳宴會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刘苞《九日侍宴皇太子乐游苑诗》便对这一宏大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画。“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借用曹植《白马篇》“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句与意，仅仅两句，描绘了马射竞逐时整装待发的气势。“立乘争饮羽，倒骑竞纷驰”十字，渲染贵族子弟骑射追逐、展演绝技的紧张气氛，透露出重阳节与众不同的活力。又如梁代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开篇“钩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极写骑射时的磅礴气势。“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这六句，将射猎过程中骏马奔驰、尘土飞扬、利箭破空的刺激场景，描写的绘声绘色，如在眼前。北朝王褒《九日从驾诗》，与上述诗篇，主题取向略同。

南北朝时期的应制之作，多描绘宴饮之欢乐和射猎之壮观，带有展示政治温情、体现君臣之乐的政治性目的，而重阳节原始的习俗元素已被置换。至此，重阳节演变为一个节日符号，成了皇室用来维系政治关系的手段和途径。

丁.暧昧重阳

消闲、享乐因素的融入，使重阳文咏渐渐流变为与写景咏物诗无二的诗歌样式。其如王脩己《九日》：“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隋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此诗写于重阳之时，但是读诗篇全文，感觉并没有扣题而作。“霜微”两句描绘出秋日繁华落尽，寒气初升的节令特征，“隋珠”两句描写出晚宴之时夜明珠的璀璨光亮，“舞步”两句则是对宴会上歌舞正酣情景的刻画。这些细致的描摹所呈现出的是一派歌舞升平之象，带有浓重的娱乐享受意味，脱落了民间重阳节俗的色彩。

齐梁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追求绮靡文风，这种倾向的典型表现便是梁代宫体诗的出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重阳诗文创作也带上了暧昧色情的味道。刘孝威有《九日酌菊花酒诗》曰：“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适薰。余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诗所呈现的是贵族之家于重阳节之时的闲情雅致，但是其中的描写却颇有宫体诗的闺阁香艳之气。“露花”两句描写女子在清晨趁着露水未干，身着熏了香氛的衣服，于花丛中采摘嫩菊的媚态。“余杯”两句则将娇美的女子带入宴席之中，为男子取来剩余的杯中之酒，持酒撒娇。刘孝威的诗充满了暧昧的脂粉之气，乃贵族文人日常生活中调情场面的特写，其与重阳节俗之关系似有似无，几乎可以说是对民俗节日文咏的一种“扭曲”。

唐前的重阳文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流变”趋势，相关的诗、文、赋中所带有的重阳习俗味道越来越淡薄，有的只是在题目中提到了“九日”的字眼，而内容与重阳节日已经淡化了联系。甚至，文咏发展到梁时，出现了借重阳之名来书写暧昧场面的情况。民俗、风习的渐渐消解，使得重阳节渐渐成为一种节日符号：文人借节日吟咏怀抱，朝廷借节日狩猎强化政治关怀，就连重阳最初具有的登高避祸的习俗，也演变为文人登高抒怀的雅趣。

（作者简介：姜剑云，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笑娟，河北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