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发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至唐，则上升为官节。《唐六典》卷二所记唐开元假宁令就明确规定九月九日休假一日。至唐德宗时，重阳节与中秋节、上巳节并称“三节”，在唐朝近30个节日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据西南大学博士张勃《唐代节日研究》统计，唐朝节日有近30个）。

唐时出现了大量以重阳节日为主题或因重阳节日而作的诗歌。宋人所辑《岁时杂咏》是一部关于节日诗歌的汇集，其中收录最多的是重阳诗，有三百余篇，其次才是寒食、七夕、上巳和中秋。

我们检视《全唐诗》（48900多首）和《全唐诗补编》（6300首），笔者按照重阳节的名称以及别称“重阳”“重九”“九月九日”“九月八日”“九日”“九月十日”“茱萸”等不同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结果中内容不符合和重复的诗歌进行筛减后得出确数：

撰有重阳诗的唐代诗人共182位，诗436首，其中：初唐57人82首；盛唐26人82首；中唐47人135首；晚唐52人137首。这些诗或作于群臣欢饮的宴会，或作于朋辈酬唱的赠答，或作于远离家乡的路途，或作于登高望远的感发。帝王对节日的态度和国家颁布的政令会对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在每个时期体现出较为统一的整体特点，诗人对自我命运的独特感怀又会对同一节日主题注入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人文内涵。

初唐重阳诗多奉和应制宫体诗嬗变

初唐重阳诗共计82首，宋之问4首为最多，王勃、李峤、李乂各3首，卢藏用、岑羲、沈佺期、王绩等16人各有2首，崔日用、卢照邻、张九龄、许敬宗、杜审言等37人各有1首。

从诗歌中所描写节日的习俗来看，节日当天，人们除了像前代人一样欣赏菊花、饮菊花酒、佩戴茱萸囊以驱邪避灾等之外，君臣会一起游宴登高，以诗奉和，朋友之间也会唱和酬答，节日的气氛跟文学的关系联系紧密。

从诗歌体制上来看，初唐重阳诗以应制诗为主，共有63首，约占76.8%，我们将主要的几场侍宴应制活动用表格形式罗列出来，可以看到，中宗景龙年间的三场游宴规模尤为壮大，看得出唐中宗李显是一位热衷于过重阳节的君主。重阳应制诗如此高的比重，与皇帝的热情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初唐自618年建制，经过高祖、太宗两朝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对艺文的重视也逐渐加强，从秦府的弘文馆学士到武后时期的珠英学士，再到中宗的景龙学士，包含了初唐的绝大部分诗人，皇帝经常亲自组织宴饮活动，推动了初唐重阳应制诗的创制，但在具体写法上依然免不了齐梁以来宫体诗的余绪，表现得辞藻华丽、用典繁复。

比如诗中写喝酒的杯子和吃饭的餐具：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宋之问《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欢字》）；写皇帝出行的仪仗和经过宫禁的沟渠：清跸幸禅楼，前驱历御沟（李乂《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御座丹乌丽，宸居白鹤惊（窦希玠《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明字》）等，如果不是有“菊”“酒”“茱萸”以及“九月九日”等作为重阳节特有的节日符号出现在诗歌中，字里行间满溢的珠光宝气，似乎也可以用于吟咏任何皇帝出行的其他节日。

景龙二年闰九月九日，在宋之问、李峤等4人所作的游宴应制诗中，则表现出与近体诗相接近的谨严格律来，这4首诗作全部采用五言八句的律诗格式，平仄合律，在格律方面已表现出相当的成熟度来。

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谈初唐应制诗时说：“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词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重阳应制诗正是因为极注重对仗音韵等形式，在近体诗的成熟发展道路上起到很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为盛唐诗的到来奠定基础。

而与应制诗不同的是，“初唐四杰”卢照邻于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罢新都尉，与王勃、邵大震等同游梓州，卢诗“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气象开阔、意境深远，王诗“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情感浓郁、气骨苍然。五年后的又一个重阳节，王勃南行至洪州，写出千古名篇《滕王阁诗》并《序》，彻底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初唐诗风貌涂上另一抹色彩。

盛唐重阳诗意境开阔气象万千

盛唐重阳诗总数与初唐同，但创制重阳诗的诗人不足初唐一半，但群星闪耀、名篇迭出。按所作重阳诗数量来看，杜甫19首为最多，其次王维、孟浩然各8首，张说、李白各7首，李嘉佑4首，岑参、高适各3首，王昌龄、独孤及、李颀等5人各2首，张均、萧颖士、储光羲、王缙等13人各1首。

杜甫《忆昔》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这两句诗常被用来形容盛唐百姓生活的富裕程度。唐王朝在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国力雄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使人们快乐过节有了物质保障。唐玄宗对于节日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不仅重视人民对节日的参与度，还开创性地将以节为假，于开元七年颁布法令，准许公务人员在元日、夏至、上元等节日放假，其中就包括重阳节公务人员放假一天。在此后开元二十五年和元和期间修订发布的法令中关于重阳节放假一天的规定始终没有改变。

从诗歌所反映的节日习俗来看，盛唐对于重阳节的娱乐性更强一些，诗人似乎也更平和些，“欢娱无限极，书剑太平人”，崔国辅这首应制诗《九日侍宴应制》不再像初唐诗人那样堆砌繁杂，而多了些轻松和流畅；因为人们在九月九日过重阳节不尽兴，于是从九月八日开始准备过节，九月十日当做“小重阳”再继续过一天，李白感叹“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月十日即事》）则显得富于风趣和幽默。在他其余的重阳诗歌中有“九卿天上落，五马道傍来”“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等句，笔势迅疾而又潇洒倜傥；在其诗“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九日登山》）中又看到唐人日常节日中胡人胡乐的存在。

诗人们在诗中的抒情开始走向自我，所表达的情感也更加真切了，比如岑参从军营里走出来，陪同封大夫登高，感叹“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幸亏边地没有战事，太平的年代里可以醉舞；王缙则劝人别把边地当做京都，那里的草早就已經在寒霜下枯萎了，想到节日里远方的朋友在登高饮酒时，是否会有菊花呢？这种遥想远方亲友的手法，不仅让诗中的思念情绪非常强烈地抒发出来，也强化了诗人的孤独感。在其兄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这种手法得到最经典体现。“诗用‘遥想以设想对方，好像遗憾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兄弟，是兄弟欢会因为没有自己的参加而遗憾，诗意萦纡，诗情曲婉，忆念愈烈，乡愁难熬矣。”（王志清《王维诗传》）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忆山东兄弟即《陟岵》诗意，谁谓唐人不近三百篇耶？”（《唐诗别裁》）

从诗歌体制上来看，盛唐重阳诗中应制体很少，仅有2首，这可能与开元二年到开元七年间姚崇、宋璟提倡实用之文和反对君臣宴饮唱和有关，宫廷诗会减少，诗人间集会出游、登高抒怀、远行怀乡等类诗歌数量增多，很多诗人写出艺术性极高的诗篇，在风格、意境和气象等方面多有开拓，为后世提供垂范。比如孟浩然《过故人庄》中与朋友约定在重阳日重聚：“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中的田园风格明显而成熟，成为孟浩然的经典之作。再比如杜甫于代宗大历二年（767）重阳节所作的七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凝练概括了诗人一生漂泊的艰难命运，尾联将国难和家愁一同念出，有万般惆怅又余味悠长，古人有“古今独步”之誉。

中唐重阳诗多酬唱赠答具有圈层社交属性

中唐重阳诗共计135首，其中白居易20首为最多，其余较多重阳诗作的有：韦应物、权德舆各10首，钱起、皎然、卢纶各有6首，刘长卿、皇甫冉各有5首，武元衡、姚合、戴叔伦各有4首，严维、令狐楚、李端各有3首，元稹、贾岛、刘禹锡等13人各有2首，灵澈、李益等20人各有1首。

在经历了连年的兵革之后，唐王朝至德宗时期在政治方面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而使得以有较为安定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因久经乱离，社会略得喘息机会，往日逸兴横飞的重阳游宴诗会在德宗朝频频举行，许多的游宴由德宗亲自推动。与初唐时期的重阳游宴活动相比，德宗朝毕竟人员规模上有所减小。德宗为了鼓励众臣对休闲活动的参与度，于贞元四年九月颁布诏书曰：“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九月九日就和三月三日、正月晦日正式并列成为唐代三令节。官员不仅在重阳节宴赏上有了时间的制度，还会获得奖赏。据《唐会要》卷二十九《追赏》记载对宰相以下及常参官，赐钱五百贯；对翰林学士和左右神威神策龙武等三军，赐一百贯；对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赐二百贯。各省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贯。自此，官员重阳节宴赏的制度化正式形成。

在德宗组织的诗会游宴而制成的11首诗歌中，虽也充斥着大量的典故和“玉”“瑞气”“金”之类的词汇，但相较于初唐则在用词上轻快了许多，这与文风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经历过盛唐之后，近体诗格律形式已经定型，诗人在作诗时除考虑“填词”之外，更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早已不再以齐梁宫体诗的风格作为美的典范了。

皇帝的节假日津贴推动了大量唱和诗的产生，在已统计到的中唐重阳节诗歌中，大部分都属于此类诗歌。诗人们借助重阳佳节，向友人表达了思念和祝福。比如皇甫冉在送别了朋友之后彻夜难眠，明天是重阳节，我们只能互相登高远望了；权德舆则与朋友重阳节共同游玩结束，诗人在诗中与朋友约好两个人到白了头发也要一起插着茱萸去登高。

此类唱和诗中，白居易的诗作占11首，这些诗或用齐梁格、或用乐府体，或用绝句，在诗中他向朋友诉说闲游时间太长了心生慵懒，酒喝多了伤身，但又在集会上劝朋友醉倒也无妨，因为年过五旬就不算早夭，活到七十岁可能很正常，这也不过是学习王绩，“以醉为乡”。诗中没有羁旅怀乡的愁思，也看不到诗人对民间疾苦的体察，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态度。

综合来看，笔者发现一个类似于“朋友圈”的诗人圈层。以白居易为核心，他周围还有刘禹锡、元稹、令狐楚、李德裕、皇甫冉、白行简，以及被他称为“兄弟”的人。他们有时会相聚在一起登高喝酒写诗，聚不了时则只写诗给另一些人。作为重阳诗标志性物件的菊花、茱萸等还会在这些诗歌中出现，但已更指向象征意义，比如李端在《酬晋侍御见寄》中说愿将家里的菊花献给上宾也就是朋友（贫斋一丛菊，愿与上宾看），“菊”在这里更有象征意义，在诗人一无所有的家里，这丛菊花代表了他可以送给朋友的最珍贵的礼物。从诗歌中人们庆祝节日的方式来看，重阳节作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节日，在中唐重阳诗中，通过“酬”“寄”“赠”“送”“答”等方式来保持和维护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里，重阳节更多地成为朋友之间互致诗笺以示怀念的缘由，而不再有节日原初那种严肃的意义，即被赋予社交属性。

晚唐重阳诗意象朦胧含蓄隐喻

晚唐重阳诗共计137首，其中司空图33首为最多，其余较多重阳诗作的有：李群玉7首，郑谷、徐铉各有6首，赵嘏、齐己、李适各有5首，杜牧、薛逢各有4首，裴夷直、朱庆馀等6人各有3首，吴融、杜荀鹤等7人各有2首，顾非熊等30人各有1首。

因为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产生不安全感，晚唐诗人对能够建功立业的信心远远小于前朝诗人，寻找个体的心理平衡，并由此而激发个体的自我意识，是他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特点，体现在诗中，则显得含蓄隐喻。

司空图似乎对重阳题材有着比常人更浓厚的兴趣，在其被收入《全唐诗》（《补编》所录3首非重阳诗）的作品中竟然有高达33首之多，为唐代所有创制重阳诗作家首位。与前代诗人不同的是，司空图则以组诗的方式抒写重阳诗。《白菊三首》（其二）中，他已经看淡了作为诗人的前程，“自古诗人少显荣”，所以他也就不去在诗里发什么牢骚，还劝人如果诗中动不动就要写愁苦的话，还是“须戒”的好。三首诗以“白菊”为题，但却跟重阳节日并没有直接关系，诗人借以吟咏的菊早已不是具体的某朵花，而是一个意象，用来隐喻独爱菊花的东晋陶渊明在诗文中所描写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在其《歌者十二首》中，诗人以重阳节所听到的歌者的不同乐器入诗，写乐器的声音与节奏，以及他们引发的想象，但最后通过诗意组合，还是落在对陶渊明那种隐逸生活的隐喻上。

同样的处理方式也出现在郑谷等人的诗中。其诗《菊》中写每天会从河边装着酒经过，黄昏时候还会绕过来看看黄花，“重阳过后频来此，甚觉多情胜薄情”，此处的黄菊是一种令人亲近的物象，让诗人受到感动。在其另一首同题诗中，诗人劝告那些把菊跟蓬蒿相提并论的人们，不要只是简单地把采撷来的菊花插戴在鬓上，“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秋日初阳下，菊花饱含露水散发出的缕缕清香飘满池岸，不会羡慕瓦松的高位。诗人赋予菊花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高洁品质，也能由此感受到诗人的人格追求。

通过将重阳节日的茱萸、黄菊等意象化，晚唐人的表达显得更加真挚。薛逢在《九日雨中言怀》中将茱萸和黄花作为故乡的寄托，诗人在异国他乡的单床冷席上睡不着觉，怀想着家乡的茱萸和菊花，“潜将满眼思家泪，洒寄长江东北流”，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怀乡情；李商隐在《九日》中怀念曾经一起把酒言欢的老友，“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霜天白菊在台阶上开得非常烂漫，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而今他已在泉下十年，“九日樽前有所思”，诗人在重阳节这天本该朋友欢聚的日子里想起他，情感充沛而浓烈。

重阳节，是唐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所喜爱的节日，不仅从政治制度层面为过好重阳节给予了保障，也通过君臣游宴、朋辈唱和、登高抒怀等不同的方式为重阳节注入浓重的文化生命力。与重阳节及其习俗一起，唐重阳诗则同样作为一座精神富矿流传下来，留待我们共同传承和开掘发扬。

（作者系文学硕士，供职于浙江万里学院。）